叩开经幢背后那扇文史之门
——走进唐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幢
易县城南一隅，有一座攒尖四角碑亭孤然耸立。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唐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幢。它既是一幢经，更是一扇门，走进去，我们就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深处。
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的这座高大经幢，距今已有1277年的历史。经幢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除幢顶为青石外，其余皆为汉白玉制成。幢座为一石雕须弥座，座下有方形平台，系后人补砌。幢身分上下两部分，由两块汉白玉雕砌而成，通高4.29米，直径90厘米，平面为八角形柱体，每面宽40厘米左右。
幢身上块自东起由左向右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18个字，占三面，下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颁发推崇《道德经》的诏书，对老子的《道德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习读使知旨要”。
经幢下块各面依次镌刻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共计八十一章。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 “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敕建”。幢身上端有一石雕仰莲宝座，其上才为幢顶。
幢顶用一块巨大的青石雕成，高38厘米，为屋顶状，呈八字形，与幢身形体吻合，从八角平顶雕出八脊，脊间刻瓦垅，再下刻有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一“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整个经幢，亭亭玉立，造型既端庄简朴，又典雅美观，屋顶状的八角形幢顶，为研究唐代建筑提供了实例。
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最伟大的先贤哲圣，这就是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其中一位在印度，两位在中国。他们分别创立了儒、释、道三宗思想流派，影响了这个世界两千多年。
伸出双手，抚摸经幢上这些冷峻的思想和凹凸的理念，春秋时期那位大思想家的超然身影和深邃哲思，竟象潮水一般涌入我们的思维和感觉……
据《史记》和《老子传》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老聃（意即两耳垂肩，长寿不老），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管理大周藏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始祖，属世界文化名人。
大概是读书读烦了，当官当腻了，或是把世事想透了，将红尘看穿了，老子决定辞官归隐，不再入仕。隐居乡野期间，有一天，这老头儿忽发奇想，要去云游，于是就骑青牛、出函谷，在函谷关总兵尹喜的陪同下，沿秦岭山脉一路西行，游览山川形胜，感悟日月精华。他们穿过“楼船夜雪瓜洲渡”，来到“铁马秋风大散关”，老子在散关安顿下来，开始潜心写作，终于为世人留下了这部博大精深、流芳百世的千古奇书——《道德经》。
这部书原名不叫《道德经》，就叫《老子》。这也正是人们把李耳称为老子的原因所在。后人之所以把《老子》改为《道德经》，是因为这部九九八十一章的哲学巨著，前37章讲的是“道”，属宏观范畴，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后44章说的是“德”，属微观层面，即治国安邦、为人处世的具体策略。一篇讲道说德的奇文，被后人称为《道德经》，是再贴切不过了。
老子，既是一部书，又是一个人，如今人书早已合为一体，在燕国下都、易州城南，矗立成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让全世界的人们研究者、感悟着、慨叹着、尊崇着！
老子《道德经》版本众多，现有130多种。易县的石刻道德经幢，是校译老子《道德经》年代最早的重要实物资料，是我国现存较好，年代较早，且形体最大的石刻道德经幢。为了便于保护，1986年河北省文物局拨专款，在其上建四角碑亭一座，2001年上半年又重修了碑亭。
这座碑亭目前就矗立在易县文化广场西侧、友谊路南端的龙兴观旧址内。很多人认为这罕世经幢自盛唐开元年间就一直矗在这里，其实不然。宋代有一部书，叫《天下舆地碑记》，专门记载全国各地、历朝历代碑刻铭文的分布情况和保存现状。据这部书记载：“易州道德经幢于唐开元26年竖立在易县城西开元观，到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由知府张孝祥移于府治（即易州知府衙门），后又迁至城内南隅的龙兴观至今”。这就是说，老子道德经幢最初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易县城西开元观中，而且被西风落日品读了431年。后因开元观日渐衰微，到南宋时才对其进行了由城西至城中、再由城中到城南的两次大迁移。如此庞然大物，非儿童玩具说拿就拿说走就走，看来古人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幢国宝，不惜耗时费力，两次搬迁，这才为我们留下了今天所能拜谒的这一千古奇珍。
玄宗为什么亲笔御注道德经？唐朝为何要崇尚老子？盖因老子姓李，又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所著五千言《道德经》一直被道教尊为经典，而唐朝皇室亦姓李，便尊老子为其始祖（太上玄元皇帝），以此神化李姓皇族，并借助老子的思想治国安民。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据《资冶通鉴》记载，在唐朝的几代皇帝中，唐玄宗李隆基尤崇道教，对老子传下来的五千言《道德经》也分外隆遇：开元21年，他亲自对道德经予以注释，颁布全国，命各州县镌刻，供人诵读；开元25年正月，又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进行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也就是在“置玄学博土”的第二年，易州刺史田仁琬“奉敕令”建造并竖立了这座道德经幢。
田仁琬并非历史名人，史书对其生平也鲜有记载。其实，这是一个功德无量却被史海湮没的人。我们从经幢落款“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中获取的信息只有以下三点：其一，该同志是老子道德经幢的创建者；其二，当时身兼二职（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集军权、政权于一身，想必很有才干；其三，曾被皇帝赏“紫金鱼袋”并获 “上柱国”勋号，应属当朝红人。上柱国，是唐朝的一种功勋等级，是对卫国有功人员的特别表彰与奖励，相当于开国元勋或是特级战斗英雄。这不仅是政治荣誉，还享受物质待遇。唐朝历代的“上柱国”获得者为数不少，其中玩书法的有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玩政治的有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狄仁杰，玩军事的有薛仁贵、徐茂公等。田仁琬能和这些大唐名流们并驾齐驱，绝非泛泛之辈。现在保定莲池书院中尚存专门为他而立的《田仁琬德政碑》。碑文记载，田仁琬曾做过5年易州刺史，开元28年2月迁官新疆，安史之乱期间曾出任安西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根据德政碑的描述，他在易州任内，“简而能断，布政优优，化人成俗”，政绩突出，民望极高。当他调离时，当地官民沿街跪送，伤心而泣。田仁琬调走8个月后，即公元740年10月，易州官民经请示朝廷恩准，特立《田仁琬德政碑》以纪念其政名官声。
经幢文字的书写者名叫苏灵芝，是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书法家，陕西武功人。公元750年前后，曾任易州录事参军。其笔力遒劲端庄，飘逸中不失劲美，堪与同时代书法大师北海李邕和平原太守颜真卿相媲美，被欧阳修誉为“唐代著名写碑手”。当时有人评论苏氏书法“视北海(李邕)则加庄，视太守(真卿)又多隽”，后世则称他“兼具颜筋柳骨而自成一家”，可见其书法造诣已臻化境。苏灵芝书法传世作品并不多，但他写的易州《铁像颂碑》、 《梦真容敕碑》、 《田仁琬德政碑》及范阳《悯忠寺宝塔颂》等碑文，历来被称为精品，现已全部列为国家级文物。
如此辉煌的一位书法大家，为什么正史鲜有记载、野史寡存传闻、书界不见“苏帖”、后世没有传人呢？原来苏灵芝在“安史之乱”中投降叛军，做了“逆贼”，从而毁了自己的后世英名。而他的“一念之差”，却为颜真卿的声名鹊起做了最好的铺垫。中国历来讲究文以人传、字以德名，史学界、书法界“贬苏褒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苏灵芝现象”并非绝无仅有，秦桧、严嵩、蔡京都是造诣极高的大书法家，且留有不少传世精品，但有谁会去师法大奸臣的手笔，自认是他们的学生呢？即使非常心仪，偷偷学了，公开场合也是不会承认的。北宋有两位著名诗人兼书法家，一位叫黄庭坚，一位叫文彦博，一次名流聚会，黄庭坚夸文彦博的书法“飘逸劲美，极似唐代大家苏灵芝之手笔”。文彦博立即反驳道：“何人师苏？灵芝所画实乃墨猪也！”意思是谁学他呀？苏灵芝那字儿就跟猪身上滚了墨爬出来的一样。可见一个人只要名节毁了，再好的艺术、再高的才华也不会得到肯定和传承。这似乎有点儿因噎废食、因人废艺的况味。
唐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幢——这座渐趋风化的历史遗存，猛一看，就是一根八棱石柱，上面刻了点文字，似乎没什么可探究的。但当你真正地深入进去，便会发现，你正一步步抵达历史的深处，正在走进老子、走进唐朝、走进田仁琬和苏灵芝，走进一座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走进一条幽深玄曲的文史长廊……
相关图片如下——
1、矗立在龙兴观旧址的御注老子道德经幢
2、道德经幢幢身
3、龙兴观仅存的唐代千年古柏
4、龙兴观残碑
5、苏灵芝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