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易县招待所宴会厅内外装修的还算气派，平时作为会场，午间将会议桌拼在一起就是大餐厅。人们在庆幸政府经营入不敷出若干年后有人承包下来，并且经营十分红火的同时，却忽略了建筑物也是有寿命的基本常识，而且旁边的土地出让时早已改变了它的结构，木架被截去数尺，墙面随之往里挪，整体受重早已偏移，就像一个垂垂老者，尽管衣着华丽，却不能证明他内脏没有朽化，而且还曾做过摘除手术，跟医院报警也不是久远的事情一样。果然2005年7月4日中午，它突然坍塌了……
根据目击者描述，它坍塌的具体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里面正有人进餐。蔽日尘埃下，惊慌失措的人们夺命而出，却有四个年轻的生命从此永远地凋谢在这里。
老者告别人世是规律使然的，老建筑坍塌是正常必然的，而殉难者中竟有许国永却是偶然的。
接到朋友的电话后我震惊不已，一个多么有才华的智者啊！一个多么让文化界敬佩的兄长啊！竟然陨命于一场灾难性的事故！
国永本是学医的，因为爱好写作，从防疫站调到县委办做了秘书，不久他便以能够驾驭全局性材料，颇得领导赏识和为文者佩服，而与当年的郝同武、岳金利并称为县委办三大铁笔。那时候我也在机关部门的办公室工作，起草公文是家常便饭，有时候遇到把握不准或者资料匮乏时都要求教于他们。恰巧他们三位在一个科室，找到一位便全找到了。三位铁笔各抒己见，各展才学，纷纷献技，甚或帮我拉提纲为我翻检他们库存的“弹药”，毫无怕别人学去真本事的倨傲和蔑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及至后来两杆铁笔高就，国永却被一把手留了下来，成为智囊和大型材料的主要起草者，甚至担任了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还要兼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见领导对他的倚重。
在行政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公文枯燥乏味。听讲话，就像听和尚念经，哼哼唧唧的套话官话没完没了；看公文，也就是翻到最后一页，知道工作怎么部署也就学习结束了。而写公文的呢？却是绞尽脑汁，旁征博引，昼夜加班，这个审查那个挑毛病折腾数日才能定稿通过，秘书们当时总结了几句话很形象：“费电费纸费烟省媳妇，”很形象地说明起草者的艰辛不易和无处言表的自嘲。审查关是最难对付的，不管你辛苦多少天，他一枪就敢给你毙了。起草者的感受是：审查者要么真的懂材料怎么写，要么是个外行，就怕他似懂非懂，你说全是混话吧，他说的还有点在理，你完全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吧，又文不对题，拿出去贻笑大方。既要体现审查者的意思又要不被行家笑话，把秘书们挤在夹缝里扎挣，仿若新婚之夜遇到大买卖，还无处诉冤，只能等待时日去适应。会议开始，才是起草者最难受的时刻，正式文件无所谓，宣读者是连年月日都不忘记念的，是全文通读，听众会拿着笔埋头勾画，起草者也觉得轻松；若是讲话则要支楞了耳朵细听，警惕着讲话者念了几句是否就把话题扯远了，或者抛开文稿干脆不用你的稿子自由发挥去了，那种难受是常人难以理喻的，是一种后宫嫔妃未曾被龙颜宠幸的失落，是一种怀胎数月产后婴儿不被人当人看的羞辱，是自己劳动成果被人践踏的激愤，是自己羞于认可自己是执笔者的愧疚，是感受自己仍旧不被人赏识的自惭。这种复杂的情绪像阴霾一样笼罩着起草者的胸腔，是秘书们能喝酒能抽烟的一大原因。这种起草者与审查者的摩擦，宣读者与受众者的剥离，最伤脑筋的最终还是起草者，他们希望找到既让宣读者满意又让受众者称赞的结合部，于是苦读范例佳作，研究宣读者喜恶的语言模式和文章架构，然而那个神秘的结合部却如佛龛灵光一样难以寻找，不好琢磨。
国永找到了。
这是一种笀鞋昏灯的修炼、一种别开生面的境界，一种只可意会的顿悟，一种自我开怀的清爽，甚或还有一种破解神符的窃笑，是自己上升一个台阶的快感，也是敢于俯视众才子的资本，同样是得到领导者赏识的门票，写匠和作者的区别。英明的领导总归是爱惜才华的，只要你闪光，就不怕别人说你不是金属。
国永写的公文立意高远，总揽全局，生动活泼，形象豪迈，经得住推敲，有细品知味的嚼头，不仅得到领导喜爱，而且让受众者钦赞。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谋划的发展思路，提出的举措，能够为大家认同，成为领导者的高参也就不称奇了。
在唐山参观时的晚上，我们同住一室，畅谈中我提出他应该把经验传授给年轻的秘书们。他苦笑道：如今把作秘书作为升迁的便捷之途的多了，把公文当“八股文”应付的多了，真正下苦功动脑筋的凤毛麟角就那么几个，怎么教？况且写作是个体劳动，不是一教就会的瓦木匠，只能是在帮助别人修改时慢慢渗透吧！想想也是实话，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群体中，主动传授经验会被人看作有好为人师之嫌的。
高处不胜寒。
2004年初秋的一天，担任常务副部长后不久的国永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看当日的报纸，那上面刊载了张旭的事迹。张旭是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为狼牙山区的绿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不到四十岁就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采写者是我的朋友赵向东。文章采写细腻，真实感人。晚上，国永主持了这篇通讯的研讨会，并请林业局的领导和张旭的家属参与讨论。事后有个别人批评他“不懂中国文化”，阻挠他继续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顶住压力，左右斡旋，终于促成了数日后县委政府隆重召开的张旭事迹报告会。此后上级有关部门授予了张旭更多的荣誉。张旭的事迹在燕南赵北迅即传颂，成为青年一代的学习楷模，同时易县在林业建设上的突出成就也得到宣传和光大。一个青年技术人员的牺牲令人痛惜，但痛惜之余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他背后的意义何在，却不是“懂中国文化”的人都能洞察的，也不是那种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人所能体味的。让曾经敬业爱岗的年轻生命安息，给以泪洗面的家属力所能及的安慰，使依然默默劳作在其他岗位上的人比有榜样，给浮躁于世的人施以强烈的精神震撼，把无私奉献者的精神境界推向理性的高度，从而使人们看到一个具有正气的易县、具有生机的易县、具有成就的易县。这就是他不能言表的良苦用心，这就是他善抓机遇的敏锐眼光，这就是他树立易县新形象的高瞻远瞩，这就是他雷厉风行、勇挑重担的过人胆识。
2004年作协召开年会，他应邀参加，讲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不久他写我的长篇小说的评论也见诸报端，时人称奇道：他对文学也有研究？细细一读，果然见地不凡。事后他说他也喜爱文学，可惜繁杂的行政事务和没完没了的公文写作不得不让他忍痛割爱，他和几位朋友创办了“四同文化工作事”，创办了《文化与财富》报纸，他说他退下来就安心做宣传易县文化的事，使躲在心底一角的那蓬文学之火满腔燃起……
竟遽然走了。
朋友不解我为什么没有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说我不愿意在心底留下凄惨的最后告别，我愿意每当怀念起他，他还是沉稳老练、生龙活虎的样子，因为我惧怕伤感。
但还是不经意的回忆起他。
公文是有时效性的，过时了就没人再去翻阅，因此写匠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譬如国永写了那么多年，没有一本著作遗世，不就是死者和生者共同的遗憾吗？可对于他，我承认他不是拿公文当一份工作任务去完成的，他是真正用心去写作，当事业来完成的。
伤逝，国永！
2006年元宵夜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