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贵大叔
黑夜失眠，我爱想事；越想事，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还越爱想。你说新鲜不，那夜，我竞然想起了连贵大叔。连贵大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但我却想起了他。
1949年，骄阳的麦秋，我爸我妈用绳子拉着石牛砫打麦场，正累得通身大汗，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他个子很高，穿一身月白浅洋布裤褂，戴一顶庄稼人无曾戴过的用铁丝拯起来的白士漂洋布帽，他竟然不嫌麦场上乎乎攘攘地麦糠、麦土把衣服和帽子弄脏，来了跟我爸我妈打了招呼就从我妈肩胯上接过绳套，跟我爸一起肩并着肩弯腰拉着石牛砫飞快地打起麦来。不到一会儿工夫，眼瞅着他脑袋和脸上就冒了油，全身的衣服也塌透了。晚上，我爸说，我们跟他是一个祖宗没出五府的个近当家子，他们是堂兄弟，同岁，都属猴，只是我爸比他生月大，他光我爸叫大哥，我爸光他叫连贵（奶名连贵）大兄弟。我爸说，你连贵大叔这人，看似傻其实不傻，人就是实在，干活、办事哪样都不差，他老婆就是看不上他，经常当着大伙的面挖苦他，挖苦得不解气时还骂，甚至于有时还伸手打。三年前的一天，他实在受不了老婆的野蛮暴行了，他失踪了，一个月后才有了信。这信谁想都想不到，他竟然去了北京，在一个单位找了份冬天烧锅炉，春夏秋干搬运的勾当。
自从那次在我家打麦场上见到过连贵大叔后，由于我上学后又参加工作，一晃儿十几多年过去了，再也没见到过他老人家。1959年冬，我受领导委派代表单位去北京，看一位因工负伤住院的工人，我终于等来了捎着去看一下连贵大叔的机会。我记得，当时他在北京市米市大街还是什么地方的粮站工作，年头多了，已经忘却了准地方，反正当时我是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去了竞没见着他本人，只是在他宿舍墙上见到了他本人的好几张劳动模范奖状。他同事告诉我，连贵大叔到煤场拉煤去了，可能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我不能久等，我留下了所住的旅馆名及房号便离开去办我的事，天黑我回旅馆，登记室负责人将一张荀慧生京剧院的戏票塞到我手上，说是连贵大叔让我晚八点进场。我准时付约，果然连贵大叔已提前来剧场门口等我。第二天他又请我吃饭。他说他没文化，不识字，但他懂得给国家干事，一定要老老实实，忠忠恳恳，听党的话，跟党走，事事当先锋，争模范。1965年他退休回了老家，每天都在自行车后衣架一边挎着背筐，带着粪插，骑着车到大街和马路上去拾粪，迟早把一筐粪拾满倒在生产队的地里去才算一工。他身体很结实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是退休回来才一年，他病倒了竟然就再也没有起来。到医院检查，五脏六腑挺好的，根本没检查出什么病来，可躺倒没俩月这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老人走的这么快，家里人懂得，谁都不准向外说，保密，这是他家的隐私。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禁不让说，瞒不让说，可就在连贵大叔去世的当天，街上人们就都嚷嚷动了，连贵大叔的死是与他那在生产队当会计不争气的儿子有关。在去北京单位报销的药费单子里，有一张12元的单据，在元的前边，儿子填上了一个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