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寿 老 祖
李文通
满族人管奶奶叫“太太”，管太太的公婆（曾祖父母）统称“祖”。我老祖（曾祖母）活了九十九岁，恰好白寿。依照草书之形变，文人们把七十七岁称作喜寿，八十八岁称作米寿，望百差一自然是白寿了。她十七岁嫁进我家，十八岁执掌家政直到病逝。在她由一个清纯少女渐变成满脸沟壑的老妪，以至悄然魂归的沧桑岁月中，在她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妇女历练成具有坚韧意志的世纪老人，熬度丧夫失子之痛的曲折而漫长的人生生涯中，造就出许多平实而传奇的经历。这经历如一笔取不尽用不竭的财富，耐人寻味、催人奋进，并时时感染着我们这些后辈家人和亲里乡邻，教我们摆正人生的帆舵，平安远航。
礼 节
我的祖上是满族镶黄旗，康熙年间跑马占地，定居直隶遵化。乾隆初年，奉旨迁徙到易县永宁山下，守护雍正皇帝的泰陵。随着清王朝“兆葬之制”的推行，帝陵便有东陵（遵化）和西陵（易县）之分。我的祖辈也因此在西陵繁衍下来。我幼时偶然见到过《家谱》（“文革”期间被毁），恍然记得最早迁到西陵的宗祖只是个执事人役，后辈逐渐做了官（从补服和顶带花翎上可以辨认）。满族人礼性大，小辈人要晨昏叩首，见面请安，一天不跪几十遍到不了黑。清代末期，朝廷实行同化政策，渐渐允许满汉通婚。当时汉人以攀结贵族为荣，纷纷把闺女嫁与满人。为避免婆家瞧不起，汉家女自幼就得习学满礼，防备嫁过去出丑丢脸、遭人作践。满人定汉亲则挑挑捡捡，百里选一，很有些蜂入花圃任我采撷的优越感。辛亥革命后，虽然满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但好礼的习性未变，而且作为一种特有的民俗传承下来。稍有点门面的人家还是不娶不懂礼性的汉家女的。
老祖那年十七岁。
她的娘家很穷，父母根本没有把她嫁给满人的意思。只要有人做媒提亲，只要那家有碗粥喝，甭管他是什么族，父母就知足！
那是一个阳春的季节，老祖穿着缀了补丁的花袄，挎着竹篮在路边剜菜。那一天太阳暖洋洋地照着，路边的草窠冒出绿芽，各种能吃的野菜杂在其间。她专注地挖着、拣着，想象着野菜掺在粮屑米糠中酸涩的味道，甚或没有瞧见正向自己走来的一位书生。
那书生是从城里的学校归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经席卷到这座距京师不远的小城。他一如别的年轻人一样，热血澎湃地加入了这个洪流。他和同学们商定，要和封建家族决裂，要用“德先生（德谟克拉西，英译民主）、赛先生（赛恩斯，英译科学）”救国。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家里人，他要远行，要和他的同学们去开辟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
他就是我的另一位老祖（曾祖父）。
他一边走路还一边津津有味地读着《新青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等时代檄文鞭辟锐猛，掀天动地，唤醒了他的“伦理觉悟”和“呐喊思潮”，以至没有看到路旁为一家人生计忙碌的姑娘。
他踢翻了她的菜篮。她的菜篮也拌了他一跤。
在相互致歉中俩人相识了。她惊异于他颀长的身材和文墨的谈吐。他惊诧于她的率真和俏美。俩人脸红着分别了。
曾祖父终于没有走成。他的额娘已病入膏肓。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她唯一的遗愿就是看到老儿子（曾祖父排行老末）拜过花堂，才能无所抱憾地告别满堂儿孙，含笑九泉！
曾祖父哭着答应了。
是谁做的媒是谁做的主，我无从考证，反正曾祖父用两担谷做定礼把蒙着红盖头的老祖娶进了家门。
先拜天地再拜高堂。曾祖父虽然在外面读新学，但凭着孩提时严格的礼教底子，还是很规矩地跪了下去。老祖那天却出了洋相——她亚根就不懂得啥叫三叩九拜请安打千。透过红盖头见男人矮了下去，又似乎觉得男人拽了她一下，便顿悟了夫婿的暗示，知道也应该矮下去，但矮到何等程度双腿如何弯曲，现学已经来之不及。为表达她对天地的无比虔诚对公婆的深切敬意，她“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妯娌们哄堂大笑。
曾祖父把老祖丢在洞房，含羞带愧地躲了出去。
老祖的率真质朴（亦或称做洋相）有一是一毫不做作的惊人之举，引发了谁也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她婆母的病奇迹般的好了，而且一好就是七年，看到了六个隔辈孙儿。其次是在她过门的第二天，她的公爹（一个做过五品候补道台的满清遗老）把全体家人集合起来训话，意外地宣布：自本日起，家中女眷概不行礼！
妯娌们抱着老祖连亲带掐，高兴地乱做一团。要知道在这个家族中，因为繁缛的礼节，她们经常挨训斥、遭责骂，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老祖的出现竟然使满清遗老开明起来，破了几百年的规矩，不是奇迹是什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