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寄希望 晦暗处见光明
——读高适送别诗有感兼论作品“提溜”着写
易水河畔的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影视编剧、作协主席李文通先生，曾多次告诫他的文友和会员们：作品一定要“提溜”着写。要让读者或编者于晦暗处看到光明，从绝境中获取希望。那股被称作文胆诗魂的“精气神”、那种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千万不能散，绝对不可泄。否则，你的作品很容易坠入消极颓废的晦暗之渊或是沦为无魂腐尸般的一堆烂肉。
醉龙对此深有同感，极为赞同。
近读唐诗，重温高适《别董大》送别篇，感觉这正是一首“提溜”着写的典范之作，并深为作者“提溜”诗意的胸襟气度和笔下格局所折服。故对此诗稍加赏析，与文朋诗友们共同受益——
别 董 大
唐·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约704年—765年)，字达夫，汉族，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 (suī)阳)。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渤海县候，世称“高常侍”。死后赠礼部尚书，谥号忠，现有传世作品205首。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是唐代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高适的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冰寒之中包含热力，荒蛮之中蕴涵活力，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写边塞，苍茫而不悲颓，赋送别，荒渺而不凄切，尽脱前人窠臼，独开一代诗风，被誉为边塞诗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开封禹王台公园内有座“三贤祠”，即专为高适、李白、杜甫而立。后人又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
《别董大》是一首送别诗，作于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当时高适43岁，客居商丘睢阳，尚未入仕，多年浪游无成，贫穷潦倒，“以求丐取给”——靠友人资助维持生存。二十岁时他游历长安，雄心勃勃，自以为求取功名唾手可得，曾写下“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诗句。但十二年中“两试不第”，仕途多舛，功名渺然，狷狂之气渐消。后北游燕赵，到蓟门、卢龙一带，欲入军门幕府寻求进身之路，但均未如愿。期间与李白、杜甫成为至交，诗词创作进入鼎盛期，每有新作，人们争相传诵，诗名渐隆。但命运依旧乖舛，囊中愈发羞涩，以致在《别董大》第二首中谓然慨叹：“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馀年。丈夫贫践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送别者已是如此奇特，才高境窘，令人扼腕，那被送之人能得高适这般敬重，又是何方神圣、哪路名流呢？
董大，实名董庭兰（约695—765年），陇西（今甘肃省）人，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的著名琴师，善吹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古乐筚篥（bì lì，一种管乐）和弹奏七弦琴。因在家排行老大，且琴艺高绝，故被称为董大。当时琴界盛行沈家声和祝家声，他向凤州参军陈怀古学得了这两家的声调，后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把自己擅长的《胡笳》曲整理为琴谱，独创了“哀笳慢指董家声”（元稹《小胡笳引》）。其独特高绝的音乐造诣，迅速超越并取代了沈、祝两家，成为“高才脱略名与利”的音乐圣手，并与许多著名诗人结为好友，高适便是其中之一。
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并不多。唐代著名琴家薛易简说：“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可见他的生活颇为清苦。及至晚年，他终于得遇既爱音乐又懂音乐的知音宰相，成为房琯的门客，但却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诗人杜甫为他辩解：“庭兰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而唐代著名判官、诗人崔珏，更是热情赞美了他和房琯的关系：“七条弦上五音寒，此乐求知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即房琯），始终怜得董庭兰。”
后来，房琯获罪被贬出京，庭兰失去倚靠，再度携笳负琴，四处漂泊。这日来到商丘地界，恰遇好友高适。中原腹地，古镇睢阳，一壶聚散伤情酒，两个天涯沦落人，盏尽壶空后，方聚又散时，对苍黄暮色，纷飞大雪，执手相看泪眼，茫然不知前程，那是怎样一幅凄凉酸楚的境况啊！
然而，高适就是高适，他的诗毕竟与众不同。
在唐人的赠别诗篇中，那些缠绵凄清、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如高适这般慷慨悲歌、心境逆转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李白《忆秦娥》）与渭城风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类题材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在这首送别诗中，高适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如此激昂慷慨，洒脱自信，在逆境中寄希望，于晦暗处见光明，给人一种强烈的精神鼓舞与信念支撑。
这也正是历代诗选将其列为上品并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原因所在。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开篇两句，用白描手法直写眼前之景：北风呼啸，黄沙千里，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以致云似乎也变成了黄色，本来璀璨耀眼的阳光现在也黯然失色，如同落日曛晖一般。大雪纷纷扬扬，遮天蔽日；群雁长空阵乱，冒雪南飞。诗人在这荒寒壮阔的环境中，送别这位身怀绝技却又无人赏识的音乐家。
以内心之真，写别离意绪，愈见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更显悲壮。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黄景色。一个“曛”字，曛黯了整个送别的场景与离人的心境。
黄云蔽日，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沦入凄凉与颓丧。试想日暮黄昏，苍茫雪野，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怎不使人徒生日暮天寒、游子何向之感？旷世才子沦落至此，怎不令人欲哭无泪、欲吼无声？作为好友，于斯情斯景中送君上路，又怎不令人肝肠寸断，裂肺撕心？头两句以苍凉景物来暗喻内心之郁积、胸间之块垒，铺垫得令人压抑、令人憋屈，令人凄楚、令人怨愤。接下来，按照惯常思维，必定是怪苍天无眼，恨世事不公，怨命运乖舛，叹世态炎凉，发一腔牢骚，泄一番私愤，抒一怀愁怨，吐一口恶气。虽舒磊解恨，痛快淋漓，实则并未摆脱自怜自艾、埋天怨地的陈腐窠臼。
高适乃诗词大家，显然不欲落此俗套。
他笔锋一转，突现昂扬：“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即是对朋友的劝慰，更是对董大的鼓励。此去前路茫茫，但你不必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人谁不知道你琴坛圣手董庭兰啊！这临别赠语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甩掉悲戚，抖擞精神，勇敢上路，笑对未来。这比“秦娥梦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名句，格调与胸襟显然又高出一筹。
在写作手法上，诗人先抑后扬，异峰突起，达到了令人为之一振的艺术效果。如果没有起句、承句的刻意渲染和精心铺垫，就衬不出转句、结句的慷慨激昂与信心和力量。唯有在前两句做足了功夫，用尽了气力，才能让人感受到后两句的转折之奇兀，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寄语之激昂。这两句，既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也是对友人品格和才能的高度赞美，更是对他未来前程的衷心祝愿。送别诗能够写得如此豪迈向上，实在难得！
作品怎样“提溜”着写？唐人高适，已为我们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提溜”着写，就是要学习和借鉴古今名作中的思想境界、艺术感触和写作手法，努力增强自己的思维独特感和艺术表现力。
“提溜”着写，就是要把更多的功夫下在诗文之外，不断提高自身的视界、胸襟、格局与气度，以雄阔的视角去品读世相百态、以独遂的洞察去感悟社会人生。
“提溜”着写，就应向文通主席的《那年有匪》学习，把一部草莽传奇与历史文化、与匪盗心理、与雄霸情结、与救世理想、与民族大义进行有机融合，让作品具备多层面、多角度的哲学内涵和精神蕴藉，为读者展示出极具中华风骨的满卷人杰和一册鬼雄。
“提溜”着写，就要像著名女诗人刘锦寰一样，飞花摘叶皆成剑，俯仰偶拾俱是诗，从普通物象中发现哲理，用平实的语言透射深邃的内蕴。无论是一串不改的乡音还是一幅毕加索名画，都能提炼出与众不同的情感走向和艺术维度。
“提溜”着写，就要像卢国章的中篇《狼牙山情事》一样，在酸楚的岁月里凸显坚韧，于残破的命运中追寻梦想，以浓郁的地域特色烘托出狼牙山人锲而不舍的生存意识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提溜”着写，就该如闫增联的《红石穿空》那样。作品以黄土岭战役、寨头惨案为背景，以八路、日伪、山民、恶霸等多重势力争夺太行金矿为主线，倾情讴歌了以崔老国一家为代表的太行父老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与日伪恶霸拼死抗争的民族风骨和浩然正气，重点塑造了崔唐儿这个天赋异禀、铁血精魂的少年英雄，为我们展示了一卷弘扬太行风骨、振奋民族精神的长篇历史传奇。
寒江雪的《腊八粥》“提溜”着写，用舌尖丈量岁月的长度，便品出了东北雪、中原风、北国情、江南韵，品出了父辈桑麻之艰辛、母性慈爱之绵长、人类生存之不易。
张桂娟的《那片海》“提溜”着写，便使那一泓“梦中的归宿”，由曾经的寒凉、曾经的哀怨，重新变成“天一样的纯净蔚蓝，心一般的执着温暖”。
宋金珠的《公子问路》“提溜”着写，便把一则以“智”和“讽”为基调的民间故事翻出了新意。通过傲慢公子的自我警醒、谦恭求教和知错立改，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文学作品“提溜”着写，就是要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压缩负影响，传递正能量，把主题和意境“提溜”起来。但这并不等于让你刷标语、喊口号，演绎方针，图解政治，搞“假大空”和“高大全”。而是应该艺术地提溜，智慧地打磨，独特地发现，巧妙地表述。
诗文作品“提溜”着写，这应该成为我们大力提倡和自觉践行的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新常态。
丙申猴年正月初二草成于易水南岸听雨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