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姐
刘金珍
2002年清明节的前夕，大姐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我无法用“伤心”表达我的情感，因为让我放不下的不只是她被癌症折磨的从近90公斤瘦到不足50公斤的惨状，也不只是她历尽苦难却短暂的只有53岁的生命。最后一次见到大姐的时候，她已不能下床，但当她睁开眼时，我还是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她那特殊的眼神，那种一定有话要说的眼神。大姐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反复问她，最终她也没说，只说了句“你对得起我了”。我想大姐肯定有话要说，她肯定是带着遗憾走了。
我们姐弟4个，大姐为长。母亲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儿时母亲的印象早已模糊，大姐才是支撑我生活和心灵的靠山。记得4岁那年我得了胆道蛔虫病，白天大姐背着我到邻村（大巨村）打针，晚上抱着我睡觉，这样很长时间病却日渐严重，疼得我几乎要死。大姐急了，联系好队上的马车等父亲下工后带我去看病。父亲带我到县城驻易103部队医院，拿了0.16元的驱虫药，我的病好了。大姐高兴极了，也能睡整宿觉了。
大姐从19岁支撑起了这个家，又当着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里里外外，风风火火，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强人。当时家里穷，一家人的衣裳都打着补丁，但由于大姐的勤劳，我们的衣着永远都是合体的、洁净的，逢年过节，总能穿上旧衣服翻做成的新衣服，大姐很要强，不愿意让人们认为我们姐弟四个是没娘的孩子。家里也总是收拾得整洁体面，尤其是大姐做的饭菜，得到了村里的大婶、大妈的交口称赞，所以，下乡干部吃派饭经常在我家。
70年代初，村里开始有人穿凉鞋了。当时流行前露脚尖后露脚跟的女式凉鞋，看到许多同伴都有我很羡慕。大姐看透了我的心思，晚饭后，默不作声地忙开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油灯下大姐忙碌的身影。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叫醒我，把一双自制的、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塑料底、花绒布、代带儿凉鞋放到我的脚前。我高兴地穿上新鞋就到村里遛了一圈，招来许多同伴羡慕的目光，心里就别提有多美了。
按农村的风俗，要为死者过“百日”，那天要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一块祭奠，主人要摆酒席。68年农历十月初四是我母亲的“百日”，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无力承办，19岁的大姐竟用白菜摆了7桌席，乡亲们为大姐的能干称赞不已。
大姐的青春韶华是怎样度过的，我无法说清，只知道她柔弱的肩膀上压着沉重的负担，只知道她没有上过学，只知道在她的操持下，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75年，21岁的大哥娶了大嫂，家像个家了。直到1976年，大哥的宝贝女儿出生，大姐一人操持完30桌的宾朋，排行老大的她才放心地出嫁，那年她已经29岁。
大姐常说：苦瓜秧上结不了甜瓜。到了婆家，依旧有副沉重的担子等着大姐——2个老人，4个小姑子，8口人的穷家不好当。大姐和姐夫骑着自行车串村卖菜，滚雪球一样地经营着。自行车换成了小驴车，小驴车换成三轮机动车，日子好起来了，宽敞的新房子盖起来了， 4个小姑子出嫁了，3个孩子出世又长大了。眼看着享福的日子到了，大姐却得了一种罕见的病症——腹膜后分泌系统癌。
村里的乡亲们纷纷来探望大姐，他们钦佩大姐的持家、为人。家人们不惜一切地为大姐治病。然而，钱救不了大姐，情也救不了大姐。北京住院，专家会诊，依然无力回天，手术失败了。
我曾多次让大姐来我的新家住些日子，可大姐总是说：“活儿多，走不开。”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大姐终于答应了：“今年不种药材了，冬天农闲了我要到易县住一阵子。”我真的好高兴，家人们也好高兴。然后，当年夏天大姐就病了。我把大姐接到我家——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大姐早已成为支撑我生命和心灵的慈母。然而，看着大姐在病痛中挣扎，我次次努力次次失败，我知道，我的心是无法偿愿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站在大姐的坟前，沐浴着凄风苦雨，想着大姐对我的恩情，想着我们姐妹间无以言表的特殊感情，我默默地流泪，心默默地流泪。记得当时大姐总是为我洗衣、洗头、梳头，总是把自己省下的零用钱塞到我的手里。我在县城上学期间，每次返校，大姐都要给我带上好多好吃的，每年端午节，大姐知道我爱吃粽子，包了粽子总给我留着。天热，就把粽子装进篮子系到井里，等我回去吃。
清明的细雨漫无边际地飘着，吻着我的头发，吻着我的脸，望着大姐坟前的纸灰，我似乎忽然领悟了大姐的眼神，领悟了她弥留之际想说而没说的话——其实大姐不是放不下这个世界，不是放不下还没有享过的福，而是放不下还没有受够的苦，放不下肩上那副永远沉重的担子……
我想告诉苦命的大姐，生命是脆弱的，它本不该承载那么多的责任，那么多的苦难。
站在清明的雨中，我想了很多．．．．．．相识的同龄人和小字辈同事、朋友，大都称我“大姐”，我很幸福，更感厚重。我要用大姐教会我的包容、善良，对待这个世界，对待爱我、我爱的人们，了却大姐的遗愿。
站在大姐的坟前，我默默地祈祷，祈祷大姐在另一个世界安宁、轻松，不再有那么多的负荷，不再有那么多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