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 文 盲 钱钟书 [复制链接]

谈教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麽？”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animalcalled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着的爱利恶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麽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麽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麽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Supprimees)第五八九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Ｓｎｑｕｅ)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麽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hasgiventhouoneface,butyoumakeyourself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写到这里，我忽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麽？难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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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句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不过，话虽如此说，有许多意见还不失禅宗洞山《五位颂》所谓"偏中正"，例如学术理论之类。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按照希腊来阿铁斯(Diogenes laertius)《哲学言行论》六卷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博马舍(Beauma rchais)《趣姻缘》((Mariagede Figaro)里的丑角说："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小花脸的打浑，而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音的动物。"那又何妨？
　　禽啭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圭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明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噪杂，最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静。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尼——一个回忆》(To Jane ARecol lection)里，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 Harp)云："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悔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i lsol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 smal l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und 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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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说笑》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象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mcaniqueplaquesurLe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

　　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Twain）：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http://www.zuowen.com/e/20081118/4b8bc95f8fe40.shtml

论快乐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Ｖｉｇｎｙ）的《诗人日记》（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ｎｐｏ
ｔｅ），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ｂｏｎｈｅｕｒ）一个名
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Ｓｉｌｅｂｏｎ
ｈｅｕｒｎ'ｔａｉｔｑｕ'ｕｎｅｂｏｎｎｅｄｅｎｉｅ！）。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
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
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概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
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ｅ）一词，
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
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
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
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
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
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
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
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
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
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
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
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
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
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
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
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
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
本不会想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
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
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
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
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
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
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
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
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
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
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
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
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
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
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
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
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
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
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
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
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Ｍａｌｌａｒｍé），都觉得文明
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
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
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
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在《碎金集》里建立一
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Ｒｏｄｅｎｂａｃｈ）的诗集
《禁锢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
（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
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
发现(Einebewunderungswrdige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
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
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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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A Quoi r vent les jeunes filles）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 riel 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é 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the Macheth）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和凯罗（Gottfrien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