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想起我的二爷。
老爹说我是数典忘祖，清明节、中元节这类的节日和祖辈的忌日也不上个坟。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每次想去，都因为屁大点儿的事找个借口就不去了，所以大概心存愧疚吧，但又不以为意，觉得只要心里有他们就行了，干嘛非得鞠躬磕头去？
不过也怪，以前还经常做梦梦到爷爷、奶奶、二爷，可现在不管怎么想也梦不到了，所以只能想念想念。
到后来，爷爷奶奶似乎真的是心无挂碍，放心地走了，我有时候连想都想不起来，连点儿心里感应都没有了。可二爷却总是时不时在我脑海中飘出来，像个水鬼一样在水面露出头，让我有些惊悸。每每他一浮出“水面”，那张褐色的脸就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我多忙，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活计，像是履行义务似的，必须认真地回想一下他的样子。
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把肉挤成了几条蚯蚓，密密地紧挨着排在一起；两撇淡淡的小胡子还挺诙谐。他可爱的地方就是那两个苹果肌，圆圆的，一笑，还有两个酒窝。而且我觉得这老头儿对太祖辈基因传承得不错，大眼睛、双眼皮。这一脸高配，让他到老了都显得很年轻。
在老家里，爷爷奶奶住在正房，二爷在配房，以至于我小时候经常以为他是家里雇的长工——那时候我就听说我爷爷是地主。不仅如此，爷爷在家里呆着的时候，二爷去上地干活儿；夏天，他干完活儿回到家里，累得猫着腰，满脸大汗，薄薄的衣衫和着汗水沾在身上，仿佛也是一层皮，揭都揭不掉。我更觉得二爷像个长工了。
后来大点儿了，我才知道，原来爷爷和二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是不是讲究什么嫡庶之分，还是太爷对这俩孩子有什么偏向，让爷爷成了地主，二爷反倒成了“长工”。当然，也可能因为别的原因，例如，歧视——二爷是个哑巴。
小时候，住在县城里的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回老家，二爷就猫着腰热情地迎接我们，两只手比划着，嘴里发出“呔、呔、呔”的声音。那满脸的笑，让他的苹果肌更圆了，简直就要爆了。
可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些怕他——尽管他是个那么可爱、那么热情的小老头儿。
在他的东配房里，他追着赶着和我们逗着玩，嘴里还发出“呔、呔、呔”的声音。我们哄笑着到处躲，穿着鞋跳到他铺着竹席石炕上。背靠在窗棂上，我看见他站在黑洞洞的角落，褐色的脸，粗糙的手，听他假装吓唬我们嘴里发出“呔、呔、呔”的声音，那时我脑子里第一次闪过一丝可怕的想法——他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哑巴不会说话有多难受？
从那儿以后我就怕他了，还怕所有的哑巴，更怕所有类似于二爷站的那个黑洞洞的角落。
我总是感觉哑巴和黑暗是世界上最窒息的搭配了。
每次爷爷的地主脾气一上来，就会冲二爷大吼大叫，吹胡子瞪眼。我觉得也挺害怕。可是二爷只能歇斯底里地“呔、呔、呔”地反抗几句，自然无果，然后皱着眉头不情愿地走开了。
所以说，哑巴和黑暗是世界上最窒息的搭配。庆幸吧，这是兄弟俩，而且不是在旧社会。不过我知道爷爷不是只针对二爷欺负的，爷爷那地主脾气一上来，谁也不放过。对自己的孩子，对我们的奶奶也爱吹胡子瞪眼、大吼大叫。所以不去刻意理会他。
爸爸说，因为爷爷是地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了批斗，爸爸他们哥儿三个上学什么的也受到了阻碍。我觉得很纳闷，爷爷是地主，可我二爷是长工啊，为什么没见二爷受到尊崇？我思来想去，大概是因为他是个哑巴吧。甭管什么样的社会，只要一个人出不了声音，大概就没人去在意他，甚至可以欺负他。
想到“欺负”二字，我不再继续想了。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即便想到二爷，我也只能选择性地去想他的音容笑貌了，想到他追着我们玩儿时嘴里发出的“呔、呔、呔”的声音。
后来，二爷去世了。还好爸爸他们哥儿仨还有点儿良心，给他看病、住院，养老送终。爸爸说他得了什么癌。我不想听，也不想去看他。不是不想，是不敢。
都说劳动人民是光荣的，但我好像没听见看见人们对哪个哑巴劳动者赞赏有加。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可以回到小时候，我希望我能依偎到他怀里，给他讲故事。然后，偷点儿爸妈的钱，给他买几身西装、唐装。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唐装这么一种东西，毕竟那会儿我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孩子，也没那么多想法。如果小时候我知道我对他的那种怕名字叫“愧疚”，那么我现在想做的事那时也就全做了。虽然长大了，知道什么叫愧疚和尊重，可惜太晚了，那时被愧疚压抑得早已把很多东西刻意删除了。只剩下不敢想和不去想。
现在，全国掀起了脱贫攻坚运动。我恰恰在这扶贫的工作岗位上。每次看到工作微信群里农村的照片，看到农村房子里黑洞洞的角落，我都会想起二爷和他站的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干部报的痴傻呆苶的残疾贫困人口的资料，我也会想起二爷是哑巴这个事实来。
我希望国家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像我一样，怀着畏惧的心情去扶贫——不是畏惧工作艰难，而是畏惧他们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呼声到底有多难受——更何况那些残疾人是没有呼声的，像哑巴一样，像死了一样。
二爷，一路走好！如果你还没有投胎转世，还留恋农村的话，那么就等我们的农村建设好了再回来。而且到那时，你不再是个哑巴，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