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洛音乐会
后山祭祖音乐的“传人”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乐舞“是一种祭奠仪式”。恩格斯也说：乐舞“是一切宗教祭奠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传承于古代“乐舞”的涞水民间花会，都以祭祖祀神、自娱互娱为目的在民间流行。
受地理位置影响，涞水是一个多教多神地区，佛、道、儒、自然神、人神的庙宇遍及各村。宗教对涞水农民的思想、文化、风俗有着重大影响。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大都不为一种宗教或某一个神所绝对统治，而往往是遇到危难才临时抱佛脚，见庙就烧香，上至玉皇大帝、西天如来、太上老君、菩萨、关公、孙行者，下到龙王、山神、城隍、土地爷；大到天地，小到山丘河井碾磨，从消灾解厄的实用目的出发，均可作为崇祀对象。只有一个神例外，那就是对后山庙的轩辕黄帝——所谓的“老奶奶子”。
在百姓潜意识中，别的神是高高在上的“天神”，而“后山老奶奶子”则是自己的“家神”，是自己嫡传“祖宗”中的开山先人。因此，无论有无所求，每年阴历正月14、15、16三天，以及3月14、15、16三天，各种民间花会都要为后山奶奶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都自动参加，焚香叩拜。
参加祭祀的各种民间花会中，音乐会的地位最高，为各会之首。因为它们是伶伦“后山祭祖音乐”的“传人”。
关于音乐会是伶伦“传人”的说法，不是源自史料，而是将音乐会在后山祭祀中所起的作用，与伶伦在后山祭祀中所起的作用相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请看：
一、伶伦是黄帝委派在后山主持祭祖的乐官，作为当时的“巫”，伶伦应该能“请神”，能跟神“说话”。涞水音乐会也能“请神”，而且是京南保北唯一有“请神”功能的民间花会。说到音乐会“请神”，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例如请后土黄帝，先悬挂“后土黄帝像”（画像或塑像），继而在黄帝像两侧悬挂“四值功曹”像，最后，音乐会“文坛”众人沐手焚香，击磬四通，和着乐器演奏的音乐唱《请神赞》（也叫《举香赞》、《接引赞》或《接佛赞》等等），神就算被请到。请神过程中，“磬”和“四值功曹”尤为关键，磬在音乐会中传说能通神，四值功曹则是在天庭和人间来往传递信息的神，两个来回接力，缺一不可。其实，所谓请神，实际上就是请神的人在自说自话、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罢了。不过，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认为那样做真能请到神。
二、“磬”在伶伦时期，只是“巫”用来“请神”的响器，商周以后才愆变成乐器。在对磬的使用上，涞水音乐会与伶伦时期相同，也是把磬当“请神”的响器（或称法器）而匀当乐器。“请神、送神”时各敲三通，“请、送后土黄帝”和“请、送祖宗”时，为表示虔诚，各敲四通。民间谓之“神三鬼四”。“磬”的实际用途虽然不大，但它却是音乐会“灵”之所在，不可缺少，否则就请不到“神”或送不走“神”。特殊情况下，“犁铧”可以代替磬使用，神灵认可。
三、“云锣”在伶伦时期叫作“钟”，是供神时装五谷的器皿，因为它摆在神案上，离神距离最近，所以地位最高。商周以后“钟”逐渐衍变成祭祀乐器“编钟”，最后成为云锣。它的愆变过程是“特钟——编钟——方响——云璈——云锣”。尽管云锣在音乐会中不是主奏乐器，但由于它出身高贵，音乐会仍然按照伶伦时期对待“钟”那样，把它高高地排在乐器之首。
四、现在祭祀后土黄帝仍然要供奉五谷。五谷也可以用黑豆或小米来代替，因为传说它们是伶伦祭祖时期的五谷之一。尤其是下车亭的小米，被称为后山祭祖的“贡米”。玉米、黄豆之类不能用，外来物种，黄帝不认识，不肯吃。
五、音乐会每年要携带乐器到伶伦试乐的“乐坪”（今洛平）去点笙定调，否则乐器发出的音不是“正声”，不是“正声”，便不能被“神”接受。
六、涞水音乐会中曾有一条会规：在后山举行祭祀活动时，除“请”出黄帝塑像（或悬挂“黄帝画像”）、“四值功曹画像”以外，还要摆设“伶牌”。不少音乐会在解放初还保持这个规矩。至于为何要摆“伶牌”？从何时开始摆“伶牌”，“伶牌”代表谁，则无人知晓也无文字可考，只知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一辈又一辈的乐人就是这样办的。史学家断言，伶牌即伶伦之牌位。乐人在演奏前供上发明乐器和乐律之祖，当在情理之中。
同涞水其它音乐会相比，南高洛音乐会与后山后土黄帝庙的关系则更近一层，原因是：
一、南高洛音乐会的规模大于其它村音乐会。相传最盛时，仅操乐器的乐手就有三百来人，奏、打、唱一应俱全。据说有一年他们去后山朝鼎，加上旗幡车马及抬“后土黄帝神像”的仪仗、服务人员共一千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排了三、四华里长。碰巧慈禧太后到西陵扫墓，两支队伍相遇，出于对后土黄帝的敬畏，慈禧主动给南高洛音乐会让路。
二、后山境内有南高洛音乐会一亩三分专用场地，供他们搭棚、请神、举行祭祀活动时使用。其它音乐会则没有，要想在此演奏，只能向南高洛音乐会借用。关于这块地的来源，传说古已有之，土改时期易县人民政府曾给南高洛音乐会发了《土地证》。
三、南高洛音乐会有《后土宝卷》，涞水其他音乐会则没有。因此，在一年一度的后山祭祀活动中，南高洛音乐会担负着“请神、宣宝卷”的主祀、颂神责任，其它音乐会只有祀神、娱神的任务。
《后山宝卷》分上、下两卷，全部宣完大约需用两天的时间。
据音乐会老艺人传说，音乐会在后山祭祀时，早年间宣唱的经卷是《褅祖经》（也称《褅祖宝卷》），从金代开始，宣唱的是《后土宝卷》。《后土宝卷》共有三个版本，最初版本的作者是金代道士刘和光，他看到后土黄帝呈女像，便杜撰了一个故事，说后土黄帝是行唐县张姓少女，苦修成道，因护佑百姓、救刘秀有功，被刘秀封为后土皇帝。因为故事是按佛教“俗讲”的套路写出来的，是讲述后土的事，所以就叫《后土宝卷》。这也是后人将南高洛古乐误判为佛教音乐的原因之一。其实救刘秀的并不是张姓老太太，即使是，刘秀也不可能将其封为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帝”。由此来看，刘秀对后土黄帝的真实身份还是清楚的。佛教界后来也搞了一个版本。音乐会使用的是介于佛、道之间的一个“儒教”版本，里面掺和着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学说。这也是中国古文化在传承中常出现的融合现象之一。
四、南高洛和北高洛原为一个村，叫“高乐”。关于村名的起源，据南高洛民间传说：高渐离击筑刺秦王不成，被诛九族，高有一侄原为后山乐工，逃到此地避祸，靠教授音乐糊口。秦亡后，为纪念高侄，后人称此地为“高乐”，沿用至今。即使明朝移民时从山西迁来了闫姓大户，村名也没更动。
南高洛村曾有商、周时期的陶罐、陶釜等文物出土，说明那时这里已有人居住。但高渐离之侄是否在这里教过音乐，未见史料记载。不过，高洛百姓对音乐那种痴迷程度，确实令人难解：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村里除了有古老的音乐会之外，竟然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南乐会、两个吹打班和一个铜管乐会！
五、南高洛音乐会称自己的祖师是李延年。
据史料记载，李延年确实为鼓吹乐改编过二十多首乐曲，鼓吹乐是音乐会的“源”，南高洛音乐会称李延年是自己的“祖师”，理论上成立。
结论：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南高洛音乐会与后山之间关系”的明确记载，但是，通过以上间接的史料、文物、民间传说和现实情况相互印证，仍然可以断定：
南高洛音乐会——后山“祭祖音乐”的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