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泉之野考
古史记载多处有阪泉，今涿鹿县有之，徐水有之，延庆县有之。多在今河北境内，或曰古冀州之内。这充分说明，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征战，主要在河北境内进行。《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其志”。后人把黄帝同炎帝征战过的地方，均称为“阪泉”。这就是史书中有多个“阪泉”的缘故。
关于阪泉之战和釜山合符地望考
周长富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黄帝部族和炎帝部族发祥地较近，联系较多，长期通婚，很早就组成部落联盟。宝鸡斗鸡台基地考古证明：“姬姜联婚之后，姬姜二族开始混居”。①黄帝族和炎帝族的联盟，成为形成中的华夏族的核心。他们与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等先民部族通过结盟、战争、裒田、分封、联姻、流亡、迁徙等交往形式，共同融合成中华民族。
应当说，炎黄集团和东夷、苗蛮集团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影响、共同融合是经常性的，而战争状态却是暂时的。但常态的交往丝来线去习之若素，而战争惊天动地易入史册。《史记·五帝本纪》就记录了黄炎部族之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东夷部族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对于这两次战争，我们结合易水及以北地区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蚩尤，西汉的多数学者都说蚩尤是九黎的君长。如:孔安国为〈尚书·吕刑〉作注曰：“九黎之君号曰蚩尤”。九黎氏是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部落，即今山东郓城至河南滑县一带。蚩尤是这个部落的酋长，他与太昊、少昊是东夷集团的首领。《周书·尝麦》说“命蚩尤宇于少昊”，就是居住在少昊的地方，即今山东曲阜境内。太昊的遗墟在陈（《左传昭公十七年》），即今河南的淮阳境内。《盐铁论·结和》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嗥、蚩尤而为帝。”两嗥即太昊和少昊。这就是说明，太昊、少昊在涿鹿之战中是与蚩尤结为同盟的，前面已经提到，蚩尤、太昊、少昊结成部落联盟的地域包括山东、豫北、河北东部、北部及京津地区。这样黄帝部族的东迁到达今易水之后，直接给蚩尤、太昊、少昊所领导的东夷部族造成威胁，特别是炎帝族到达黄河东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侵犯到九黎族的地盘，战争将不可避免。
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考察，对东夷集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可作一些推断。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古民，过着以农业为主的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北、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小型铜制工具和铜牌（见河北省文管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山东省博物馆《三十年来山东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9页，第190页）《世本八种卷九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曾“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在社会生活当中，大汶口文化处在母系氏族解体并向父系氏族发展的阶段。山东龙山文化大约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组织是父系氏族，氏族中的各个家庭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传说蚩尤有兄弟81人（《太平御览》卷872），可见其部族众多，说明他领导着一个由众多氏族组成的庞大部落联盟。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炎黄集团。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具有这样发展实力的蚩尤东夷集团肯定不会轻易臣服于外来户，与炎黄部族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里简要说明，既然炎黄部族东迁与东夷人集团发生利益冲突，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首先谈到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呢？
这是因为炎帝部族在迁移过程中造成了力量分散，形成了“世衰”的局面。他们到达山东北部以后，遇到东夷部族的强烈抵抗，甚至发生多次氏族之间的冲突，严重削弱了炎帝部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炎帝部族只好北渡黄河，向黄帝部族靠拢。炎帝部族西渡黄河就食于黄帝部族时，难免会发生一起起令人难以接受的粗暴行为，与先期到达的黄帝部族的支族又发生利害冲突，即“炎帝侵凌诸侯”的事情。本来黄帝的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如何对付北方的蚩尤集团，他一方面“修德振兵”，加紧作战的物资准备，“治五气，艺五种”，同时还在协调缓和与当地其他部族的关系。炎帝部落突如其来的抢掠，迫使黄帝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只好诉诸武力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就是黄炎之间“阪泉之战”的起因。这样，为什么炎黄在同一联盟内部还会有“阪泉之战”就不奇怪了。
这是一次华夏集团内部的战争，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说明春秋时人相信这一次战役。临沂汉简有“黄帝南伐赤帝……战于反山之原”，证实《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炎帝战于阪泉是有根据的。但是也有人否定这次战役。刘起在《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中说：“黄帝与炎帝两族相互为婚姻是姻亲部落，始终是相互亲近合作的两族，自西北发展至中原，有互相支援的需要，没有自相火并的可能”。并引用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黄帝氏》中说：“必无同胞兄弟而且师以相攻伐之理”。梁玉绳《史记志疑》：“阪泉之战是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为自己佐证，甚至以《逸周书·史记解》中称“蚩尤曰阪泉氏”，即蚩尤又是阪泉氏之称来证明“阪泉之战即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并无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仅仅因为有姻亲关系，而否定两者之间的战争之可能，其理由过于单薄，古今中外，此类战争屡见不鲜。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司马迁治史的风格。从《五帝本纪》字面来理解，应该是炎帝族侵凌具有联盟关系的黄帝族，黄帝经过一番准备，在获得多数氏族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的艰苦战斗，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次战争之后的政治格局如何，《史记·五帝本纪》明确告诉我们，在处理战败者炎帝的问题上，一没有杀死炎帝，二没有马上废除炎帝，看来是和解处理了炎黄二族的关系。但当时部落联盟的实际控制权已由黄帝所掌握，即《五帝本纪》所说的“三战然后得其志”。而《新书·益壤》中说：“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这种说法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而《新书》成书较晚，不足为信。总之，阪泉之战后，黄帝虽然未称“天子”，但黄帝部族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了，奠定了以后战胜蚩尤东夷部族的雄厚基础。
阪泉之战顾名思义，战争的地点是在阪泉。《史记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阪泉究竟是什么地方，古今以来关于阪泉在何处的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解州说，宋沈括《梦溪笔谈》主是说。（二）阳曲说，《嘉庆重修一统志》主是说。（三）涿鹿说，《帝王世纪》、《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主是说。（四）延庆说，王彩梅《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主是说。（五）巩县说，杨国勇《炎黄华夏考》主是说。对此我们认为，解州说、阳曲说、巩县说、延庆说依据成书较晚，不足为信。多数注家都认为阪泉在涿鹿附近。如《晋太康地理志》言：“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魏土地记》、《太平寰宇记》、《括地志》等都持此说，最远距离不过五里，最近距离只有“二百步”。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考证，黄帝部族东迁到易水后山一带，最北的也不过在易县靠近古白洋淀沿岸，而由此再往北就是蚩尤部族所占居的地区。炎黄集团内部的战争怎么可能到与他们敌对的蚩尤地盘中进行呢？这是于情理不通的。所以，阪泉之野应在釜山到古白洋淀南岸一带。陈寄生在考证阪泉时曾认为炎黄之战“乃在河北、北平、涿县一带之地”。他说：“余意阪即白之对音，泉为水。阪泉应在今之白河。天津有白河，源出察哈尔省独石口外之沽源县，南流至天津，汇大清河以入海，又有白沟河，其上源为今河北之北拒马河，宋与辽划白沟河为界，即此水也。白沟亦即白水”。按此理推，白沟河汇入古白洋淀，阪泉应在古白洋淀，阪泉之野即应为釜山北麓至古白洋淀的地带。夏曾说：“涿鹿，今直隶涿州，阪泉在涿城东”。日本学者泷川资宫《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云：“阪泉即今在直隶保定境”。二者之论，虽在具体方位上有些差异，但大致范围应是可信的。
既然阪泉之野靠近古白洋淀，多为水区，舟船弓箭作为战争的重要物资是必不可少的。在古籍中，谈到作舟、弓、矢等，多归功于黄帝，如《易·系辞传》谓“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辑”，《墨子》曰：“工作舟”，《世本》云：“共鼓、货狄作舟”，《荀子·解蔽》谓：“作弓、浮游做矢”。、共鼓、货狄、浮游等“皆为黄帝臣”。舟、弓、矢由黄帝发明，从多方面为阪泉之野在古白洋淀边至釜山一带做了解释。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说：“黄炎故用水火也”正与此合。
据当地人说，在釜山东侧数十平方公里内，一九八七年考古发现有石刀、石斧、陶片、灰坑、烧土、人骨等，属“仰韶文化”及“雪山文化”。釜山西侧有北合庄，村南有处高地叫北合台，传说是黄帝和炎帝阪泉之战后握手言和处。
经过阪泉、涿鹿之战后，进一步扩大了炎黄部族联盟的势力，加强了黄帝部族在北方的领导地位，黄帝的权威大大提高了，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和生产指挥权于一身。各部落均听从他的命令，不听从号令的，即发兵进行讨伐，黄帝成了名符其实的“天子”，“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时黄帝所领导的区域东至沿海，南到江淮湖湘，西到甘肃，北至蒙辽的广大疆域。随着部落联盟在广袤数千里的地区实施统一的社会管理，基层社会组织将由血缘氏族公社演变成地域组织，文明时代的国家机器正在原始社会的母腹中胎育成熟，中华民族走进了文明时代的门坎。阪泉、涿鹿之战以及釜山合符正是文明时代国家组织诞生的助产婆。
关于黄帝“合符釜山”，釜山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几千年来悬而未解的问题。就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仅河北就有三个釜山，徐水、涞水、涿鹿均说有釜山。河南灵宝、偃师等地也说有釜山。以上这几处釜山也都说黄帝在此进行了合符，这些都需要科学考证。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合符？《史记·索隐》说是“合诸侯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符又称符节、符信，古代以竹、木或玉作符信，分为两半，各执其一。“合符”制度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在文字和通信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氏族和部落之间信任的确认、信息的传递、权力的实施，通常是通过“合符”制来实现的。这种制度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常用于重大的政治、行政、军事等活动。在原始社会军事民主部落联盟时期，举行“合符活动”，一般都配以设坛祭祀天地社稷、祭拜祖先、演奏音乐、颁布命令、朝会盟誓等祭典仪式，十分隆重肃穆。以把“合符活动装饰成上天的意志，祖先的神旨，造成君权神授的氛围，故“合符”活动带有极大的政治迷信色彩。
黄帝战杀蚩尤“尊为天子”“代神农氏”之后，《史记》说他“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由于所领导的地区空前扩大纵横数千里，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地域、复杂的种族，艰难的交通条件，如何巩固大统一的社会局面，促进各氏族部落之间的团结和谐，解决极其贫乏的物质生活困难和各种社会问题，就成了黄帝面临的中心问题。因此，这次合符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和政务、政令问题。这次合符实际上是开国大典式的会议。
从《五帝本纪》来看，这次釜山合符参加的氏族部落多达“万国”，黄帝部族、炎帝部族这些华夏集团的主干自不必说，周边地区的氏族部落的代表，还包括蚩尤部落的各个代表人物。古史籍中，关于黄帝擒杀蚩尤说法不一，如《管子·五行》说蚩尤为黄帝六相之首，《龙鱼河图》“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韩非子》也有此种谈论。这说明黄帝非但没有杀死蚩尤，而且化干戈为玉帛，加以重用。此说倘若成立，我中化民族和谐美德何其源远流长！无论何种处理方式，黄帝确实采取了区别对待、给以出路的政策是可信的。《拾遗记》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鲁之地，迁其恶者于有北之乡”，《国语》也有类似的记载。总之是团结教育改造为主。由此可见，他们中的善者，肯定参加了釜山合符。釜山合符从《史记·本帝五纪》来理解，其会议的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一是确定黄帝在这一地区内的共主地位；二是统一军事指挥权，明确黄帝的征伐权（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三是设置了中央机构，选举任命了中央官吏，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四是颁布了一些必要的经济政策和文化、律历、礼仪制度等。对此，其他史书也多有记载，《淮南子》说：“黄帝之治天下，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白虎通义》说：“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黄帝始作法度，得道之中”。《汉书》云：“黄帝方制万里，划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又立步制亩，经土设井。李靖在兵书中说：“黄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釜山合符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定“龙”的的形态，做为共同的图腾。黄帝是龙的化身。《史记·天官书》云：”轩辕，黄龙体”。《史记·集解》引孟康曰：“形如腾龙”，《史记·正义》说“轩辕十七星，以黄龙之体”。《竹书纪年》说：“（黄帝）龙颜有厚德”。史书上谈到伏羲女娲时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蛇首。只是说到黄帝时才以龙形之。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龙的祖形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有鱼龙、鳄龙、猪龙、马龙、鸟龙、熊龙、龟龙等多种多样，反映了中华大地上多元化的龙文化。有的史籍上说黄帝使臾区占星气，“旁罗日月星辰…”，可能从轩辕十七星来确定黄龙的形象，制定出各个部落共同尊奉的统一的龙的旌徽。定型的龙徵是多元的组合，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统一的象征，以增加各地氏族部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龙的传人”从此成为神州大地上人们心里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釜山合符所确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革故鼎新的革命，闪耀着人类文明的新曙光，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次合符中奠基了。可以说，釜山合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此，黄帝时期的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出现了空前发展的新局面。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规模空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会，加上必要的祭祀、朝会、盟誓以及大规模的群体乐舞，在刚刚结束战争、满目疮痍的涿鹿，无论是交通、食宿和会议筹备等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而在黄帝部族的大后方徐水釜山是最具条件的，既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有较丰富的物资准备，还有古黄河水路及船舶之利，陆路有在涞水制造好的车辆供会议使用。据传说，徐水大白菜、徐水古酒（传说黄帝正妃嫘祖侍女凤鸟在徐水发明酿酒），古遂荆芥（主治感冒、发热、头痛、止血、疮疡等）都成了会上的重要物资。
徐水釜山山场面积约2平方公里，海拔290米，山南、西、北三面山势陡峭，东面稍有缓坡，易守难攻。山前一马平川，便于养武阅兵。山腰有一眼泉水，常年流泻，为南易水支流曲水河的源头。山腰上山洞较多，可储粮藏兵。山下东西南北四釜山村环列，松柏葱郁，果树满坡。山顶有轩辕黄帝庙遗址，传舜时建造。后历代都有修葺和扩建。清乾隆十三年曾大规模重修，造正殿三间八檩大殿，前有走廊后有抱厦，琉璃瓦覆顶，上嵌六兽，十分雄伟，并前有配殿、后有茶房，香火旺盛。
合符台在釜山南面半山腰缓坡处，是一块自然形成的光滑巨石平台，东西长七米，宽四米，旁边有数个岩洞，大者可容多人。《通鉴纂要》注明“釜山在安肃县，是黄帝会诸侯合符处”。《炎黄汇典·方志卷·保定府志》卷十八入“舆地略·山川”述：“釜山在安肃县（徐水旧称）西北四十五里，其状类釜，云黄帝朝诸侯、合符釜山，即此”。《徐水县志》云：“黄帝轩辕氏，巡方问俗，诛蚩尤于涿鹿，登釜山会诸侯合符示信徐水，釜山顶有黄帝台，遗迹犹存”。徐水釜山就是《山海经》中的轩辕山，它是中华民族开辟文明、首倡和谐的第一座圣山。正如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发起人孙大午先生所说的“徐水釜山，黄帝合符，山有其形，地有其名、史有所载、民有所诵”。
注：
⑴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二》第259页
⑵《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
⑶陈寄生《黄帝族地考》
⑷夏曾《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⑸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⑹刘起《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