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放牛
童年的记忆，清晰如昨。深藏在心底的那一曲《小放牛》，就像蛰伏的冬蛹般，时时蠢蠢欲动，撞击着心扉，掠动我思亲的泪滴。
小曲
“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谁人留......”一听这“小放牛”，便知道是爷爷下地收工进了家门。爷爷高高地个子，微驼的腰身，不蓄发，不留须，一件布衫披在肩上。敞开了衣襟，露出的前胸上是一道道被庄稼叶子划出的血印，一条长长的刀疤赫然印在胸腹。左肩上背着筐，右手倒拿着镰刀，用镰刀把搭过右肩，钩住筐的右侧。筐里是满满地青草。他常说，上地出工，必须背筐，捎几把猪食、柴禾啥的回来，不能空手而归，这是庄稼人的规矩。每当此刻，我会拉着长声大喊，“爷——给我！”一溜跟斗飞车的冲出去，踮着脚一跳一跳掏他兜里的酸枣，抢他别在荆条上的“大驴驹”，夺他串在草梗上的蚂蚱。唯恐两个哥哥占了先。每当此刻，爷爷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岁月写在脸上的沧桑立时舒展开来。
“爷，这曲儿里没有牛呀，光有驴，怎么叫‘小放牛呢’？”
“是牛倌唱的，就叫‘小放牛’呗。”
“你当过牛倌没？”
“当过呀！我小时候，给村东张老兴家放牛、扛活，憋闷的时候就唱‘小放牛’ 呗。”
“爷，你现在还憋闷不？”
“现在可不憋闷，看见我孙子就更不憋闷，也不累得慌。”
牛倌
有一天，我也成了牛倌。
农村承包到户的时候，在爷爷的坚持下，把家里加入合作社的底垫都凑上，又从爸爸的同事手里借了一百多块钱，我家从生产队里分了一头大黑犍子。那是队里的二号牛，个头、力气仅次于“歪桃儿”，叫“落道儿”。但比“歪桃儿”听话，耕地拉车全活，样样拔尖。
我小心翼翼地牵着缰绳头，远远地跟在大黑牛的旁边，把它牵回了家。爷爷异常兴奋。把原来的小猪圈改成牛棚，安置了牛槽，买了新笼头，新缰绳。没黑到白地搓麻拧绳，配齐了绳套，特意给我拴了一根新鞭子。让爸爸从远远的地方买了一辆铁双轮车回来。一切妥当，爷爷摩挲着我的头，信心百倍地说：“往后你爸上班，你妈收活做衣裳，你们哥仨上学，你奶奶喂猪攒粪。咱家这十五亩地，全交给我。有这牛车运粪拉庄稼，再和二傻家插犋耕地，我就不信如今地里长不出粮食？日子就越过越倒退？”经历了十几年的动乱折腾，忍受了干磨死耗、汤少粥稀的大锅饭，爷爷还真不服这“羊上树”。那股劲儿，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好似当年带领民兵担架队，奔袭几百里，支援解放军攻打新保安;好似当年带领全村乡亲成立互助组，入初级社，建高级社，挖井修渠，开山造林;好似“落道儿”就是他的兵，十五亩责任田就是他将来的战场一般。
爷爷最疼我，我也最听爷爷的话，我成了他战斗中的亲兵。渐渐地，大黑牛也听我使唤了。十一岁的我，跟随爷爷学会了赶车，学会了扶犁耕地。每当我哼着爷爷教我的小放牛，摇着小鞭子，赶着牛车拉庄稼的时候，过往的人们都会惊异的称赞：“嘿！瞧这小把式，真像回事儿。”爷爷倒背着双手，跟在车后，也不搭话，只是合不拢嘴地笑。
耳光
虽然分田到户，可前家后院的还得合伙帮衬。几家养牛户自然成了新的互助组。一是得插犋耕地，二是插群放牛。因为我们弟兄都上学，我家只能周六周日值班放牛。吃过早饭，解开“落道儿”的缰绳，跟在它叭嗒叭嗒的脚步后面，走出家门，便敞开喉咙大声吆喝：“撒牛——”如流水作业一般，顺着街巷，听到各家吱扭扭开圈门、开院门的声音。走到南街口，就看见“歪桃儿”、“黑子”、“黄儿”、“玍古”......一个个被主人宠得像老儿子似得家伙，神气呼呼地集合完毕。我啪啪地甩着响鞭，就把它们赶到了白羊岭的草场。
放牛是个省心的活，牛的脾气温顺，不跑也不颠，只顾埋头吃草。你尽可仰望堆蓝之山，俯听溅珠之水，看白云飘过，任翠鸟飞来。躺在厚厚的草地上，任思绪神游千里万年，尽情享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垄闻的闲适。
我沉醉于这种感觉，更得意于路人赞许的话语。终有一天，这种感觉膨胀成了一个怪怪的，好危险的念头。歇“地头歇”的时候，我说：“爷，我甭上学了，我放牛吧。”话音未落，只觉得后脑勺已经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耳光。“你放屁吧，你！”
命名
爷爷真的生气了。他从未打骂过我们哥仨。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满怀恐惧和不解，一向慈爱的爷爷是如此的陌生。
晚饭的时候，爷爷坐在炕桌的上手位子，我们哥仨分列两侧，奶奶和妈习惯地把着两侧的炕檐坐。我照例给爷爷倒了小半碗散白酒，惴惴地放在他的手底下。没敢像往常似的，假装倒多了，偷偷地嘬一口。爷爷没端酒碗，便开了腔。
“你们哥仨听着。我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扛长活，给日本人当劳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自从跟了共产党，分胜利果实，才有了咱们今天吃饭的这张桌子。我给生产队赶车负伤，是党员们给我输血，解放军给我动手术，才活到今天。我不知道我的生日，把每年的正月十二当生日，就因为这。现在又分了地，有了牛，有了车，一年打几千斤粮食，这还是共产党给的。永远得听党的话。有牛放就是好日子啦？共产党是让咱祖祖辈辈不放牛！”
“人有名，树有影。名字名字，有名有字。就像岳飞，又叫岳鹏举。你二太爷已经给你们取了学名。为什么叫学名？就是上学房叫的名。你们还得有字。有学问的人都有字。我想好了，就叫：潘新宇，字宇贤，贤而有德；潘新杰，字杰山，英雄豪杰跨千山；潘新超，字超干，干劲超天。”
爷爷没念过私塾，只进过八路军的识字班，却给我们取了如此响亮、如此寄予厚望的名字！从那天起，我再没动过辍学放牛的念头。我们哥仨的书本上，在某个页面，某个角上，开始出现宇贤、杰山、超干，如此这些的签名和记号。有人不解，我总是大声告诉他们：那是我爷爷给取的字！
曲终
我住校念初中了，再没有时间去管我的大黑牛。可爷爷却永远无法再去管它了。1983年的冬天，是我们全家最难熬的冬。爷爷患了肝癌，在那条睡了几十年的土炕上挣扎了三个月，没有出过屋门。他每天听着乡亲们“撒牛”的吆喝声，却只能侧耳送“落道儿”出门。每天听它哞哞的叫声，却无力走出去，给它梳一梳皮毛。
出了正月，天气转暖。躺在炕上的爷爷好似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出去看看。”一群儿孙如同接到圣旨一般，把他抬上了独轮车，围上羊皮袄，前呼后拥，左扶右抱，走出家门。看看他亲手耕作的田地，看看房顶上一排溜的棒子囤，看看他朝夕相伴的大黑牛。没有谁说什么。我只隐隐感觉爷爷的双唇微微翕动，仿佛听到含混的小放牛，“......韩湘子出家一去不回来......回府！”
如今，人过四十，辗转沉浮。每到爷爷的坟前，却总觉得内心羞愧，无以告慰。没给爷爷尽过任何孝道，没有做出为人称道的业绩。他生前只穿过一件大哥给他买的绒衣。或许，是因对这个世界，对刚刚好转的生活，对孙男嫡女的无限留恋，弥留之际，换装老衣裳时，他都死死不松手，说是孙子买的，穿到了那边。或许，我只能对爷爷说：我们都听他的话，听党的话，哥仨都是党员，也都没放牛;我们的孩子也都是党员，是大学生、研究生......
二十八年过去了，再没听过那自得至乐的“小放牛”，再不敢唱那牵肠挂肚的“小放牛”。只是深深地封存在心底，不忍翻动，暗暗地听，默默地想。连同爷爷给我的字：潘新超，字超干，干劲超天。
2011-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