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南方周末》报道，“流氓燕”站出来免费为民工提供性服务，还全程微博转播。虽然这是“流氓燕”的做派，但这次我却要为她来点掌声。
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解决了他们的性饥渴，同时教育他们要戴安全套，防止艾滋病。农民工打工的钱就够养家糊口，所以，他们把钱攥得紧紧的，实在是受不了，就到“十元店”去解决。可他们往往缺失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南方周末》介绍十元店，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贫困性工作者的主体。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微薄收入之下，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这些“十元店”的性工作者，应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抓了就请求警察按照中国法律的要求，酌情，从轻处罚。叶海燕算过，一个姐妹被抓一次罚3000元，等于至少需要交易150次。而对于农民工就可能是半年积蓄血汗钱，可以说，如果不是低收入农民工，就不会来这种“十元店”。我曾在《贪官的性自由与穷人的爱无能》说，性自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是相对权贵的，他们可以养N二奶，被查的贪官95%包养了情妇。且大多贪官还有N个情妇，被称为“许三多”的杭州贪官就有情妇99位。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也有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爱无能、性饥渴。问题是当他们拿10元钱去“十元店”去解渴，被抓就要交罚款。叶海燕关注的是，这种选择性执法背后，“扫黄”给她们带来的伤害：罚款会导致底层性工作者更贫困、隐私得不到任何保护甚至有人为了躲避警察跳楼丧失生命……其实，不止叶海燕关注，所有关注农民工的人或许都关注到：低收入农民工是不可能进夜总会、宾馆酒家，他们只有进这“十元店”，而这些“十元店”，每次“扫黄”大都是“扫”的对象，而夜总会、豪华宾馆酒家往往有保护伞，显得安全多了，这也是“中国式贫富差别”。
既然允许“红灯区”和性工作者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与生活当中，就不应该打击和罚款。其实这是典型的放水养鱼，与“钧鱼执法”又有什么两样？要不，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存在，坚决取缔“红灯区”，像刚解放时那样，采取有力措施，社会上就不再有性工作者；要不，就干脆放开，正当收税，而不是罚款。放开的好处，是可以让性工作者每月进行体检，防止性病和艾滋病。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怎么能防止艾滋病呢？且在滋生腐败。“红灯区”需要保护伞，而保护者需要保护费，有人曾说“红灯区”的经营收入大都是老板、“鸡头”、当地警察“三三分成”。当然，就是放开，但对于公务员也不能放开，发觉公务员进入这种场所，就要开除公职，一辈子不得再进公务员队伍。你要觉得不公平，就不要当公务员。
许多人不耻于性工作者，但我更不耻于官员包养情妇，性工作者不仅减少了强奸，和谐了社会；而官员包养情妇，为了满足情妇欲望，拿公权力交易，大肆贪污受贿，危害社会，也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但现实中，却是性工作者却受歧视，而一些贪官把养了N个情妇，还认为是本事，有的作为炫耀的资本。那位南京车管所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小三，以此来显示他权倾一方的不凡气魄!查所长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
“爱，施之于亲朋好友，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一般人也都做得到。爱，施之于素不相识者，甚至施之于那些被歧视、被唾弃的人，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倘不具备博爱情怀，委实做不到。”《南方周末》在编者按是这样说的：“流氓燕”在明处，“十元店”在暗处。把暗处的问题置于明处，让性工作者发出声音，积极参与，不失为严刑峻法之外，柔和而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防艾成效即为例证。叶海燕称，自己是“最需要女权思想来指引的那个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身处所谓“灰色地带”、被彻底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代表。请问，谁见过“官二代”、“富二代”做性工作者？可以说，做性工作者的人都是“贫二代”。
报道说，骨子里，叶海燕反对卖淫——它表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欺侮。但她认为，消灭卖淫，道德说教没用，也不能靠政治运动来实现，更不能靠剥夺妇女的卖淫权来进行。“它应该通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实现。”但观照中国社会，看看女人当领导的比例，就可知道女人的政治地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因性学观念前卫的哲学博士，当时是骂名蜂起，骂他是“卖春博士”，“淫乱”。如今时间快要接近一个世纪了，人们却称他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先驱、计划生育的先驱。穿越时空，几十年过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流氓燕”——叶海燕今天的前卫主张和做法，又会是怎样的评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