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按：此文是应约给搜狐写的。写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去的苦难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一九四二》的背后凄惨
李文通
根据作家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刚刚公映，该片讲述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致死300万人的凄惨故事。那么1942年的河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凄惨背后的前因后果又有哪些呢？
灾荒原因
1、阻敌炸堤。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南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新编第8师在郑州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河南、安徽、江苏共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淹死和饿死的百姓多达89万人。资料显示，难民卖掉一个姑娘，竟然换不回一块大洋。洪水过后，灌溉设施损毁殆尽，是导致1942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2、天灾不断。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旱灾，粮食大部减产，之后又出现蝗灾。《河南灾情实况》记述：1942年蝗灾连续暴发，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双重灾害导致百姓颗粒无收。
3、余粮被征。河南是中日军队争夺的主战场，蒋介石有“一旦失利便放弃河南”的思想，同时提出“军事第一”的指导方针。国民党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下就有40万兵马，为解决给养、兵员，他们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强征军粮、硬派赋税、拉夫抓丁，把百姓手中的余粮全部征缴了去。
4、军政腐败。政府方面：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捞取政绩，瞒灾不报，出军、出粮仍居全国各省首列。军队方面：汤恩伯搞“以工代赈”，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不仅修建自己的长官司令部，还征集民夫修建黄河新堤，参与经商走私，只管要粮要人不给钱。
5、赈灾不力。蒋介石接到军方密报，了解河南灾情后，主持会议，决定免征河南军粮配额250万石。到了基层，“250万石”不但没减少，反而被解释为“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一字之差，河南军粮实际上有增无减。随即政府指派大员到各地督催，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后来河南省赈灾救济委员会派员赴重庆，请求政府免除灾区征粮配额。蒋介石拒而不见，并严令这些人不准公开活动。
媒体曝光
1、《大公报》惹祸。时任《大公报》前线记者的赵高峰（天津人）从陕西进入河南，沿途发现大量逃荒的灾民，异常震惊，他说陇海路上灾民“成千上万”，“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更为常事”，更令他愤慨的是沿路警察对灾民谩骂抽打、地方政府推脱责任、救济款物不知去向。到了灾区，惨景愈加触目惊心：草根挖绝、树皮扒光、野狗到处扒咬尸首，灾民吃石头面、淘吃鸟粪里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记者的良知让张高峰不能坐视，他奋笔疾书，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很快寄到总编王芸生手中。此文描述了河南遭受“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的惨景，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王芸生明白，刊发此文势必引火烧身，风险极大。但这位可敬的老报人秉持正义，又兼《大公报》久负声名，属于独立报纸，便将通讯标题改为《豫灾实录》，于1943年2月1日刊发，并亲自执笔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这篇社评同版，王总编还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总编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矛头直指政府救灾不力。
此文一出，举国哗然，老蒋震怒，当即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斥责《大公报》“危言耸听”，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前线记者张高峰的命运更惨，在河南，他被军方逮捕，受尽酷刑。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他才得以“查无实据”获释，经陕西回到重庆。
2、《时代》周刊挺身而出。《大公报》因披露灾情遭到“惩处”的消息，在新闻界不胫而走。美国驻重庆《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敏锐地发现了新闻点，决定冒险入河南查清此事。他会同美国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躲过新闻审查，踏进了灾区。
沿途惨状让几名外国记者目瞪口呆：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采访结束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白修德他们认为：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灾区的严峻形势，才能挽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无数生灵。于是白修德在灾区撰写了稿件《等待收成》，辗转到洛阳商务电台，请一个发报员将稿件拍发。《时代》周刊于1943年3月22日刊出。
报道一出，美国朝野震动，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一片斥责之声。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商议对华贷款一事，见到此类影响国民政府形象的报道非常不高兴，强烈要求《时代》周刊总编卢斯（Luce，Henry Robinson）将白修德解职。卢斯认为这一要求无理，没给这位第一夫人面子。
白修德并未因完成报道任务而去关注其他，离开灾区即刻赶往重庆，要求采访蒋介石，来个后续报道。老蒋早已火冒三丈，岂肯见他？他又找宋庆龄，请她协助。一则“国母”的面子要给，二则可跟记者当面“澄清事实”，三则夫人还在美国“要钱”，于是老蒋“亲切”接见了白修德。二人一谈，顿时不合拢。没办法，白修德拿出“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请委员长御览……老蒋尴尬之余，当即表示“为堵非议，惩处贪官，即刻赈灾”。
赈灾情况。国民政府划拨了1.2亿元法币作为救济金，并令河南省政府减免灾区税赋。当时河南物价暴涨，1.2亿元法币最多可购1200万斤粮食，分给300万灾民，人均有几斤？而这笔钱还被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来做了生意，直到1943年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做籽种。
惩治情况。处理了一部分官员，但没从根本上遏制住贪腐，倒是那个帮白修德拍电报的电报员被枪毙了。
1943年春，旱灾得到缓解，小麦长势良好。但“好过的年，歹过的春”。春荒是救灾的最紧要关头，各县长官迫于汤恩伯之压力，并未发放一粒赈灾粮食。
直接恶果
死亡人数。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1942年河南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民怨沸腾。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被百姓所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