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之二
那双眼睛，那声轻叹
王文坡
路走的多了，我以为，我就会忘记那双无奈、无助、迷茫、凄凉的眼睛，事情经历的多了，我以为，我就会忘记那句“够本了，知足了。”卑微、但在我心里却是高大的轻叹。
十五过去了，走了多少路，我没有丈量过，经历了多少事，我没有记载过，有多少悲喜、痛苦和欢乐，我没有梳理过。路走过去了，还有前路要走，事儿过去了，还有事儿要经，我从不刻意的去铭记什么，我一直说自己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一直走在路上，处在事儿上，背着过去的那么多包袱走路，该有多累？
但我就是忘不了，那双眼睛，那声轻叹。
那是十五年前，我还在一个小镇供职，七月份的一个响午，阳光火辣辣的透过门窗，把办公室桌椅晒的滚烫滚烫，办公室屋顶中间的吊扇，开到了最高五档“哗哗”地吹着，汗还一个劲儿浸透了衬衫，用装过黄桃罐头的大玻璃瓶，泡上了浓浓“京华十号”茉莉花茶，大口大口地喝着，补充着身体里因汗水蒸发走的水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弓着背，背着一个我在电视或电影里见过的、中间绣着红五星，洗的发白并打上了补丁的军用书包，腿脚不是很灵活，像是有过脑血栓的后遗症的老人，从前院走到后院，又从后院走到前院，不一会他拐着腿来到办公室门前，想敲门又犹豫，退两步，有犹豫着走回办公室门前。
“大伯，有什么事情吗？”我知道这样时间点上，整个小镇大院里，就我一个人。
“我……我……我想找下领导，大中午的又怕给领导找麻烦。”老人语气慢而弱，伴着惶恐。
“大伯进屋吧，外面太热，不要中了暑。”我开门，把老人搀进了屋里。
“大伯，有什么事情，先和我说说可以吗？”那个时候，我虽为这个小镇的办公室主任，其实干的是秘书活，上传下达，文字材料，有什么干什么，说白了纯粹就是一个“服务员”。
老人没有说话，从他那个洗了发白的、带有红五星的军用书包里，用他那粗糙、皱裂带有糨的手，小心地拿出了一个青布缝制的松紧的箢篼，从箢篼里又颤巍巍的拿出了一个用发黄的手绢包裹的小包，老人用颤抖的手打开发黄的手绢，里面有四样东西：参加淮海战役纪念证书，退伍证、残疾证和一个部队三等功证书，可能年代远久， 或许是老人年轻时，经常翻看或抚摸的缘故，这些证件的纸张，几近快要碎了似的，但仍旧不能掩盖住老人打开时眼睛里闪过光亮。
“这是我老早以前当兵时留下来的。”老人语气有些抖动，但却淡然。
看着这些证件，我真想象不出我眼前这位老人有着如此让人敬畏、让人敬佩、让人尊敬的光荣经历，可再从眼前穿着里、那诚惶诚恐的眼神里、那卑微的言行里，我突然感到异常的难受，我觉我眼前这个老人，如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都应该是个不卑不亢的汉子，不一定有鲜花有掌声，但一定要有尊严，我不敢说他对共和国有多大的功劳，但老人的青春、老人的热血给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老人得忠心还一直追随的我们这个党，这一切都是吾辈所不能及的啊！
“我老伴去世了，和一个60岁的傻儿子一起过，我还要照顾他，我一个月20多元的优抚费，现在不能下地干活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我想找领导说说，能不能把我和傻儿子的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费免了……”老人说话时很轻，手一直抖动，眼眶里的泪一颗颗的往下掉。
那年，我那个小镇的三提五统每人50多元，教育集资70多元，一人要负担120元左右，听着老人叙述，我的心在纠结着、抽动着，眼睛里已含满泪水，我记下了老人的名字：付长顺。
在老人叙述中，我知道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跑去了200米的当街，给老人买来了两个牛肉火烧，让镇上厨房的王师傅做了碗鸡蛋汤，告诉老人不要着急，我告诉他我会如实把他的情况转告给领导，或许是老人尝受了太多的人间坎坷、冷暖、酸甜、无奈，只要你给他一丝的温暖，一丝的关爱，就会感动，老人呜呜哭出了声，泪水滚进了蛋汤，喝完汤，还用掰开的火烧擦了下碗，我鼻子酸酸的转过了身。
后来，我用自行车驮着着老人，把他送到了距离镇上仅仅3公里他所居住的村，看到了猥琐躺在土炕上他那傻笑的哑儿，环顾了下除了一个木柜和做饭用案板的家什，想着这就是为我们共和国流过血、负过伤的战士，如今生活没有着落，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如果不是因身体的缘故，如果不是已经不能在下田地干活，他一定不会走到镇上，用他自认卑微的身躯，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找他心中“威严”的政府和领导求助，想着这些，看着这家徒四壁的窘况，强忍的泪水还是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从老人家走出来，我到了老人家所在的村党支部，详细地了解、确认了老人的情况，回到镇上，我连夜写了一份关于老人的情况，第二天送到了两个主要领导的案头。
“这种情况很多，免一个好说，都找来怎么办？”没有丝毫同情，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
“毕竟付长顺的情况特殊……”
“还是他人不行，要行的话也混不到这样的地步。”我还没有说完，领导就打断了我的话，我心感受到了绝望和凄凉。
没有硬心、狠心、没有手腕、没有心计都说就做不了领导，我一直把这些闲谈，当做生活中的一个调料而已，百姓是衣食父母，何况面对的是对共和国做过贡献的功臣，那时，我想这究竟是怎么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世道啊！领导们可以一桌饭花费几百、几千，一个群众而且还是一个“特殊的群众”困难，都硬冰冰的拒绝，如果老人知道了他的“父母官”是这样态度，他会不会想到他的鲜血白流了，他固守的信念会不会崩溃，我想到了老付的要“交的钱”我出了！我像是一个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战士，从领导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心里五味杂陈的翻滚着。
“小王，到我办公室来下。”我的又一个“婆婆”领导。
“我和财政所打个招呼，给老付免了，买袋米、面、买桶油，你送过去。”冰和火的感觉，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确实是 我的又一位领导在给我“下命令”，我的心先被感动了，热乎乎的，鼻子酸酸的，又想掉泪，那时，我想以后若能有个一官半职，一定做这样的“官”:有良知，有爱心，有善心，有责任。那时，我恨不得把世界最美好的词汇，都给我的这位领导。
我到了老付的家，告诉他与他哑儿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费今年免了，领导还关照给他送来了米、面、油，我还从我那时每月183元的工资里，给老付留下了100元。
老付的哑儿“啊啊，啊啊”喊着，老付用晚秋才穿的长襟褂子袖口抹着眼角的泪水，说着感谢党和政府的话，我扭过身，鼻子抽动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我的眼泪那么多，比老付多，有同情的泪，有感动泪，有悲愤的泪，有凄凉泪，有无奈的泪……
老付那些证书，成了我多次去他家动力，老付和我说与他死去的战友相比，他还活着，就已经够本了，知足了，如果不是年老不能动了，他不会找组织和领导，他还说，他今年78岁，觉得不会有两年了，他担心走后，他的儿子怎么办？我那时更多是无语的倾听，我没有告诉老付事情的经历，我宁愿要他相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党还都是好的。
那年冬季来临时，我给老付买去了一吨煤，后来，我那好心的领导知道后，把票拿了去，还给我“报销”了。也就是说，我纯粹什么也没有给老付去做。
临近春节，我离开了那个小镇，起初我还打电话问问老付村的支部书记，问老付怎样了？第一年，还让来看我的同事，给老付捎过两次衣服和50元现金，后来，生活奔波以及种种的不如意，来到县城的一年后，就在也没有了联系。
五年后，我又去那个小镇下乡，我想起了老付，一个人去了老付的村，老付家的院墙塌了，院内杂草丛生，我预感到了老付和他儿子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那个村的支部书记告诉我，老付离去的方式很特别：在他感觉到自己这个世间不会再有几天时，他要他的60多岁的哑儿，先喝下砒霜，然后自己接着喝了下去……
都说虎毒不吃子，但老付这样的离去方式，村里人没有一个人埋怨他， 村支部书记告诉我，老付后来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小镇，还到镇里找过我，一直念着我的好，我没有让支部书记继续说下去，我有些欲哭无泪的感觉，一个人怅然地返回了小镇。
和同事坐上返回县城的的班车，我一路呆呆地、傻傻地盯着窗外，我知道我还没有无耻到不悔，这悔如被一群蜜蜂蛰了似的，浑身一扎一扎的疼，但我却无耻的这样想到老付：或许这是他选择的唯一通往他幸福生活的方式，那里没有冷暖，没有冷漠，没有卑微，或许还会看到他的战友，他说过和他的战友相比，他已经够本了，知足了。
这样的想法一直伴随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无耻，其实我的无耻无非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的“痛悔”，想使自己的良心不受谴责，虽然我也无耻的清楚，我只是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慰籍我心灵的借口，但每每想到第一次见到老付时，他那诚惶诚恐、无奈无助、悲戚孤凉的眼睛，每每想到他说的那句“与死去的战友相比够本了，知足了”的轻叹，心就像被一堆粗粒的石子咯着，不时尖利的疼一下，又一下……
我知道，这疼，带着悔，会伴我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