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
一九七四年我八岁，已到入学年龄。过完元宵节，学校开学了。妈妈拿出早已缝好的书包，替我换上干净衣服，送我去学校上学。
小学设在本村，离家很近。
校园里是一处很大的场院，一溜十间北房，没有围墙遮挡。院子里有单杠、双杠、两座乒乓球台、还有两个显得破烂的篮球架。
学校把全村的小伙伴们聚到一起，上课时老师会讲许多有趣故事，下课时年岁大的和年岁小的同学混在一处玩耍，比不上学时几个伙伴疯跑强多了。上学原来竟这么有意思，这在上学前是没想到的。
那年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回潮”，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排演了一出“忆苦思甜”节目。节目反映的是恶霸地主张老太向贫困农民催租逼债，催逼不成便抢夺贫农儿女的情景。张老太是我们当地最大的地主，土改时被贫下中农在学校的院子里凌迟处死。
刚入学，老师给我在节目中安排了一个角色，扮演一位贫农的儿子，角色很简单。恶霸地主由高年级的一名男生扮演，那个男生因学习差，曾留了两次级。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弯着腰，嘴上粘着一缕胡须，浓浓的与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恶霸地主南霸天的胡须一样。贫困农民由高年级女生扮演，她们打扮成贫苦农妇形象，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围着打了补丁的头巾。我扮演她们的孩子，穿着也很破烂，蹲在一位扮演我母亲的女生腿边，其中还有一位刚入学的小女孩，她在节目中扮演贫农的女儿，蹲在另一位扮演她母亲的女生腿边。我们没有台词，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凝望大人们的世界。狠毒的地主来催租逼债，贫苦的母亲拿不出一粒粮食一块银元。凶残的地主像恶狼一样扑向我与另一位小女孩时，情节达到高潮。我们狠劲地哭闹叫喊，两位扮演母亲的高年级女生，为了护卫自己弱小的儿女，疯子一般闯上前与地主拼命，不顾自己已是头破血流，直到把我们从地主手中夺回。
节目排练了十几次，我与那位小女孩，没事时便相互对望。她那柔情的目光像早春的太阳，照的我脸上暖融融的。小女孩长得很美，鼓鼓的小脸，圆圆的小嘴，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我还喜欢她黑黑的皮肤，因为我的皮肤也是黑黑的。
小女孩名叫苏晓，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疆建设兵团。
我与苏晓一个班，苏晓个子矮坐前排，我坐后排。演出结束后我们的接触减少了，留在我心中的情意更浓了。
我们低年级的体育课通常都是玩凿圈和丢手绢这些简单游戏。上体育课时，如果玩丢手绢游戏，我看到苏晓站第一，我便站最后。因为丢手绢游戏是要同学们首尾相接，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席地而坐，这样距离最远的反到成了最近的。我与苏晓紧挨着坐在地上，我不时用眼角余光扫视身后手拿手绢的人，一旦发现有人把手绢丢在苏晓身后，我便悄悄的捅她一下，让她赶快拿起身后的手绢。如果丢手绢的人重新转回来时，苏晓还未发现身后的手绢，一旦被丢手绢的人抓住，苏晓必受罚——站在圆圈中间给大家唱歌。每次玩完游戏，与苏晓拉过的那只手我常常一天都舍不得洗。
凿圈的游戏也挺简单，就是在校园的空地上画一个大大的长方形，长边长十五六米，短边长五六米。两条短边处各站一名学生，手里拿着毽子。凿圈用的毽子和羽毛毽子不同，凿圈用的毽子其实就是一个布包，由六块方布缝制而成，里面用成熟的玉米粒、高粱米粒或谷粒填充。短边处的同学用毽子投圈内的同学，圈内的同学只需来回跑，边跑边躲，如果谁被毽子投中，谁就下场替换圈外投中他的那个人，投中他的那个人上场，加入到圈内的队伍。只要我在圈外投，我从来不投苏晓，我喜欢看她奔跑时红扑扑的脸蛋，如果我在圈内，我经常用身体保护苏晓，为此我不知替她挡过多少毽子。
我愿意保护她，不使她受一点点伤害。有一次，一位高年级男同学无意中摸了她的头一下，我不顾自己瘦小的身子上去就和他撕打，结果被他打得很惨。
还有一次，大娘领我与堂哥去姥姥家串亲。时令虽已进入暮春，可山里的气候依然寒冷，我与堂哥在碾棚里为姥姥家碾玉米粒，姥姥村的两个小女孩在旁边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一位披着羊皮大袄，另一位披着棉布大褂，冻得鼻涕出来长长的一节儿，不待它掉下来再狠劲地吸回去。除去鼻涕不雅外，她们长得很好看，眉清目秀，袅娜娉婷。同去的大娘对我与堂哥开玩笑说：她们两个准是看上你们了，那个披着棉布大褂看着大一点，给你堂哥做媳妇，那个披着羊皮大袄的看着小一点给你做媳妇。我听后，坚决反对。大娘不知道当时我小小的心思正被苏晓满满地占居着，容不得他人。这些苏晓不会知道。
我对苏晓的关爱都是默默的，也是忠贞不二的。她是我产生懵懂爱恋的第一位异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
第二年开学时间不长，苏晓和母亲一同去了新疆，以后再没她的消息，我难过了好长时间。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些童年记忆像一个个遥远的梦，时常依稀在眼前，那么清纯美好，虽不甚真切，却铭心刻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