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就是一声问候
王文坡
2012年大年初一早晨，熬了年夜的我，还懒洋洋的窝在床上，枕边的手机响起了“常回家看看”旋律，一个陌生的号码，一个似是耳熟的声音。
“哥，新年快乐，你和嫂子都好吧！”很甜美的、有着我在小镇上班那个地方的口音。
“你是……？”我揉了下惺忪的睡眼问。
“哥，你听不出来了，好多年不和你联系了，我是海燕啊！”
“海燕？”我对手机自语。
“我是DLQ三个孤儿的老大，海燕！”
“海燕，DLQ村三个孤儿中的老大！”十五前，那个围坐在一起，两个碗、沾着盐，三个孩子轮换吃饭的场景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那是1997年一个深秋的伴晚，乡村里屋顶上的烟囱冒起的炊烟，一缕一缕的向云层里钻，在小镇办公室，我翻阅着乡邮递员前送来的前几天报刊及杂志，另一值班的同事打开电视，等待“新闻联播”的到来。
“王主任，有件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助呼吁下，我们村有三个孩子，大的刚刚十五岁，小的9岁，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傻妈，已经是没有路可走……”镇上一个叫张文江的包村干部，推门进来，坐到我的对面，言辞恳切和我商量。
虽然，那个时候，我到小镇工作不到一年，但镇里镇外，十里八乡，包括整个县里，已是小有“名气”的“乡土记者”，又因报道“烈士纪念碑”事件，已经“臭”到了全县，但就因“臭”有很多百姓“慕名”找来，要我帮他们反映问题，我知道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卒，我有的是热情和激情，但热情和激情改变不了当下，即便你清楚黑白和对错，往往是让他们怀着希望来，带着失望归，留给我的是一种落寞和无奈。
我坐上了文江的摩托车，搂着他的腰，一路颠簸一路尘土，来到了东柳泉，走进了这个三个孤儿的家。
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三间土坯房，窗户由旧报纸和碎的一条条塑料布糊在一起，没有电灯，也买不起蜡烛，借着邻居家抛射过来的院灯，在屋门口一个有着四条腿、农村常见的饭桌上，有两个女孩捧着两个碗、就着桌子上半碗岔的盐吃的她们的晚饭：稀粥。
老大海燕就坐在门坎上看着两个妹妹喝着稀粥，她们患有精神病的“傻妈”猥琐在屋里的墙角……我生性看不得别人的苦难，此景此情，我的鼻子先酸了起来，眼睛又湿润起来。
我让文江和我一起到了村里小卖铺，买来了方便面、腌咸菜给三个孩子送了过来，老大海燕哭了，老二海霞、老三海英见到姐姐苦，也跟着哭了起来，15岁、11岁、9岁和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傻妈”，三个孩子要承受多大的苦难，能承受住多大的苦难？这个时候，我知道给她们一句温暖关爱的话，或许就会让她们看到生的光亮，或许就会要她们有活下去的希望，我没有劝阻她们的哭，我觉得哭能把压抑在她们心里的苦难释放，哭能把她们幼小心灵上的压力缓解，我也阻止了文江劝阻她们的“哭”，那时我想：哭有时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我只是和她们说了句：“小妹妹们，别怕，有党和政府，在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说这句话时，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演员在演戏，又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演戏的小丑，我知道我代表不了党，代表不了政府，我代表的只能是自己良知和良知下的责任，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该说些什么，要说些什么，说出来的那句冠冕堂皇的话，如今想来我都脸红。
赶过来的村干部过来解释说，孩子的父亲患癌症二年前就去世了，孩子母亲是孩子父亲在北京捡破烂时“捡回来”的，孩子的母亲还是北京户口，村里也就没有她的土地，但为了照顾这一家，孩子父亲虽然去世，但孩子父亲的土地没有收回来，还要他们耕种着。但当村干部说孩子们已经两年不交三体五统和教育集资了时，我突然感到异常的悲哀，或许这个村的干部给过这个家庭很多的照顾，或许他们说的话本无什么意义，但当他们说完这话，还要拉着我要去吃晚饭时，我有种想扇他们耳光，想踹他们两脚的冲动，这个家庭现实都摆在了这里，他们还唱着他们的功绩，还抱怨着他们的委屈，我把两个字丢给了他们：无耻！
又要文江用摩托车驮着我回到了镇上，铺开稿纸，三个苦难的小姐妹身影就在我的泪影中闪动，第一篇稿件《谁来帮帮这三孤儿》在保定日报刊发后，7月14日，在当地搞社会事件的河北大学学子，当即买来学习用品、衣物棉被送了过来，临走几个不富裕的学生还掏下了100元现金，8月6日第二篇《苦难学童三姐妹，拴住河大学子心》刊发在保定日报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LBL与三姐妹结成了对子，胜利南渠的职工张长江在放冬季水也赶来，为孩子浇灌那6分麦地……孩子们的境遇开始从这里转变。
县委副书记LBL见到孩子住的是危房，就组织部门为孩子翻盖了三间新房；保定私立精神病诊所大夫李占江在为孩子捐款捐物后，还免费为孩子母亲治疗精神疾患，直到孩子母亲半年后去世，以后每当过节，李大夫都来接孩子们去他家过年；而51258部队的战士赵玉林看到报道后，在每月津贴70元情况，每月拿出50元给三个姐妹寄来；而日本的门井千晴女士，从 日本飞来看望孩子，先后给孩子寄来11万日元；还有易县邮政局的职工贾术山、新华社的周振永……一个个由爱心串成的真情故事，滋润着孩子的心，让三个孩子快乐幸福成长起来。
1999年1月，我离开小镇进了县城，但三个孤儿一直还在我心里不能割舍，2000年12月，我在燕赵都市报整版刊发《孤儿处处遇亲人》稿件后，和孩子联系渐渐少了，更多的是从李占江大夫那里知道孩子们学习生活情况，2002年海燕的一次重病，李大夫给我打来电话，我赶到医院，采写了《海燕，你的生命还能走多远》，是十多年来我与三个孩子见到的最后一面，后来李大夫说，海燕创造了奇迹，病好了，大学也考上了，再后来断断续续有消息知道，海霞考上了河北大学，海英毕业后去了北京，我也在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后，从内心感到高兴，并时时地祝福着三个姐妹！
“海燕，你妹妹海英、海霞都好吧，我知道你们后来都上了大学，但这几年和你们失去了联系，你们都好吧！”听到海燕的声音，我还是按捺不住激动。
“哥，海霞也结婚了，有小宝宝了，海英在北京一家医院，去年我们聚在一起时，说了今年一定去看你，你是我们的恩人，如果没有你的笔，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们……”
我打断海燕的话，告诉她：“什么时候，都不要装有这样的想法，你们都长大了，都步入社会了，记着有爱过你们的人可以，但不能有放不下的心里包袱和负担。”
“哥，我们姐妹知道，我们是被爱心扶起来的，无论走到那里，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爱心给需要帮助人，像爱我们的好心人一样，去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海燕快乐开心地说着。
挂完电话，走下床，我伸展开双臂，心中涌动着的幸福感觉，开在了笑脸上，我给爱人讲了三个孤儿故事，爱人听了泪眼婆娑。
我对爱人说：“幸福是什么？”
爱人心有灵犀地笑着和我说：“幸福就是刚刚海燕给你打来电话的一声问候！”
我使劲的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