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 作者：韩少功 [复制链接]

乡气

    我对希大杆子知之甚少。无法知道这个人来自何方，是何种身分，为何移居此地，甚至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希”字不大像是一个姓。有人提到他下巴塌，双眼皮，与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关于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
    综合我听到的各种传说，他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进村的，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他带来了一位老人，帮他煮煮饭，照看几只鸟笼。他讲话“打乡气”，就是有外地口音，不大让人听得懂。比如“碘酊”。又比如“看”可代替“视”;“玩”，可代替“耍”；还有“碱”,言指肥皂，也一直在这里流行，后来影响到周围方圆很广的地方。
    从这些词来推测，他是一个当时读了新学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化学知识。据说他喜欢吃蛇，那么把他想象成一个爱吃蛇的广东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给马桥人留下的印象很复杂。有人说他好，说他刚来时，出示一些洋药洋布洋火，换谷米吃，价钱比较公道，尤其是碰到有人拿蛇来换，更是喜笑颜开，价钱上好打商量。他还可以诊病，甚至可以给妇女接生。本地郎中们曾经对他大举声讨，说他不过是妖术惑人，连阴阳八卦都不通的，还拿什么诊病？连棋盘蛇那样毒的东西都敢吃，心肝岂有不毒之理？不过，这些话后来不攻自破。张家坊的一个妇人难产，痛得在地上打滚，牛喊马叫，叫得郎中没了主意，村里人也惊了手脚，结果是她的舅舅出面作主，取来一把菜刀在阶石上磨了磨，要给她破肚子。
    菜刀已经架在肚子上了，幸好希大杆子赶到，大喝一声，骇得操刀的住了手。他不慌不忙，喝了茶，洗了手，把闲人全部喝出屋外。一个多时辰以后，屋里有啼哭声了，他又不慌不忙地出来喝茶。众人进去一看，娃崽已经接生出来，产妇居然平安。
    问他是怎么搞的，他的话太打乡气，没有什么人能听懂。
    娃崽后来长得很好，能说话能满地乱跑的时候，还被父母逼着，上门给希大杆子叩了几个响头。希大杆子似乎也比较喜欢娃崽，常常同他说话，同一起来玩耍的其他娃崽说话。渐渐的，娃崽们讲话也有些打乡气，还说蛇肉好吃，吵着要父母给他们抓蛇。
    马桥人从不吃蛇。在他们看来，蛇是天下最毒之虫，蛇肉必定损失人的忠厚，对希大杆子可以生喝蛇血、生吞蛇胆，更是惊惧无比，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总觉得是村子里的不祥之兆。他们纷纷禁止娃崽再去希家玩耍，主要是怕希大杆子用蛇肉把他们教坏。他们威胁娃崽，看见姓希的了么？他是卖娃崽的，说不定哪天就把你们装在麻袋里背到街上去卖了——你没看见他房里有好多麻袋么？
    娃崽们想了一想，没有什么麻袋的印象，但看到大人们认真的脸色，也不大敢往希家去了，最多只是邀成一伙，远远地看一看。看见姓希的热情招手，谁也不敢上前去。
    因为姓希的接生有术，村里人终究没有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把他家老少两个赶出村。但他们对希家一直好感不起来。人们都看不起他的懒，他腿上一层密密的汗毛，就是懒的证明。也不能容忍他的奢侈：居然给笼子的一些鸟喂鸡蛋，喂肉片。更不可接受他的一脸阴青：冷淡而且傲慢，对长辈也是没有一点恭敬的，从来不懂得让座，更不敬烟敬茶。动不动就要呵责来客，要是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他就冷笑一声，咕咕哝哝做自己的事去了。从他那凶凶的脸色来看，他莫不是在打乡气咒人？他以为别人听不懂就可以口臭？他使“乡气”这个词有了确切的体现——不仅仅是言的问题，确实是一股气，一种冷冽生硬之气，一种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使“乡气”这个本就有些刺耳的词，更加有了贬义的沉重，常常从咬牙切齿的一些嘴里迸出。至于是否殃及后来的外来者，是否暗暗影响到马桥人对一切外来者的态度，并非不成为问题。
    土改反霸工作组进村的时候，打听这里是否有地主恶霸。老百姓当时有些害怕，吞吞吐吐，甚至一见到工作组的人就关门。最后，工作组杀了龙家滩一个最大的恶霸，提着他的脑袋游乡，到处当当当地敲锣让人们来看，群众见了血，这才把门都打开，一个个摩拳擦掌。很多男人找到工作组，首先就提到了希大杆子。
    “他有什么罪行？”
    “剥削，好吃懒做，自己从不育菜。”
    “还有呢？”
    “他戴着洋锁，嘀嗒嘀嗒叫的。”
    “是怀表吧？怀表是浮财。还有呢？”
    “他吃毒蛇，你看无聊不无聊？”
    “吃蛇不说明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山，有没有田，我们要把住这个政策界限。”
    “他有田呵，有，怎么没有！”
    “在哪里？”
    男人们就含糊了，说你们去查吧，肯定会查出来的。
    “什么地方？”
    男人们有的指东边，有的指西南边。
    工作组去查了，发现希其实并没有田，也没有山，除了几箱鸟，家里空空荡荡的，怀表也没有了，据说送了龙家坪一个相好。这样的人是不能划成地主恶霸的，不可当敌人对待。工作组的结论，使本地的男人们都急了，说什么也不依。他们眼睛红红地憋了半天，说彭世恩（龙家湾的一个大恶霸）杀得，为什么他就杀不得？他比彭世恩拐得多，拐到哪里去了！彭世恩哪有他那样拐？把自己的老子当孙子！
    说到老子做孙子的事，工作组还是没有听明白。调查了好几天，才摸出一个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一段时间，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马桥暗暗流传，说姓希的其实已经活了一百多岁，吃了西洋长生药丹，所以至今身强体壮满面红光。跟着他来的那个老人，根本不是他爹，而是他的孙子，不服家教，顽劣成性，不肯服食西洋宝丹，才成了现在这一条老丝瓜。有些人听说这事，惊讶之余对姓希的刮目相看，怯怯地上门去打听。希家老头一口乡气更重，没有一句话让人听得清楚。希大杆子也不愿意多谈，碰到追问不舍的人，对方恭维够了，纠缠够 了，才勉勉强强地含糊一下，说他也记不得自己到底活过有多久，反正朝中皇帝换了几个，他是见多不怪了。说着，他要老人去睡觉、旁人听得真真切切，他没对老人叫爹，而是叫“狗仔”，完全是差遣晚辈的口气。
    马桥人对长生药丹不可能都不动心。有人带上银钱，带上酒肉，到姓希的面前求宝。他们有时还得送上婆娘，因为姓希的说人的体质不一样，丹药也就不能一样，有的男人元阳太虚，得取女人的“三峰”——也就是口液、乳汁以及阴精入丹，才可以集阴补阳，取得药效。当然，做这种事是很复杂的，很有讲究的，他最不愿意做这种事。有时候是求药者三番五次还是做不好，送来的三峰根本作不得用，他却不过人家的苦苦央求，才勉为其难，救苦救难，上门代劳，带着人家的女人关紧房门放下帐子，搞得床板吱吱嘎嘎的很不平静。他做这样的事很费精神，一般来说要收取更多的银钱。
    这种事越来越多了之后，当事人互相通风透底，首先是当事的女人们红着脸渐生疑心，接着男人们也铁青着脸，只是不好发作。就是在工作组进山前不久，有一个娃崽在母亲的派遣下，去希某那里探明秘密。娃崽回来报告。只要外人不在场，姓希的就把那个老人叫作爹！
    这就是说，姓希的一直让他老爹在众人面前装孙子，他根本没有活一百多岁，也根本没有什么长生药！
   “骗子。”工作组长听明白了，点点头。
    另一位干部说，“他骗了你们多少钱，多少谷，多少妇女，欢迎你们揭发，我们要同他算帐。”
    汉子们怒不可遏，但支支吾吾，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详细。工作组理解他们的难处，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想了个办法，让一个读书人咬咬笔杆子，总结出希大杆子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 、资助土匪武装、反对土地改革、非法经商等等十来条罪状，终于将他定为反动地痞，一索子捆了起来。
    “你说，你到底有没有长生药？”
    “没有，没有。”希大杆子在工作组面前一身哆嗦，傲气一扫而光，鼻涕都骇得流出来了。
    “你卖给他们的是什么？”
    “阿……阿斯匹林。”
    “你为什么这样不老实？”
    “我……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他把工作组定的罪行一一背诵，一个字也不错。
    “你明白呵？”
    “我读书过目不忘，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胡说！这是你自己的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承认。”
    “我承认，我承认。”
    工作组把他押送县里。一个民兵负责押解，走到路上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先是呕吐黄水，最后呕吐绿水黑水，吐得两眼翻白，不省人事。希大杆子跪在地上为他做人工呼吸，又找来一桶清水为他灌洗肠胃，待他稳定了一些，把他一口气背到了县城，连人带枪一起交给了政府。当然也把自己交了上去。据说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逃跑？他说跑不得跑不得，我要脱胎换骨，跳出粪坑，为人民服务。
    他在押解路上的守法表现受到了注意，政府判刑时，给他少判了两年，然后送某农场劳改。也有人说，上述说法有误，他根本没有服刑，被县里一个首长看中，保他出狱，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去某矿山行医。有人在县城里的茶馆里还曾看见他喝茶。他已去了长发，剪一个平头，说话竟然一点也不打乡气了。他谈天说地到了得意的时候，忍不住私下向人吹嘘，自己当年为了争取进步，在押解路上把一个民兵先毒翻，再救活，一举给自己减了两年刑。云云。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他的老爹很快就死了。他们在马桥的乡气也消失了，只留下了“碘酊”、“碱”这样几个孤零零的词，让多年后的我感到惊讶。当然，他在马桥至少还留下了三个儿子，三只他特有的那种塌下巴，将成为我以后一些词条里的人物，承担马桥以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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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作“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作“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工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 ，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

放锅

    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作“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籽，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人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着没有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惭愧。
    获得命名是生命的权利，是尊爱的结果。人们对家养宠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致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革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风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只把男人（man ）看作人（man ），“主 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的阴影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大统裤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马桥上弓有一段麻石路面，两旁的几栋农舍，当路的一面是通常的木板墙，东偏西倒，但还保留着高高的一墙砖石方台。只有留心细看，才会发觉这些台子是很多年以前的柜台，才会发现这些老房子依稀流露出铺面的风采。柜台是商业的残骸。《平绥厅志》称这个地方在清朝乾隆年间昌盛一时，这些残缺剥落而且蒙受着鸡粪鸭粪的柜台，大概不失为物证。
    另一件可疑的旧物，是一口大铁锅，已经有了缺口和长长的裂纹，丢在公家的谷仓后面的林子里没人理会，锅底积满了腐叶和雨水。锅大得骇人，一锅足足可以煮上两箩筐饭，搅饭的勺子至少也要大如把头。没有人说得清 ：这口锅以前是谁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锅？锅的主人后来又为什么丢弃了它？如果用这口锅给长工做饭，主人一定是大庄主。如果用这口锅给兵丁做饭，主人一定是不小的将军。这些猜想都足以使我心惊。
    最后，《平绥厅志》描述的繁荣，在马桥上弓的一幢老屋上还残存了—角。那是青砖大瓦屋，大门已经没有了，据说大门前的石头狮子也在革命的时候被人砸了，但差不多高至人们膝盖的石头门槛，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屋里仍有一扇没有被人拆走的窗户，上面的龙飞凤舞，精雕细刻，还有一股富贵气隐隐逼人。本地人把这幢无主的楼房叫作“神仙府”，有一种戏谑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神仙是指几个从不老实作田的烂杆子，又名马桥的“四大 金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住在这里。
    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知道神仙府的金刚们或是谢世或是出走，现在只留下一个马鸣。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渣。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 ，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烟纸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听得身后有人感叹：“时乱必乱时矣。”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
    问起来，他点点头，说正是马鸣。
    我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
    “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么？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地红了脸，咳了起来。
    “你吃了饭没有？”
    他捂着嘴摇了摇头。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那你……吃肉？”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
    他着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大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搭嘴搭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
    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腑六脏。
    “你尝呵，尝呵。”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溲气扑面而来。
    我赶快夺路而逃。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功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甚至去用线索捆绑，统统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他们并不打伙，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上偷了一个萝卜或者包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的金刚耻笑。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功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也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它。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了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汲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几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或者标榜他的讲究。“溪里的水甜。”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是断断不给这个面子的——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在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少得，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作疯话，当作笑话。这使他与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各种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不论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组合。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生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付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明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已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糟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于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大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折成纸片卷纸烟；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充当广播线的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也就是说，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已经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住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革”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马桥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护以功，诌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 一个边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思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幽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泊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泪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觉

    “觉”在马桥的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其实，“觉”的另一含恰恰是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是愚蠢，睡觉倒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位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底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出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活得更加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发歌

    如果看见马桥的男人三两相聚，蹲在地头墙角，或者坐在火塘边，习惯性地一手托腮或者掩嘴，就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唱歌。他们唱歌有一种密谋的模样，不仅声音小，而且大多避开外人的耳目，在僻静的地方进行。对于他们来说，唱歌与其说是一种当众表演，不如说更像小圈子里的博奕。我原来以为这是害怕来自政府的禁止和政治批判，后来才知道，他们即使在“文革”以前很多年，就有了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不知是什么原因。
    马桥人唱歌，也叫盘歌，也叫发歌，与开会的“发言”、牌桌上的“发牌”，大概有类似的性质。汉代的枚乘作过很有名的《七发》，发是指诗赋的一种，多为问答体。马桥发歌也多是一问一答的对抗，是否就是汉代的“发”，不得而知。
    年轻后生喜欢听发歌，对每一句歌词给予及时的评点或喝彩。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较为大方，可能掏出钱去买一碗酒，或者凭着面子去赊一碗酒，犒赏歌手。缓手发完一轮就呷一口酒，借着酒力当然能发出更加杀劲更加刁钻难答的歌词，把对手往死角里逼，直斗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决不轻易把托腮或掩嘴的手撤下来。
    他们的歌总是从国家大事发起。比方盘问对方国家总理是谁？国家主席是谁？国家军委主席是谁？国家军委副主席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最近得的是什么病而且吃的是什么药？如此等等。这些难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就是天天看报纸，恐怕也无法像他们那样对远方大人物如数家珍，对他们的肺癌或糖尿病记得如此精确。我猜想这些浑身牛粪臭的汉子，奇特的记忆力，一定出自他们的某种特别训练。处江湖之野不忘其君，他们的先人也一定习惯于关注朝中的动静。
    接下来是发孝歌。歌手们往往要互相揭短，指责对方没有给高堂大人弹棉絮，或者没有给逢生干爹买寿木，或者没有在正月十五给伯伯或小伯送腊肉，或者那腊肉的膘不够两寸，肉里面也有蛆虫拱，如此等等。他们总是义正辞严，质问对方是不是嫌贫爱富？是不是忘恩负义？是不是天天吃的猪狗食长的猪狗心？当然，对方要急中生智，要及时用天气或脚痛之类原由来开脱自己的劣迹，并且迅速发起反攻，找出对方新的不孝之举——即便夸大事实也在所不惜。他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场歌声的相互审汛，这种民间道德严格验收。
    以上是必要的开局之争，体现着歌手的立场。
    发完了这些，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放心发一点觉觉歌了。“觉”的引伸义是玩笑，比如“觉觉话”就是指俏皮话。进一步的引伸义是不正经，比如“觉觉歌”多指调情的歌。觉觉歌活跃肉身的感官，是年轻后生最为兴奋的节目，仍可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只是一方要作男角，另一方作女角；一方要爱，一方要拒爱。
    我曾经留心录下过一些：
    想姐呆来想姐呆，行路不晓脚踩岩，吃饭不晓扶筷子，蹲了不晓站起来。
    另一首更有呆气：
    想姐想得气不服，天天吃饭未着肉，不信脱开衣服看，皮是皮来骨是骨。
    也有歌颂女呆子杀夫图谋的，能让人吓一跳：
    人家丈夫乖又乖，我的丈夫像黄柴，三斧两斧劈死了，各位朋友烤人来。
    也有的唱得凄楚：
    一难舍来二难离，回个影子贴上墙，十天半月未见面，抱着影子哭一场。
    也有的对爱情表示绝望：
    你我相爱空费力。好比借磨（米？）养人鸡，姐的儿女长大了，不喊老子喊伙计！
    这些只算情歌。情歌发到一定的时候，歌手们就会引出“下歌”：
    我看你女子二十零，不要关起门装正经，我看你脸上挑花色，裤裆早已经湿津津。你家的狗急叫不停，门前的流水白沉沉。你家的床户千斤力，一天钻出个土坑坑。
    ……
    每到这个时候，听众中如有女人，必会红着脸诅咒着快步离去，后生们则目送她们不同寻常的背影，像一只只欲斗的叫鸡，伸长颈根，眼睛发红，摩拳擦掌，躁动不安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脸上烂出一片火烧烧的痴笑。他们故意把笑声夸张得很响亮，让远处的女人们听到。
    也有唱女人苦处的歌，比如下村的万玉发过一首，内容是一个妇人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罗江漂下去时的情景：
    你慢慢行来慢慢走，莫让岩石碰破头，不是为娘不要你，你没有爹姥娘恼羞。
    你慢慢走来慢慢行，莫让风浪打湿身，不是为娘舍得你，夜半醒来喊三声，……
    木盆在万玉的嘴里遇到了一个漩涡，转了一圈又往回漂，似乎依依不舍，还想回到娘的怀抱呵呵呵。唱到这里，旁边的女人莫不眼圈发红，开始用衣角擦眼睛，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本仁的婆娘嘴角一落，丢了手里的一箕猪菜，扑到另一个妇人的肩上哇哇哇地哭了起来。

撞红

    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着大肚子，倒是能使大家感到满意。湖南省文联侗族民俗学家李鸣高告诉我，这没有什么奇怪，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地方和时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育是妇女最重要的职责，比贞洁的道德操守重要得多。男人们择偶时喜欢大肚子，是南方很多地方较为普遍的现象。
    似乎是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权且录下备考。
    与这一习俗有关，马桥男人对第一胎心怀敌意，视之为来历不明的野种，不是自己的骨血，或是塞进尿桶，或是将其闷死褥中，总是除之而后快。这种风俗叫作 “宜弟”，也就是弑长子，是马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心照不宣的做法。做母亲的于心不忍，常常在丈夫动手之前，把婴孩用棉袄裹束，放在大路边，或者放到盆里顺水下漂，把亲子的命运托付于天，也就成了常有的故事。
    共产党来了以后，禁止这种野蛮行为，有关说法也就很少听到了。有些人是否还在偷偷地做，不得而知。当万玉唱起《江边十送子》一类歌谣的时候，歌声牵动女人们一些往日的辛酸，泣声四起，当然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