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 作者：韩少功 [复制链接]

道学
　
     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他乐滋滋地收下了，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话：
    “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
    “你如何这样道学呢？”
    等等。
    道学，在马桥词汇中是讲礼貌、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些罗罗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  
    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包装了多少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令人舒服的词。似乎人的善举——比方说这二十块钱吧，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文化约束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沮丧。“道学”之外，人际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地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次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是不是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给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泼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践声从月光深处游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了三枪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呼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了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多半的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后了。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日，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狗再次看我一眼，掉头而去。
http://www.my285.com/ddmj/hsg/mqcidian/index.htm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箴，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一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盘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瘀，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 ：“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嘟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作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大，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 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 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  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 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颜茶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之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梢着柴，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的一些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得，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是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夷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镇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 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 （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憋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 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分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 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各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 ）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 ）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 ）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者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扯龙谈，种命 ！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于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睑，“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恩？”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骇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罗。”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这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吃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 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讲多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

满天红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盛产“满天红”的年代。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两只长长的壶嘴伸出去，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用一根长长的竹杆挑一盏这样的灯，调破沉重的黑暗，上岭开民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这个年代常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白天不够用的年代，夜晚也必须充满着激动。白铁匠们做出了一批批的满天红，销路特别好。干部们介绍哪个公社或哪个队的革命形势，常常用这样的话：“你们去看看人家，人家满天红一上阵就是十几盏！”
    我落户到马桥的，赶上了当地“表忠心”的热潮。向领袖表忠心，每天不可少的活动就是晚上到复查的堂屋里去。只有他家的堂屋大一些，容得下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撞了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
    大家对着领袖的像站好了，干部一声令下，劳动力们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口气背了毛主席五六条语录，把我们这些下放崽骇了一跳。我们没有想到马桥人记得这么多，在他们革命的理论里晕头转向。
    过了 一段，发现他们每次背诵的都一样，就是那么几条，才放了心。
    下放崽读过书，很快记熟了更多的领袖语录，也可以滚瓜烂熟地一口气吼出来，狠狠打击了他们的猖狂气焰。他们败下阵去，以后就老实一些了，掏出烟丝来首先问下放崽要不要，背语录的声音也有些疲软不振。
    吼过之后，由一个干部，一般来说是本义或者是罗伯，向墙上的毛主席简要汇报当天的农事，然后怯怯地说：“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大家这才笼着袖子散去，一个个撞入门外的飕飕寒风。
    有一次兆青躲在人后打瞌睡，其他人都走光了，他还蹲在角落里。复查一家人也没有注意，关了门就睡觉。到了半夜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说你们好毒辣！想冻死我呵？
    复查哭笑不得，只好说，怪只怪满天红没油了，晚上看不清。
    可以想见，经过每天这样的学习，大家嘴里都有很多革命理论。不大相同的是，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的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诸如此类。我打听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些最高指示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是这些话的最初传播者。但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话，一次次在言谈中引用。
    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比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坏。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假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苟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的杨雄引用过大量的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格


    “格”是一个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有没有格，失（音She ）不失格，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他的格发生变化 ，格又跟话份有互为表里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人称明启叔，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公社开大会，常常要他去做馒头，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每当有了这类机会，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睑上有了，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满眼透出鄙夷地说，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胡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 镇得一个叫“三耳朵”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 呵”。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的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杯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还是贡酱油，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到边。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的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照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 ，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明启这一段忙着到公社做馒头，还忙着指导村里的各种事务。队于部开会，见他一进来，就要不明不白地给他让出一个座。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多余，听着本义布置工作，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的公务毫无关系，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而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也参与一下关于一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从来没人对他下逐客令，因为他有格。
    很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为某种机遇而不是因为实力就得了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县里开大会，有时也喊他去做 白案。不知道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县政府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生长的，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而明启从伙房揣去的白馒头，也颇让寡妇母子消机解馋，如此天长日久，竟也情深义厚海誓山盟起来。最后，胡启于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 袋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偷偷扛到了李家，顺手捎去了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被革去了扫地的差，后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明启（爹的称呼己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去县城或公社做白案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委琐，不管天冷天热，总是缩着脖子耸着肩，一副要把脸面埋起来的样子。他的话份自然剥夺殆尽，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说什么话。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惊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 惹得本义一次次喝斥：“大点讲！大点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恋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了，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用一种不成文的办法对待这个人，三言两语之间就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 。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共同的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胡启偷野鸡，当场被抓起，抓到裤裆县，脱裤又剐衣，警察打屁股，看你吹牛皮，牛皮一声叭，屁股彤红的……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马桥下一辈人的驱逐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和破落立下了一块不朽的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慌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滚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上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打线了，其中一个穿着一身旧军装，棉帽子包住了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在操着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地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位干部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一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
    “还要夯一轮。”
    复查吐了吐舌头。
    “何部长要你派的人呢？”那人又问。
    复查指了指我和另一个知青。
    那人走过来，朝我们伸出手。这显然是一个马桥以外的动作，让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这是握手，我们也应该伸出手。
    我略略有些奇怪。此人的手不像我预期的那么筋筋骨骨，甚至还有点温柔。再看上面那巴掌大的脸上，一双黑眸子大得出奇的眼睛，开合之间也有些清秀的意味，让我觉得非同一般。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帮着赶编工地快报。我们听到一路上有人把这个人叫作“万老师”、“万哥”，一般来说，这个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冲着对方点点头，或者淡淡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脏了一句，没想到竟让几十米开外的万老师和万哥听到了。万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黑亮亮的大眼睛瞄了我的同伴一下，算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又用锐利的眼锋把我一刮， 以儆效尤，然后才稳稳地走开。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也没有料到此人的回击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详之兆袭来：在这号人手下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这个万某人原是一个女流。我的同伴去解手，看见万摘了棉帽，一头长长的黑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的同伴惊讶得茅房也不去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信。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确实是一位 千金。依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我们日长月久习惯了这种规矩和景象，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了饭桌前的时候，反而有些诧异或者说有些看不惯，眼睛里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万某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两年民办教师，不想当了，就回到村里学过两年农业，甚至还能同男人一样犁田。她是正牌高中生，又是公社共青团的宣传委员，公社有什么大事，常常请她去帮着写一写或算一算，据说还要培养她当什么接班人。因为这一点，人们还尊称她为“万老师”或者“万宣委”。她不喜欢后生们叫她“万哥”，但寡不敌众，众情难却，日子久了也只好接受人们这种叫法。我应该承认，摘了棉帽子的万哥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耳下直到下巴的线条特别有力量，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刀在草料中进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一起修了一冬的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过几次类似“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和本领高强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哥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 一一例。
    在这样一股热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们就像碰到空气，黑眼珠子里边的亮光一下了从我们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我碰到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张家坊的人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同寨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什么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一种叫做万哥的概念和符号，没有笑容、质感、体温以及会意的一瞥，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作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其实是大官的私 生子，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下的种，十多年后母亲带着她进城去，又要验血又要喊冤，逼得她的风流父亲没办法，只好留她在县城里读高中，偷偷供给她生活费和学费。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前几年闹文革时在县城里还是一个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坐过上牢，还被省里的军管机构用小汽车接到省城开过会，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姐二十六七岁了还没有谈婚论嫁，其实心里早有一个对象，就是她原来的一个同学，参了军。她每年都要去一趟广东，据说就是去看她的对象。可惜那个后生不知中了什么魔，居然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一直到他病死在牢里，他家人和没过门的万哥才得到消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说法和传闻。她在说法和传闻中流逝着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肤色的暗淡。
    曾经有几个不正经的后生打过她的主意，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下流歌多方挑逗。见她充直不闻，使用污言秽语来报复：“哼。摆什么格呢2 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被那个死鬼搞烂了，要不奶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起天高，还不是逗男人来搞？”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听说这件事，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他们真的是发了花癫，搞到万哥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一个女子这么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的东西，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的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了。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害死人，对传宗接代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哥，不，实际上的万姐——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一个人。不过，她也没在马桥继续呆上太久，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死了配偶，又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就把她接到城里去了。
    据说，她被送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

豺猛子

    天子岭的一层层折皱里，藏着一个小村寨，叫岔子弓。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小溪。水不深，上面有一些岩头可以让人落脚，三步两跳就过去了。岩头通常披挂青苔，卧在水草丛签没有什么特别。
    我好几次经过那里，去岔子弓刷写毛主席语录或者挑禾种。有一次，同行的人问我，上次过水溪的时候发现什么不同的情况没有。我想了想，说没有。他说，你再想想。我再想了想，还是说没有。他说你记不记得水里面有一块长长的大岩头？我记不起来了，在他的一再提醒下，才依稀有一点印象。上一次过溪，大概在水流中部靠水柳丛那边，好像是有一块长形的岩，我在上面落过脚，还为在上面汲了两口水。也许。
    同行人笑了。他说那根本不是岩头。上次发大水，几个放牛娃崽在岭上看见，那块长形岩头突然打了一个挺，在溪里搅起一团混水，顺着大水游到下面去了——原来是一个活物。豺猛子。
    豺猛子就是豺鱼，也叫豺聋子。马桥人说，这种鱼吃鱼，不吃草，性子最凶，有时候也最憨实，让人踩了个把月动也不动。
    这以后，我看见一些大岩头或者大木头，都有一丝紧张和警惕。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扭动起来，化作什么活物倏然逃去。任何爬满青苔的地方，也许会突然裂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冲着我漫不经心地眨一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