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华 /父亲还能活几天
黄河文学
2010-9-15 1:16:49
这辈子，我跟父亲都没啥缘。比如，我一天跟他说不了两句话，我也很少喊他大。“大”，就是爹。要找一找这里头的原因，我竟也说不上来。说出来，又觉得那么琐碎和牵强，像是村子里的一些流言蜚语，自己都不大相信。想想哥哥跟他也是那个样子，我还是相信了,就是那些琐事。哥哥快死的时候对我说，这辈子我都怕咱大……
我们不大跟父亲说话，是因为父亲不大跟我们说话。他一直都在那儿端着一家之长的架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跟家里人开过一句玩笑。闲话不说，要紧的话又有多少呢？搜寻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我似乎只能找到一点点：夏天的傍晚，一水塘的男人，小孩儿都在光着屁股洗澡，洗好了，父亲两只大手卡着我的胳膊窝，把我架起来，我沾着泥巴的一双小脚板在水面上使劲地扑通几下子，然后我像一棵漂洗干净的小白菜被轻轻地放在岸边的草地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摆他家长的架子，我觉得还是缺少了一点什么。首先，这个人一个字都不认得，而我们几个孩子都先后背起过书包，他在远方当兵的外甥给他这个舅舅写的信，还得我们给他念；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生产队），他也从没有当过什么，哪怕是副队长、小组长，而这些，总是可以在别人面前说话的；最后，他这个人也不够强壮，个子不大高，也不像哥哥那样有一身肌肉，令人畏缩。可是，父亲在家里却依旧威严。老了的娘淡淡地对我们说，一辈子没给俺添过一把火。娘说的是她当家的，从来没有给她烧过一把火。这一点，就够牛的了。一个村子里恐怕也难找第二个。我这个儿子、丈夫就做不到。不管是冬天还是火热的夏天，妻子或母亲一个人在锅台上忙活，下面没人的时候，我碰上了都会赶紧蹲到锅门口，帮着烧火，直到她们说中了中了。父亲洗脚的时候不一定让人给他端水，洗好以后却肯定叫我们把毛巾给他拿来擦脚，或者把笤帚拿过来，摆在他的面前，他把滴着水的脚放在上面，直到晾干。这个时候我就想，鞋子没脱的时候自己干吗不预备好？他要用到什么小东西了，比如一根钉子，就叫我们给他找，翻了一通找不到，他就瞪着眼睛对我们说，要是个馍看你能找到不？有时，一只小瓦盆或者一只碗摆在了锅台、桌子的边上，他看见了，就用手点着那个东西，捏着腔调说，摆的挨边溜沿的，鸡一踩就去球了！可是，他说过了也并不把那个东西随手往里推一推，而是等着别人。有时别人也并不想动，比如我。父亲特别喜爱柴禾，不管家里缺不缺少这个东西，父亲见到柴禾就像见到了地上的钱，非捡不可。可是他捡到的柴禾很少拿回来，都一堆一堆地放在那里，回到家就叫我们小孩子挎个筐，按照他描述的路线走很远的路把它弄回来。有几回我去了，却把那些柴禾一堆一堆地抱到了旁边的乌龙港里，乌龙港的水缓缓地向东流着，一会儿，那些柴禾就不见了。
可是，父亲的名声却好得很，在村子里、生产队或是哪户人家少了什么东西，根本不往他头上想，因此也不会想到我们一家人。生产队劳动力虽多，有些事情队长、会计却想到叫他去干。有一次，干部叫他去卖黄豆，父亲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就上街了，五六里远。队里找他，显然是不用担心这个人会漏零钱。晌午回来，父亲首先钻到厨屋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瓢凉水，娘看他褂子都汗透了，就说，赶个集，咋还累那个样子？父亲喘一口气说，没卖掉。娘说，没人要？父亲说，不是的，几个买豆子的非要便宜二分头，我能给他？娘用火棍点着他，你个傻×，公家的东西啥高一分低一分的，卖了它，你总不用往家里挑了吧！
队里的耕牛有时候指定给一些户上喂养（给工分），有时候又集中起来集体饲养。十几头牲口是一个村庄的命根子。这中间，饲养员始终都是父亲，没有换过人。干活上，父亲一点都不马虎。有时我们想省点事，他就说，力气头还用钱买吗？那几年队里大面积种植秫秫（高粱），秫秫毛子多了，当柴禾烧了可惜，一些人就用这东西扎笤帚卖，人家一天扎一堆，父亲却只能扎几把。他脚踩着绳子，牙咬着挣了又挣，有时绳子都挣断了。他扎的这几把，毛子扫秃了，也不会掉一根。别人看到了就说，老王，你扎恁细作，一把能卖两把的钱？父亲的细作是出了名的。那一年我去十几里外的舅舅家，那里的人怎么就提到了父亲，表哥说，姑父的牛脚里（卧牛的地方）干净得能睡人，姑父码的柴禾垛光溜溜的，谁拽一根草他都知道。
父亲的细作村里的人没有不服气的，可是我却一点都不欣赏，甚至非常反感。有一回伏天里麦子生了虫，我们把它拉到村前的柏油路上晒。吃过午饭，漆黑的柏油路热得像是一块烙馍的鏊子。我从路边的草丛里捉了一条青虫，丢上去，青虫一步都没有爬，只翻了个滚，就直干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趁热把麦子收回去，茓起来，再用塑料布裹紧，才能保证不再生虫子。妻子和父亲在前面收拢，我拎着大扫帚在后面扫。扫完了，我们要赶紧把这些麦子灌起来，拉回家。这时，父亲却把我丢下的扫帚又拿起来，从头开始，叉开两腿，一点一点地扫起来。头上晒，脚下熥，我们的衣裳都汗湿了。父亲简直是在那里磨蹭。我叫了一声，他跟没听见一样。他终于扫完了，有半碗麦子，没有归到大堆子里，那是从路上硬刷出来的，有一半是小石子。这点麦子，收拾停当以后，他会用破草帽把它盛回家，倒给那一群老母鸡。这时，热的头发晕的我已经窝了一肚子火，我操起扫帚，一下子把那点麦子打到路边的草窝里。那个时刻我不该看父亲的，可是我却瞟了他一眼，父亲两眼发红，握着木锨的手在发抖。我觉得，那把大木锨会突然间拍在我的头上。还是麦收的时候，我们家打好的那一大场麦子，没风扬不出去，像山一样堆在场当中。场是两家合着的，明天人家还要打麦。吃过晚饭，我拿个破席子就去场里了，夜里睡在这里，啥时候有风就起来扬。一会儿，父亲也来了，夹着个草苫子。我说，夜里也不知道起不起风，这外头蚊子厉害得很，你回去睡吧。麦收的人都乏得很，走路都想歪倒，父亲没说啥就回去了。我头枕着木锨躺下了，却睡不着，总觉得有风，爬起来豁两下子，又不中，都落到了自个头上。半夜的时候，风真的起来了，像一架风车，我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东边有点发白的时候，这一场约摸两千多斤麦子，我把它扬出来了。上风头是一堆金黄的麦子，下风口是一大片白色的麦糠。麦糠随风飘落，平缓而起伏，像是一片沙丘。这个时候我要赶紧回去睡一会儿，白天的活还多得很。还没回到家父亲就起早出来了。我对他说，都扬出来了，你把麦堆子打到边上，把麦糠推出场外，——别耽误人家打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吃过饭去场里，场上还是那一大片。父亲还正在扬场，早饭都顾不上吃。这个时候，人家摊场的人就要进场了。父亲不相信我一个人在看不清的夜里，能把这一场麦子扬干净，麦糠堆里必定还混着一些麦子。我肚子气炸了，说话很不好听。妻子用眼瞪着我，怕两个男人出事。可是父亲却在那里不紧不慢地扬着，完全没有把我当回事。他的嘴里也只有那一句话，到嘴头的东西了，总不能还给它扔掉。我生活中还没有仇人，那时要是要找一个，这个人就是父亲。
十年前那个深秋，种完麦子我一个人出来了。来到热闹而又怯生的江南，开始了一种没有季节的生活。
我有时想，我出来了，父亲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可能还不错。村子里没人跟他杠着了。
第二年，收秋一毕妻子也跟了过来。妻子说，三个上学的，那几亩地根本裹不住。其实，这个话是我要出来的时候跟她说的。其实，我们家有十几亩地。一只手按不了两只鳖，两个壮劳力都出来了，家里的那些地便像割地赔款一样，给人家种了。
那个时候，父母老两口只种着一点点零碎地了，他们这个阶段的人生意义就是让那三个被爹娘丢下的孩子，星期天回来还有一个家。后来，孩子们的学越上越远，一个个离他们而去。那个时候，两个妹妹还都在家里，一个就在本村，一个也只有里把路。有她们两个在身边，我也不大操老两口的心。妹妹呆在家里不想着出来，可能就是为了守着爹娘。爹娘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闺女是个小棉袄，到底比儿子中用。
可是我错了。在金钱的面前，爹娘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那一年过年回家，年初四出来，本村上的妹妹也提着一个包袱，紧紧地跟上了我。她说，两个上学的，不出来咋弄！我心里不高兴，不想带她，可是又没有话说。又过一年，邻村的小妹也出来了……
小妹出来，我真觉得她的心有些狠。虽然我们都是一样出来，毕竟是她最后把爹娘给丢下的，就像姐姐一样狠。姐姐出来得最早，她一家在上海承包一块橘子园。从上海到老家，长途客车只是一夜的路程，她却整整五年都没有回来看看爹娘。那一年正月初几我还在家里，姐姐打来电话，说咱大还好吧，咱娘还好吧，我说，今儿个在给咱娘烧五七！这是说——咱娘已经死了。这是一句气话。这一年夏天，娘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我赶回家的时候，娘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她有气无力地说，都怨你咒的。我知道，娘只是这样说，她这个人并不多么迷信。娘从医院出来的第二天，我就又走了。可是娘这一病并没有真正好过来。一年后那个麦黄的五月，娘真的死了。
我们姊妹五个，连死去多年的哥哥，都有几个儿女。哥哥和姐姐已经有了孙辈。这些人站在一起，也是一大片了。父亲当年一声一声地使唤我们的时候，还是个壮年。现在，他已经是曾祖了，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却一个人呆在千里之外的那个村庄，成了一个光杆儿，就像孤儿一样。我们知道，当年父亲除了盛饭，他没有进过厨屋。在这一点上，他是全村最笨的人。他连一碗面条、一盘青菜都端不出来。可是，一个人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四年了。
丈母娘也是父亲这个年纪，也是一个人过着日子。她的子孙比父亲还多。子孙们担心，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病了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前年，我们东边那个村上的一户人家，年轻人都出去了，一个老人守着一片空房子，下雪了，老人冷得很，就在床面前生了一盆火，半夜里火盆就要熄灭的时候，老人也睡着了，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这火又像一条伸着信子的毒蛇悄悄地爬到了床上，等到村里其他的老头老太发现这一切的时候，老人就只剩下坍塌在地上的一堆黑黢黢的骨架了。丈母娘的子孙们决定把老人接过来。老人杀了她心爱的几只老母鸡，连同一大包棉衣一起带着过来了。晕车的老人来到这里已经半死。老人刚来的那两天，这里的亲戚都过来看她，老人说，还是偎着你们热闹。可是很快，这些人就只顾上班了，早晨出去，晚上才回来，两头不见日头。长长一整天，老人只能一个人圈在不大的屋子里。老人急了，就从二楼慢慢地下来，找人说话。她找旁边的住户，找小商铺。可是，人家不知道她说什么，人家的话，她也听不懂。这些，似乎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在今天的城市里，对一个个陌生人随便开口的人，基本上可以看作有神经病。她的亲人们知道了这些，都皱着眉头对她说，不要乱掺和，你以为这是在村上呀！老人于是就不再出去了，一天一天又圈在小屋子里。那天上班的人回来，老人躲在阳台上，突然大放悲声。悲声呈爆发态势，半条街的人都朝这边看。在本人的一再要求下，几天后，老人又被重新送回老家。还有个老乡，也把七十多岁的老母接了过来，一个月没满，房东便通知他搬家。他赶紧找了几处，都因为有一个“棺材瓤子”，而没有成事。没有办法，老乡只得把老人又送了回去。
乡村的老人像一只破烂的木船，搁浅在一条死河汊子里。
父亲属鸡，今年七十六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要自己去。三年前就是他的一道坎。那年过年，我一个人回去的，三十晚上我做了一条鲤鱼，让他一个人吃。鲤鱼跃龙门，那一年平安地过来了。下一道坎，不知道咋样。村子里，杜老大、四大爷、五婶子身子都结实着，可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就像绊了一跤，一个个地倒下了。倒在村子外面的野地里。这个事情，父亲清楚得很。不管怎么说，再活个十年，应该够父亲的了。让他自己留，嘴巴恐怕也张不了这么大。回家回家，每一趟过年回家，我们只能呆个四五天。这个十年里，每年春运我们都能买到车票顺利回家，在家的时间也只是四五十天。
这样说来，在我们面前，父亲他活不了两个月了……
（王新华，河南人，农民，现在江苏吴江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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