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当下创作——略论《小说选刊》 [复制链接]

        2016年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又一个丰收年，从《小说选刊》中可见一斑；而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中，中短篇小说素以量大质优见长，这在《小说选刊》中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以短篇小说为例，2016年的《小说选刊》读罢，则现实生活的质感、世道人心的复杂、底层人物的悲欢、精神世界的苍茫历历都在目中。从风格上看，不管是粗粝的、冷峻的、热烈的还是温情脉脉的，都可见出写作者不舍红尘、直面现实的写作立场。

        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2016年《小说选刊》中的作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社会底层人、边缘人、弱者的悲悯和同情；对社会新鲜事物和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对现代人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和建构。

        自打工文学兴起，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一直是中国当下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取向。其实与其说底层人物，不如叫弱势群体来得公允些。弱势群体面对的，往往是资源占有的贫瘠和精神世界的压抑、焦虑相互交织，而焦虑何尝不是当下人时时感受到的精神状态？陈再见的《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中的老汤是一名乡村代课教师，从教多年而转正无望。而比精神处境更尴尬的是经济上的困窘，无法转正则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中年丧子又失去了养儿防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失手打伤学生后老汤为了是否带上仅有的八个鸡蛋登门致歉而反复踌躇的细节，读来格外让人心酸。安勇的《舌头》则直面进城务工人员的生理需求问题。小说结构精巧，以寻找舌头为引子，引出两条线索，“母亲”近乎偏执的寻找是为了给死去的儿子一个全尸，女工的寻找则是出于道德和良知的压力，而两条线索的交点是“母亲”的儿子在性侵这名女工的时候被咬掉了舌头。“母亲”面对的是丧子之痛，女工面对的除了道德感的压力，还有来自男友的猜忌和嫌弃。而在小说中并没有露面的“儿子”作为故事的主角代表了写作者对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的深沉关切。这实在是一篇有分量有内涵的作品。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这是一篇颇具个性的小说，视角独特，叙述冷峻，一条狗一条人命看似毫不相关却具有耐人寻味的情感逻辑，深藏着作者人道主义的温情。

        与弱势群体形形色色的生存困境相伴共生的是社会经验的复杂多样，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趋同、经济地位的分化带来的心理失衡、物质丰裕和精神空虚的错位、道德感和良知的缺失、社会强势力量对人的异化等等，纷纷考验着写作者透过表象直达世道人心的能力。范小青的小说善于从社会习见的现象中探寻生活的底色，以讽刺的手法戳穿生活的荒诞外衣，带给人以会心的笑和泪。《谁在我的镜子里》围绕老吴装修房子设计了一次次意外和巧合，尴尬、纠结和哭笑不得成为老吴生活的日常。经过一番挣扎，房子终于装修完毕，却发现是别人家的，小说反映了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小说的最后老吴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话，以戏谑的方式宣告对社会的无奈和妥协。《死要面子活受罪》讽刺的是社会中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暗含着对现代人信任危机的忧虑。“孙子”想方设法得到奶奶的低保金以充作网络游戏的费用，却不得不证明奶奶姓甚名谁、爷爷是否去世、奶奶是否活着。当费尽心力得到了低保金，却堪堪抵当证明过程中的一系列开销，寄希望于来年，奶奶却在第二年去世了。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尤其小说中人物的称呼“孙子”、“老子”等极具讽刺意味。1993年出生的年轻作者庞羽的《福禄寿》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语言老到睿智，显示出深厚的语言功力。两个经济地位悬殊的家庭被放置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折射出世道人心的复杂。

        相较于以上两类社会问题小说的揭示与批判，还有一部分小说致力于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与构建，以积极乐观的色彩调剂着当下小说的底色。刘鹏艳的《月城春》写两个残疾少年心灵的纯净和对美好事物的坚守，形象与心灵的反差代表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理解与想象。王方晨的《世界的幽微》塑造了坚韧执著的女性鹅的形象，对爱情的执著、对淳朴生活的怀恋、对精神世界的固守使得鹅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刘玉栋的《锅巴》故事设定在人民公社的特殊历史时期，历史的荒谬和秩序的混乱并没有摧折人性的光辉，以怨报德的九三婶子在作者先抑后扬的笔法中给读者留下出乎意料的深刻印象。张允的《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一篇关于选择的小说，生活中充满了选择，选择的背后是得与失的权衡，但小说中的得失不是以传统的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而是听从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充满了辩证的意味，挑战着现代人的功利观念。

        当然，2016年《小说选刊》的作品在形式和内涵上的丰富性远非以上所述能比，只是窥斑知豹，却足见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力量。而在轰鸣的社会潮流滚滚向前处，正需要写作者们感知的触角和深沉的目光。（来自网络）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