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刘邦的家书
椐《史记》记载，刘邦生逢乱世，早年不爱读书，不学无术不说，还顽劣成性，曾经拿博通经史的儒者之冠撒尿。泰始皇“焚书坑儒”，
大禁私学，破坏文化的举动，却正中了刘邦的下怀，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读书了。
但是经过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他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政府机构的完善巩固以及各种制度、各种管理办法，民心的安抚疏导。现实让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因马上而得天下，《诗》、《书》无用”的看法。得力于助手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告，使他意识到修学设教的重要。
于是，他一改轻儒贱学的陋习，请人讲书论道。令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得失天下的原因，以资借鉴；起用儒生担任朝廷官员，令儒家学者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刘邦自己不曾读过多少书，但对孩子却提出了很严格的学习要求，对太子的学习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接班人)，要求儿子(他共有8个儿子)
勤学习，凡是上呈的重要报告，都要亲自动手写，不要让秘书代劳。
他在临终前留给太子刘盈的《手敕太子书》(“敕”读作chì，帝王的诏书，命令)
一文中，刘邦毫不掩饰自己过去的浅陋和无知，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诉儿子刘盈，一定要勤奋学习，以便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手敕太子书》原文如下：“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语於汝诸弟。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馀诸儿，皆自立足，哀此儿犹小也。”(刘邦给刘盈修的此书是在公元前195年写的，因为原文都是古文，读起来特别困难，所以我把原文省略了很多，读者只看译文就是了。——编者注)
译文如下：我遭逢动乱不安的时代，正赶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求学，我非常高兴，当时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处，直到登基，我当了皇帝，才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于是让别人讲解，了解文章作者的意思，回顾以前的所做所为，实在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古代尧舜不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却让给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并不是不珍惜天下，而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不足以担当大任。人们有品种良好的牛马，还都很珍惜，何况是天下呢？你是我的嫡(读作dí)传长子，我早就有意确立你为我的继承人，大臣们都称赞你的朋友商山四皓，我曾经想邀请他们，没有成功，今天他们却为你而来，由此看来，你是可以承担重任的，现在我决定你是我的继承人。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学向，不过在读书写字时多少知道一些而已。因此文辞写的不太通顺，但还算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现在看你作的书还不如我。你应当勤奋地学习，每次献上的奏议应该自己写，不要让秘书代笔。
你何时见到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还有和我同辈的公侯，岁数比你大一倍的长辈，都要依礼下拜，也要把这些话告诉你的弟弟们。
我现在重病缠身，使我担心牵挂的是如意母子，其他的儿子都可以自立了，可怜这孩子太小了。
以上就是刘邦写给儿子刘盈的家书(的译文)，这短短的家书中饱含了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真情实感，也给我们这些当父亲的很多启示。
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必要时，开展适度的自我批评是非常必要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承认错误需要勇气，尤其是做父母的，有时适当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往往能使自己在孩子的心目中更加可信。在刘邦给儿子写的这道手令中检讨了自己以前不喜欢读书，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这些年做了皇帝，才知道读书的重要，因此在忙乱之余，也常常看书学习，从中知道了许多古代圣贤做人、治国的道理，通过读书、学习，用书上记载的这些道理来对照自己的所做所为，深深感到自己有许多不对的地方。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一定要勤于学习，刻苦读书，努力掌握治国安邦之策。上奏章要亲自动手写，不要让别人代笔……
刘邦渴望子孙读书治国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由于刘邦的家教，才为后来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才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
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找到根据，出现了“兴大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
这样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4)
白居易的教育智慧
白居易是唐朝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唐朝诗坛上作品最多的诗人，仅是流传至今的诗歌就有3000首之多，其中《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成为传世名篇。那么，提倡以诗歌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白居易，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否也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呢？
白居易在58岁那年得了一个儿子，可谓老来得子，欣喜若狂，赋诗一首，以示庆贺。谁料天不随人愿，不到3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儿子不幸夭折了。伤心欲绝的白居易为此忍不住又赋诗一首，在这首诗中，有这么一句：“于今又作邓攸身”。在这句诗中他引用了一个典故，那就是“邓攸”。
邓攸是西晋时代的一个名人，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在一次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侄子，而将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的独生子。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邓攸一般被视为侄儿们的保护神。白居易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想向世人表明：从今以后，他要把自己在独生儿子身上没有完全施展出来的家庭教育施加到其他晚辈身上。而他所运用的载体主要是诗歌。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一诗中，原文是这样的：“圣择狂夫言，俗信老人语。我有老狂词，听之吾语汝。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龟性遇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鹘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
白居易在以上的这首诗中，对晚辈语重心长地寄语是：“不可苦刚强”
当长辈的有时会遇到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晚辈，这时，当家长的或者当长辈的要告诫这些自视甚高的晚生们：你之所以自视甚高，是因为你站在了前人的臂膀之上，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的臂膀，换言之，你也总有那么一天会被后人踩在脚下；而从空间的角度予以考虑：“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能者在前头。”你在此地有自视清高的资本，并不意味着你在彼地也有自视清高的资格。白居易教育后生们一定要怀着一颗谦逊的心来处事为人。
白居易在朝为官40余年，经历了官场的凶险和风云变幻，总结出了为人处事，不能太刚，也不能太柔，不能偏执一端，要刚柔相济。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要“强弱刚柔间”。
在诗中，白居易还教育自己的晚辈要审时度势、成为一个得体的人。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提出两种得体的标准：一种是儒家的标准，一种是道家的标准。诗中所说的“上遵周礼训”就是儒家的标准，在儒家的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标准应该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
在东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谢安，从小这个谢安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到了青年时期，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胆略更是显而易见，所以，当时朝廷中的一些高级官员纷纷举荐他进朝为官，按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谢安他不去做这个官，他认为当时的形势还不是他出山做官的时候，于是就婉言谢绝了。这个谢安就和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孙绰等人整天遨游在会稽山阴之东，这就是谢安的所谓“独善其身”；
后来，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出来做官，先在大将军桓温的手下做了一个幕僚，后来当桓温想起兵反叛朝廷的时候，这个谢安又想方设法平定了桓温的这次叛乱，这就体现了谢安的“达则兼济天下”
的儒家思想的优良品质。
以上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他在70岁高龄时，总结一生的处事方法，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后世子孙的一首经验之诗。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方式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白居易去世以后，当时的皇帝唐宣宗李忱曾写过一首诗来悼念他，诗的最后两句是：“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根据白居易的教育智慧，把唐宣宗的这两句话改为“家教智慧传千古，一度思君一豁然”更为贴切吧。
(5)
苏东坡的父母是如何教肓孩子的
苏轼的父亲苏洵(xún)
是北宋著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共育有6个孩子，三男三女，苏轼与弟弟苏辙排行老五、老六，他们上面的四个哥哥姐姐均夭折。尽管如此，苏洵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依然很严。苏轼在60岁时，被朝廷贬到海南岛时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父亲监督自己读书：“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原来，苏轼幼时贪玩，不喜读书。一天，苏洵出门办事，临走前要求苏轼必须把《春秋》读完，回来检查。结果苏洵快回来了，苏轼却只读了三分之一，苏轼怕父亲检查，心里七上八下，好像鱼咬了钩一样难受。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还能梦到这样的情景，可见父亲的严厉真是影响了苏轼的一生。
苏洵不但对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更重视教他们如何做人。他写过一篇《名二子说》，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了他是如何给这两个儿子起名字的，从而告诫他们要如何做人。苏洵说，一辆车子，车轮有用，车辐有用，车盖有用，但有一个小部件好像没有太大的用，那就是“轼”(古代车厢前面用做扶手的小横木——编者注。)，它的作用是当坐在车里的人遇到颠簸时可以抓一下。虽说“轼”的用处不大，但是，如果没了它，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他希望苏轼人如其名，不要显山露水、锋芒毕露，要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低调做人，才华要一点点地渗透出来。至于苏辙的“辙”字就更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轼”还有点用处，这个“辙”简直一点用都没有，“辙”是车轮子走过去留下的印，无论车子好坏、速度快慢，都会留下“辙”，
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车也都会留下“辙”
(古代没有油漆路，也没有水泥路，都是土路，所以，只要车子走过去，必然留下车辙——编者注)。也就是说，这个“辙”
与车子档次的高低无关，而且车子一旦走过，“辙”就远离车子而去了。苏洵希望儿子像车辙一样远离是非，能妥善处理祸与福的关系。从苏洵给的这两个儿子起名字的本意，我们可以看的出苏洵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进入社会要老老实实、低调做人，踏踏实实、圆满做事。
苏轼的母亲也出自官宦人家，她的性格既果敢又慈祥，她对孩子的教育也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有一次，苏母带着十来岁的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个汉代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很多权贵，后来被人诬告，判了死刑，临刑前，他与母亲告别。他母亲说：“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去性命，做母亲的支持你。”苏轼跟母亲说：“妈妈，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你同意吗？”苏母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苏轼一生活得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
学而优则仕，公元1057年，父亲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弟兄二人进京(当时的京城是开封——编者注)
赶考，考试一共要过三道关，其中一关是礼部组织的考试，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组织的高考。考试题目非常刁钻，考生必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超的理论水平才能应答。考完之后，当朝的翰林学士、大文人、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是主考官——编者著)
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份考卷，立论高远、层次清楚、文字老道，颇有大家风范。这主考官欧阳修把这篇文章给几个副考官看了看，大家意见很一致，觉得此人应该拿笫一，但欧阳修思来想去，这文章是谁写的呢？(当时肯定是密封阅卷——编者著)估计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能写出来，他想，我是主考官，我给我的学生判个第一，不妥，假若将来传出去岂不有了徇私舞弊之嫌。于是给这篇文章排了个第二。判完卷子，拆封一看，不是曾巩所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22岁的苏轼。
就这样，当朝的翰林大学士欧阳修发现了苏轼，经过几次和苏轼攀谈、交流，这位当朝翰林大学士、文坛领袖欧阳修憾慨地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欧阳修，可苏轼的名字会在文坛大放光彩。”
在这一轮考试中，苏轼、苏辙兄弟俩都通过了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都被授予了“进士及第”的光荣称号。时年苏轼22岁，苏辙19岁，弟兄俩少年名扬天下的辉煌成绩与他们在幼年、童年、少年时期严格的家教有很大关系。
(6)
嵇康的家训
嵇康是曹魏时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与阮籍、刘伶等人并称为“竹林七贤”。
嵇康一生蔑视权贵、狂放、任性、耿直、淡泊，由于他的这种不把当官儿的放在眼里的性格，那么很多掌权的人当然就对他不感兴趣，最终因为得罪了官员钟会，被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39岁。嵇康死了，苦了他的妻子(曹操的女儿)
和他10岁的儿子嵇绍。嵇康临刑前夕，写下了一篇《家诫》给他的儿子嵇绍。
接常理，像嵇康这样铁骨铮铮的硬汉，应该教育儿子发扬自己的节操和风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嵇康这篇《家诫》洋洋千言，却是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像自己这样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篇《家诫》原文将近2000字。第一句话用了六个字：“人无志，非人也。”其实这意思非常明显，人必须立志，无论立短期的志，还是立长志，无志者，非人也。在这封书信中，包含了很多悲凉、感慨，也重点阐述了只要确定了主攻方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一定要坚持到底，那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不能半途而废。为了不使儿子的方向跑偏，所以嵇康给儿子非常细心地选了五个人生的榜样：即申包胥、伯夷、叔齐、柳下惠和苏武。
为什么嵇康要让自己的儿子以申包胥为榜样呢？因为嵇康认为申包胥是最忠于楚平王的忠臣。说到这儿，这里演绛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申包胥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因受费无极的诬告和谗言，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一看大事不好，就连夜逃到了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伍子胥在吴国建了姑苏城，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城，至今苏州仍有“胥门”
——编者注)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军事家)
率吴军攻打楚国，等到吴兵攻进郢都(楚国的首都)
，伍子胥寻找楚昭王，没有找到，于是就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痛打了300鞭，以报杀害父兄之仇。
在这兵荒马乱之际，申包胥逃到山中，他让人给伍子胥捎话说：“您报仇的手段，也太残忍了吧，连死人你都不肯放过，你毕竟曾是平王的臣子，曾亲自拱手称臣侍奉他，今他死了，你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竟然如此妄为地污辱死人，这不是违背天理到了极点了吗！”申包胥心想：“你伍子胥要灭楚，我就一定要复楚！”就是文章中所讲的“君能覆之，吾必兴之”
申包胥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申包胥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来到当时最强大的秦国，他想说服秦王出兵帮他复兴楚国。经过在秦国一番活动，他发现问题远不像自己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因为在当时号称“春秋无义战”。谁出兵打仗都想有利可图，秦国出兵帮助复兴楚国，秦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申包胥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与秦国来交换，没有办法，他只好动用自身的资源，他就跪在秦国王宫里大哭，请求秦国出兵，最后“泣尽继之以血”。
意思是到了最后，眼泪哭干了，从眼里流出来的是血。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感动了秦王，秦哀公答应出兵复楚。秦国的军队最终配合申包胥，攻打吴国，复兴了楚国。在嵇康认为申包胥是最忠于君王的臣子，应该成为学习的榜样。这就是嵇康给儿子树立的第一个人生榜样。
第二个和第三个榜样就是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是同胞兄弟，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殷周之际。按照当时的王位传承规则，应当长子伯夷来继承王位，但是父亲孤竹国君不喜欢老大，喜欢老三。这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之后，他就断然放弃了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放弃了这继承权之后，还生怕老爸和三弟心里不踏实、不放心，于是，他就逃亡到国外去了。
老三叔齐看到大哥如此地高风亮节，自己也非常受感动，觉得不能违背传统的礼仪，于是他也决定放弃王位继承权，追找大哥让他回来继承王位，哥儿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有回来继位，哥儿俩一起到国外流亡。他们哥儿俩在流亡的过程中，正赶上“武王伐纣”。
出于正义感，他们就找到周武王加以劝阻，劝阻失败，弟兄二人就“遁入首阳山中，终身不食周栗。”最后饿死在山中。由于他们的仁义、他们的坚持而名扬后世，流芳千古。嵇康也希望儿子嵇绍学伯夷和叔齐高风亮节、不谋私利、坚持正义的精神。
第四个人生榜样就是柳下惠。在正统儒家的心目中，之所以推崇柳下惠，是由于他是一位“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坐怀不乱”这个典故自从汉代以来一直为世人广为传颂，流传至今，可谓家喻户晓。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夜宿于城门，遇到一无家可归的女子，天气如此寒气逼人，柳下惠怕把她冻死，于是他就叫这女子坐在自己的怀里，解开外衣，把女子裹紧，同坐一夜，并没有发生一丁点儿的非礼行为。于是柳下惠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此外，他为人刚正不阿，得罪权贵，多次遭到贬谪，但不离开父母之邦，所谓“虽遭三黜，不去故国；虽荣三公，不易其介”。柳下惠的优良品质得到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高度评价。嵇康也希望儿子以柳下惠为榜样。
第五个人生榜样就是苏武。苏武是西汉汉武帝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外交家，他奉汉武帝的命令，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到了匈奴之后，不幸被迫卷入了一场匈奴的内乱，恼羞成怒的匈奴贵族在平定了那场内乱之后，恨屋及乌，千方百计地要逼迫苏武背叛汉朝，投降匈奴。但是苏武坚贞不屈。誓死不降，整整在匈奴待了19年，在这19年当中，放了十几年羊，直到公元前81年，得到朋友的帮助，才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嵇康要求儿子要像苏武那样，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永远热爱自己的人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
嵇康教育儿子不但要坚守人格、坚守志向，坚持信仰，还要想办法把自己保护好，提高远离祸害的能力。这并非代表嵇康向现实低头、向生活屈服，而是体现了一位父亲泣血般的爱子情怀。
嵇康的才华在古代的文人中是独树一帜，实属罕见。然而，自由狂放的性格既成就了他的才华，却也将他逼上了人生的绝路。他总结自己的人生教训，他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希望儿子长大后，在工作和生活中要谨言慎行，从而获得安稳的生活。
嵇康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亡。”翻译成现代文的意里是：“如果有人想要求你帮忙，你确实觉得需要帮，最好不要表面上，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去帮，你可以在表面上表示这件事爱莫能助，但实际上悄悄地去帮助他”。
其实嵇康的这种处事方法也就是现在所提倡的“做好事不留名”的处世哲学。
嵇康的儿子嵇绍一生按照父亲的《家诫》中所讲的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终于成为文天祥所点赞的朝中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