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与新散文——《虚构的旅行》序
(2009-02-27 2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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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明确提出新散文概念，大约应该是在1997年前后，我记得新锐的《大家》设置了新散文栏目，一批新散文作者先后在此登场，如张锐锋、于坚、庞培、周晓枫、祝勇等人，新散文写作受到关注。1998年，我在这一栏目下发表了《沉默的彼岸》系列，也被归为新散文名下。新散文写作是在没有理论先行，没有标举口号的情况下，从写作实践开始的，这一点有点像“朦胧诗”的发韧：从不满流行的艺术表现以及旧的意识形态开始。当然，新散文的姿态要比“朦胧诗”温和得多，但同时也更深入了人的感知系统，表达了更为直接也更复杂的经验世界，这一点毋庸置疑。“新散文”写作中，张锐锋的散文探索无疑应该说是最自觉的，也最雄心勃勃。首先张锐锋改变了传统散文短小的形式，使散文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张的散文一般有数万字，甚至十几万字)，张锐锋敞开了散文的空间，进而也敞开了散文作者的心灵空间。这一改变无疑改变了传统散文写作的一切，散文的镌永、凝炼、咏物抒情、一事一议，取向明确，题旨鲜明，在张宏大的散文世界已完全不可能。其次，与长度相关的是，散文表现什么在张的文本被提出来：散文不是一事一议，不是咏物抒怀，不是形散而神不散，不是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的简单逻辑；散文要面对整个经验世界，表达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生命面对现实与历史的心灵过程，是大体在一个框架内，表现全部的心灵细节与感知的绵延如缕的密度，每个语言细节都是流动的，具有动态的思辩色彩与追究不舍的深度。
与张锐锋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是，于坚的散文完全取消了散文的深度，让语言最大限度地进入日常生活经验。于坚看起来是表象的、罗列的、平视的，实际上在与张锐锋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消解了传统的散文（美文）的构成，从而确立了自己散文的民间独立话语姿态，甚至民粹的色彩。周晓枫从语言的修辞意义上进入了新散文的表达，她的速度、敏捷、转身、智慧让人惊叹，“语言的狂欢”在周晓枫的文本中几乎近于一种舞蹈，是新散文写作意识体现出的一种最直接也最易看到的结果。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是，周晓枫完全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散文的心情文字，没有忧郁、顾影自怜、决不抒情，甚至反抒情，有着某种黑色解构的味道，带有明显的智性捕捉事物的特征。如果形容张锐锋的长篇散文如水银泻地、水漫金山，那么后来的祝勇则把小说的结构、叙述以及文体互动引入了长篇散文的架构，其文本的结构叙事与历史本身的严酷叙事如“宫殿叙事”构成了相互对照的指涉，形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甚至现实的个人姿态。
“新散文”在《大家》栏目上出现无疑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事实上“新散文”写作一直暗流涌动，只是不像诗歌与小说的先锋姿态那样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散文与生俱来处在一种无所不包的“散文大锅”之中，就像通常所说的，没有什么不能煮的，没有什么不可放入的。散文同时是精英（学者散文或小说家散文）又是大众的形式（报纸副刊），因此也是观念最顽固最可各执一词的形式，谁都可以插一脚，谁都可以不负责任。有的人有了牌照，立了很大的牌坊，如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述者散文，牌坊很大，成为所谓的大散文家，而更多非职业散文作者则更像个过客，偶一为之，时有光顾，然后也会居高临下打着哈欠还品评两句：散文嘛，有什么可说的，不就是散文嘛，散文就是，哈欠。这就是散文的真实处境，并不把散文当作一种富有创造性文体经营。在众声喧哗的“散文大锅”中，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青年散文作家埋头耕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发韧之际，就开始了散文文体与散文意识的革命，其中刘烨园是最重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其独立的思考、孤绝的锋芒与“大陆”般的思考的密度，至今仍是我们最重的“精神收藏”。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期，“新生代”散文家集体登场，标志性事件是《上升》与《蔚蓝色的天空》两个重要文体的出版。这两个文本并不著名，但十分重要，是不久鲜明提出的“新散文”概念的最重要的依据，没有这两个文本就不可能有“新散文”的提出。苇岸、张锐锋、冯秋子、王开林等无疑是“新生代”散文最主要的贡献者。苇岸是“新生代”最早“由诗入文”的散文写作者之一，是由诗歌革命引发散文革新的典型代表，苇岸散文的每个句子都受到诗歌的冶炼，每一个叙述单元都类似诗歌的单元――与传统的抒情“散文诗”毫无瓜葛。苇岸的散文是“极少主义”的智性与诗性的双重写作，是类似文学结晶的“舍利子”，被称为“光明的豆粒”。《大地上的事情》五十小节被诗人朗诵、谈论，纪念，这使苇岸成为当代惟一受到诗人推重的散文家。
二
像许多“新散文”作者一样，我也经历一个由诗歌而散文的过程。“朦胧诗”以来诗歌以前所未有的丰富表现给文学以极大的冲击，先锋小说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表现十分活跃，倒是与诗歌最相邻的散文既热闹又静悄悄，始终没有惹人注目的文本改变。更多的有野心的人投入到诗歌与小说的实验中，散文似乎是一种无法实现野心的文体，甚至根本就不是一门独立的技艺，其时太老的人与太多的过客哄抬着散文，让野心勃勃的人对散文不屑一顾。老实说在进入散文写作前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态，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1986年夏天，在西藏生活了两年的我回到北京，见到了韩少华先生。当时韩少华先正主持《散文世界》，约我写一些有关西藏的散文。那时我基本已停止了诗歌写作，正着手小说创作，对散文从未有过想法，也不知道散文怎么写。韩少华先生的约稿让我陷入了茫然的沉思：散文，什么是散文？怎样写散文？西藏？像印象中游记那样的散文？某年某月，什么因由，我到了哪里，见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表达什么人生哲理？看了一些别人的散文，放下了，读不进去。我想到阅读散文的必要性，读者有什么必要阅读一个人什么时间何种因由到了哪里吗？即使你到了天堂，真正的读者有必要看你介绍的天堂吗？最关键的是什么？那么诗歌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是否一下切入了读者的生命。那些散文中的时间、地点、背景交待能切入吗？为什么诗歌能以最大的缺省直接切中要害而散文不能？为什么小说可以不清楚明白地从一个细节开端，而散文不能？尤其像《喧哗与骚动》那样的小说，开始就是视觉与意识的活动，而散文为何不能？
那时我满脑子诗歌和小说，我有了一些诗歌和小说的准备，完全没有散文的准备，我难道不能像诗歌或小说那样写散文吗？我开始尝试，直接从视觉与意识入手，让自己进入某种非回忆的直接的在场的状态，取消过去时态。我接连写出了《天湖》、《藏歌》、《西藏的色彩》，洋洋万言，非常自由。我感到了散文从未有过的自由，神散而形不散，完全是生命的过程。有歌唱道：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连流行歌曲都在出新，散文是不是真的老了？或者太老了？
《天湖》一开始就写道：
他们蹲在草地上开始用餐，举杯，吵吵嚷嚷。越过他们模糊的头顶，牛羊星罗棋布；还可以看见一两枚牧人的灰白帐篷。骑在马上的人站在荒寂的地平线上，像张幻影，一动不动，朝这边眺望。然后，就看见了那片蔚蓝的水域。很难想象，在西藏宁静到极点的崇山峻岭中，还隐藏着这样一个遥远童话世界。据说，当西藏高原隆起的远古，海水并没完全退去；在许多人迹罕至的雪山丛中，在高原的深处，还残留着海的身影，并且完整地保留着海的记忆，海的历史，以及海的传说，只是这些传说只能到鸟儿的语言中去寻找了。
《藏歌》的开头也是这样：
寂静的原野是可以聆听的,唯其寂静才可聆听。一条弯曲的河流，同样是一支优美的歌，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鸽子，河水就会变成竖琴。牧场和村庄也一样，并不需风的传送，空气便会波动着某种遥远的类似伴唱的和声。因为遥远，你听到的已是回声，你很可能弄错方向，特别当你一个人在旷野上。你走着，在陌生的旷野上。那些个白天和黑夜，那些个野湖和草坡，灌木丛像你一样荒凉，冰山反射出无数个太阳。你走着，或者在某个只生长石头的村子住下，两天，两年，这都有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尽可以非常荒凉，但却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在聆听大自然的同时，他的生命已经无限扩展开去，从原野到原野，从河流到村庄。他看到许多石头，以及石头砌成的小窗---地堡一样的小窗。他住下来，他的心总是一半醒着，另一关睡着，每个夜晚都如此，这并非出于恐惧，仅仅出于习惯。
它们当然没引起任何反响，无声无息就像散文大锅里的任何模糊不清的食物。散文要靠资历和庸常复复的出镜率才能引起注意，它不像小说是一种有距离的文体，几部有份量的中短篇就可以让人刮目相看，小说不看资历，只认作品，所以新人层出不穷。尽管如此，1987年我还是相当为自己不多的散文写作感到骄傲，我对散文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标准。但是我不再写散文，种种原因我甚至也离开了文学。直到十年之后我再次从散文起步，在清音悠远雪山映照的《阿姐鼓》的声乐中开始了《沉默的彼岸》的系列写作。我又回到十年前《天湖》的起点，我自觉地向音乐展开的视觉与意识对位，我与西藏同在，根本没有回忆、交待、说明，完全是在场，是共时，是翱翔。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我有着无比巨大的时空，我从天空任何一出口或入口进出，就像出入西藏有着无数窗洞和小门的寺院，像野鸽群在沼泽与河流上空飞翔。显然，我没有也不想走一条正统散文的路子。
三
诗歌有“诗到语言为止”一说，小说有“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的极言，这些都可以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你在寻求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时，事实上你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内容表达，甚至同一内容不同的表述或换一种表述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词语，句子，段落都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它们甚至并不依赖全篇的架构而独立存在。语言不仅是记事与传达思想的工具，它们有自己摇曳的姿态与可能性。我认为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的：可以从任何一个词语或段落进入阅读，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止步，这是我所理解的散文的语言。我理解的散文的语言不是传统散文的炼词炼意，字斟句酌，而是进入某种状态，抵达某种形式后，内心寻找到的语言。就散文叙述语言的切入与展开而言，我倾向两种方式：1、由视觉展开或伴随的意识活动；2、由意识活动引发的视觉推进。前者像一个长镜头，并且一镜到底，有设定好的某种现场的视角，同时不断展开内心活动或高度主观的画面呈现。后者则是散点透视由意识活动引发的蒙太奇画面的切换，所有的事物，包括景象事件，都根据内心活动调动。《天湖》属于前者，《藏歌》属于后者，十年之后的《沉默的彼岸》、《虚构的旅行》、《一条河的两岸》，仍是这两种状态的叙述方式，只不过视角更加灵活，心态更趋平静。
我一再强调状态（在场）与视角，是因为这两个词在散文叙述中非常重要。先说状态，散文一开始呈现出作者何种状态对散文十分重要，它首先是精神的在场的，只有作者写作之前进入了某种特定的内倾的状态才能把读者带入状态，换句说散文是一种现场的沉思与表达。散文应该像诗歌那样是现在时，至少是共时的，而不是回忆过去时。我认为优秀的诗歌和小说都是某种特定精神状态下的产物，创造性散文应更如此。与状态相关，必定有一个散文的视角问题，散文的视角事实也应该像小说的视角那样受到限定，而不该是一个万能的外在于叙述的叙述者。某种意义视角叙述即是角色叙述，这已经接近小说，但又不同于小说，两者的着眼点不同，散文的角色叙述的着眼点在于亲历与才思，但同时散文中的“我”又不完全等同作者的我，这一点倒很像诗歌中的“我”――诗人并不等同诗人自己。
散文的角色叙述应该特别提到我知道的三位颇具风格的作者，他们是：刘亮程、马叙、安妮宝贝。刘亮程散文让人耳目一新，秘密就在在于将乡村陌生化，而陌生化的本质就是角色叙述，刘亮程对散文的叙述主体做了极大的限定，是一个扛着铁锨看上去无意义的盲目的刨地者，也即劳动者，人们透过这个被限定的同时也被抽象化了的劳动者的眼睛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村庄，看到了牲口、劳动、土地，展现了一种形而下的被宿命规定的自得其乐与自我矮化，这个劳者者用一种比牲口还弱智的语言与牲口对话，以此甚至解构了牲口的意义，更何况人的意义？刘亮程的散文是超现实的，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马叙的散文写的是小镇，就其视角的限定与观念意味，马叙毫不逊色刘亮程，甚至某种意义更加自然，马叙含而不露，因而也更接近日常经验，不像刘亮程姿态那样明显。马叙的散文看上去有絮叨的流水帐的“低智”特征，如《从东到西，四个集镇》、《在异地》、《1989年的杂货店》、《在城镇，在居室》，局部看完全消解了词语的审美功能，整体看也不具有智性的落点。但马叙又是一个彻底的智性写作者，马叙的智性不来自词语美或智性的捕捉、叙述的寓意，马叙完全是平面的、表象的、罗列的，但马叙描述的一切又都被一种“目光”打量过，这种目光是低视的，看不远的，无态度的，多少有些像马的目光。马叙有了这样的目光，这样的角色叙述，也就有了自己的“小镇哲学”，正如刘亮程的“乡村哲学”，耐人寻味。有人说马叙是一个“趴着的写作者”，说出了马叙的意义。安妮宝贝似乎从哪方面说都与刘亮程、马叙不同，前者有着巨大的商业标识，同时又为标识遮蔽，使人们难以辨认她的真正价值。毫无疑问，安妮宝贝叙述的是都市趣味，处于都市化的旋涡与前沿，有许多时尚的标识，要想陌生一个五光十色、满目赝品的都市生活，难度可以想象，但安妮宝贝却以“桀骜不驯的美丽”（吴过语）做到了。一本《蔷薇岛屿》集中展示了一种极端个性化的角色叙述，叙述者安妮宝贝时而用近零距离的“我”，时而用远距离的“她”交替叙述了自己的“漂泊、独处与回忆”，意识跳跃破碎，将一个都市女子的心灵角色惊人地展现出来，从而触到了都市的最敏感神经：物质、孤独、拒绝、拥有、疼痛的混合体，而这一切又都是安妮宝贝既时尚又独特表达的。刘亮程、马叙、安妮宝贝三位散文作者梯级呈现了当下乡村、小镇、都市三个妙不可言不可多得的文本，是新散文地图极富个性的立体的贡献，我相信他们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座标。
新散文写作者风格各异，创作理念、表现手段、艺术面貌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新散文仍然有一致性，那就是把散文当作一种创造性的文本经营，而不仅仅是记事、传达思想的工具；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自觉的开放姿态，锐意实验，像诗歌和小说一样不排斥任何可能的表现手段，并试图建立自己的艺术品位，前卫的姿态，使散文写作成为一个不逊色于诗歌小说的富于挑战性的艺术活动。【转载文章】原文作者：三胖子 原文出处：新散文(YeCao.Net) 原文日期：2004年3月6日 00:0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3719ee0100chd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