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古乐与黄帝乐官伶伦
周长富
易县“洪崖山”（又称后山）、涞水伶山均以黄帝乐官伶伦（又名洪崖）而得名。后山附近又广泛流传着一种几千年口头传承下来的以伶伦五音十二律为基本乐律的古乐。这种传承，涞水、易县相当广泛。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自古流传民间乐器演奏会，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学者指出：“它是一种古老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会，其中的祭祀音乐相传为华夏音乐始祖伶伦4000多年前所创黄帝家庙祭祀音乐的留存”。（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河北民间古乐工尺谱集成》第19页）。
伶为职官称呼，伦为名字。相传是黄帝时的乐官。《吕氏春秋·古乐》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把他作为乐律的发明者。伶伦取长三寸九分之竹吹响，定为黄钟之宫；又制十二管根据凤凰的鸣声，定出十二律，以其雄雌之声分为六律、六吕。《吕氏春秋》关于伶伦的记载，是目前查到的最早谈到伶伦的文献资料，后来刘向《说苑》、《汉书·律历志》也转引《吕氏春秋》，内容出入不大。由于资料贫乏，关于伶伦的情况，我们难以详知。从考古资料证明，原始音乐和乐舞起步很早，它是伴随着原始社会的氏族祭祀活动和原始宗教活动而产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出土一批骨笛，经鉴定测试，骨笛已具备音阶结构，可以吹奏旋律，而且发音较准，音质较好，被考古和音乐界称为“竖吹管乐的祖型”。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近8000年前即已发明了“有可能是七音齐备的，古代下徵调音阶”。此外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了陶号角；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陶埙、骨哨，在其它一些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哨铃、陶钟、磬、木鼓和多种不同的摇响器等。在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还发现铜铃一件。这些实物证明，原始音乐已经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先民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关于伶伦的情况，我作了以下推断。（一）伶伦作为黄帝的乐官，应该还具备巫师的身份，这种人神兼具的巫师在原始部落中并非等闲的人物。实际上成为部落酋长的重要助手，可以断定他与黄帝的关系非同一般。（二）《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即八首歌曲）”。这八首歌曲的内容：（1）“载民”，始民（歌颂祖先）；（2）“玄鸟”（歌颂崇拜物，可能是族图腾）；（3）“遂草木”（愿望草木茂盛）；（4）“奋五谷”（欢庆农业丰收）；（5）“敬天常”（希望风调雨顺）；（6）“达帝功”（歌颂黄帝文治武功）；（7）“依地德”（歌颂大地的赐予）；（8）“总禽兽之极”（祝愿畜牧业繁盛成群）。这些歌曲与原始先民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思想感情。从《汉书·古今人表第八》来看，葛天氏应该是黄帝时的氏族之一。葛天氏的地望在什么地方，文献上没有交待。我们从“歌玄鸟”来进行推断：《竹书纪年》、《诗经·玄鸟·长发》、《尚书·中候》都说：“简狄吞鸟之卵而生契”。文献记载，简狄是帝喾的次妃，是有娀氏的女儿，生的儿子叫契，是商朝的祖先。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辈，他生了三个儿子，一是尧，一是契（商人的祖先），一是弃（周人的祖先）。《国语·鲁语》引属禽之语：“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认为“黄帝曾孙帝喾为商周共同的祖先，商祖与周祖成了同父异母兄弟，…同为炎黄后裔”，这是周人认同的（参看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二）》第279页）。这样说来葛天氏是黄帝族的氏族之一。现在一般都认为黄帝出生地在河南新郑。那么葛天氏就可能是新郑附近的长葛一带的氏族，长葛的古先民擅长音乐，是有考古资料证明的。长葛县石固遗址下层一墓葬中发现两件单孔骨笛，这两件骨笛曾长期使用过，考古认为墓主人的身份可能与此乐器有密切关系（陈嘉祥《对石固遗址出土的管形骨器的探讨》，《史前研究》1987.3）。据此推断葛天氏的地望在河南长葛县是可以站住脚的。
前面我们谈到，伶伦与黄帝的特殊关系，谈到了葛天氏与黄帝氏族的血缘关系。由此，可以断定，伶伦就是葛天氏的酋长。伶伦就是葛天氏之乐的创作者，伶伦也为姬姓。当然《吕氏春秋·仲夏记》、《礼记·乐记》、《周礼·春宫》、《墨子·三辩》等著作还提到《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伊耆氏之乐》，与前文说到的史前考古文化遗址多处发现各种乐器相吻合，证明原始社会后期音乐生活已相当普遍。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赘谈。伶伦之所以称为华夏音乐始祖，是因为从他以后，各代都设有乐官司或乐正，如《尚书·舜典》中载有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由于从伶伦以后原始音乐活动纳入了官方管理，形成了“六代之乐”。黄帝的《云门大卷》、唐尧的《大咸》、虞舜的《大韶》、夏启的《大夏》、商汤的《大》、周代的《大武》等，开创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先河。
随着黄帝事业的成功和发展，伶伦的音乐创作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黄帝战诛蚩尤，被“尊为天子”，一系列的祈天祀地、祭社稷、拜先祖、合符诸侯、封禅、朝会、盟誓等等，都需要相应的音乐活动。为了说明这一点，兹引用《诗经·简兮》加深理解。《简兮》是描述春秋时卫国伶官举行检阅《万舞》的诗，此诗共三章，只引前两章：
（一）
简兮简兮（大检阅呀大检阅）！
方将《万舞》（正要举行《万舞》）。
日之方中（太阳正当头照着），
在前上处（就在前列头上）。
硕人（一个大人魁魁梧梧），
公庭《万舞》（来到公庭指挥《万舞》）。
（二）
有力如虎（他的力气大得象虎一样），
执辔如织（执着缰绳赶马合拍得像织布）。
左手执（左手拿着要吹的六孔），
右手秉翟（右手拿着野鸡的长尾羽毛）。
赫如渥赭（脸色红的象涂了厚厚一层赭石），
公言赐爵（主公说赐给他喝一爵酒）。
这首诗，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伶官在卫公检阅时指挥大规模的群舞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到黄帝进行重大军事政治活动时乐舞场面是何等隆重壮观。涞水县境内有“万岁山”，连附近的山都取名叫“万岁山”，足见黄帝被“尊为天子”时山呼万岁的浩大盛况。由于伶伦独一无二的音乐造诣和指导最高规格的祭祀庆典，奠定了他在当时顶级的音乐权威地位，成了黄帝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地区妇孺皆晓的知名人物。跨越易县北部、涞水中西部的山脉，由于伶伦长期生活和工作而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洪崖山”。《吕氏春秋·古乐》说：“伶伦即古仙人洪崖先生”。《列仙传卷一》说：“洪崖先生，或曰：黄帝之近臣伶伦也”。《文选·张衡：西京赋》说：“洪崖，三皇时伎人”。洪崖山在涞水境内的山峦有以伶伦命名的伶山。伶山上有伶伦洞、伶伦祠。距此不远的釜山北侧有“钟模坑”，相传为伶伦指挥铸钟的地方，坑附近至今还散落着许多金属废碴。该县永阳镇檀山村出土的一件编钟，为椭圆形，近似梯形，外部为乳钉几何纹，玉带形纽，年代尚未确定。这个遗址叠压着仰韶、龙山、商周到汉的文化层，这件编钟是否与伶伦铸造钟有直接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伶山一带确有铸钟的传统。涞水县娄村村民张玉花在少林寺发现了一座两米高的铁钟上有铭文为：“涞阳釜山制钟”，为此还拍摄了照片。涞阳即涞水的别称，釜山与伶山相连，可见伶山有铸造钟的历史当不为虚。
伶山西侧有一片约七余亩的平台，古称乐坪，今为洛平。相传是伶伦制造乐器、调试音准、培训乐工的地方。在古代，礼、乐、刑、政统称四政，乐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圣人之乐，可善民心，易风俗，著先王之教。《说苑疏证·三十七》说：“圣人作为鼓、控、揭、、，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由此看来，乐坪不仅是伶伦开展音乐工作的地方，而且还是布教化、同民心、立治道的场所。对于这样一所有特殊作用的地点，历代都比较重视。现有辽代所建的花塔，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塔高约10米，整座塔就像倒扣的巨钟，塔龛里没有佛像，雕刻的是着汉代服饰的乐工正在演奏乐器，塔玄洞上方雕刻着八对飞天舞伎，塔的风格与乐坪的文化内涵完全一致。看来，乐坪作为伶伦音乐生涯的所在地，自古以来都是认同的。
关于高洛古乐与伶伦的关系，副研究员《河北音乐教育》主编、涞水县文化局副局长刘阜已有论著，很有见地。我注意了这样几点：
一是高洛音乐会参加易县后土山的音乐演出是古已有之，从何年何月开始已无文字可考。规模大，最盛时多达千人以上；阵势盛，旗幡车马一应俱全；场地专用，高洛古乐到后山有专用场地，供他们搭棚设案。
二是高洛古乐在参加音乐活动时，必挂“黄帝画像”、摆“伶牌”（即伶伦牌位）；宣唱《禘祖经宝卷》或《后土宝卷》。这是高洛古乐至今所独有的。《禘祖经宝卷》指出：“夫今尚近神佛而远祖先也。自金大定28年后土佛庙立成，而祖庙既销迹矣。是之谓舍祖先有违规训，而敬神佛可得果报，此实乃急功近利之举也。素为人子之道，必当祭献有序，是宜首祭祖先，而神佛其次矣。想当初是先有祖先而后有神佛，其众生或可修成神佛而断不能修成祖先也。其神佛实可敬，而祖祭定不可废之者…察此禘祖经卷，近乎为孤本。是为拜摹，以备传流者。……”《禘祖经宝卷》强调首先要祭祖先，高洛音乐会挂黄帝像，摆伶牌，就是祭祖。由此可以看出高洛古乐会与黄帝、伶伦的祖裔关系。
三是高洛古乐会每年要携带乐器到乐坪去点笙定调，把此作为祖制。
事实上，中华古代文明的拓荒勇士和奠基英雄们，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了庆祝、歌颂这一胜利，为了迎接新社会的曙光，他们举行了阵容庞大、规模空前的乐舞庆典。在庆典中，诞生了伟大的中华音乐始祖伶伦，问世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葛天氏之乐》，其“八阙”之歌，正是这一时期关于祭祀、庆典、合符、朝会、盟誓、封禅等题材的总会，以播百谷、济百姓、化鸟兽、和万国、振兵旅。在庆典活动中培养了群众性的乐舞队伍，高洛古乐就是在庆典中发端的产生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文化。
高洛古乐会真正是“禘黄帝而祖伶伦”。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和情感，高洛古乐会绵延几千年，子继孙承得以流传至今；正是凭着这种根脉血缘，高洛古乐会的乐工们，抱定赤子拳拳之心，要在建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奋斗中让5000年古乐走向世界的雅堂。
需要指出的是，原始音乐由于尚没有发明文字，对当时人们演唱的歌词和曲调没有任何记载。在跨越几种社会形态漫长的传流过程中仅凭一代代乐工之间的师徒受授、口耳相传，必然会发生与时俱进的沿革变化。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儒、佛、道、神、巫等宗教和非宗教思想精神在强大政治力量的提倡下掌控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引领着社会风尚的变化。高洛古乐作为民间花会的存在，不可能不会受到感染，打上烙印，必然会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原教旨”有所改变取舍。例如高洛古乐会所存的《后土宝卷》种类很多，有宣扬巫祝神筮版本，有佛教版本，有道教版本，这些版本多出自明清及民国时期。很明显，从他们所祖传的《后土宝卷》可以看出早已经世俗化、时代化了。
下面我还要进一步谈谈伶伦古乐在当地的影响。伶伦作为中华始祖轩辕黄帝的乐官，他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在易县、徐水、涞水一带进行的。他在这一带奠定了他成为中华音乐始祖的地位，所以在这一带，他不仅创造了原始古乐，而且还形成了强烈的感古烁今的伶伦音乐文化。正是在伶伦音乐文化的温润熏陶下，一代代的音乐家层出不穷。篇幅所限，仅择史简举例说明。
一是高渐离。据说高是定兴高里村人。《史记·刺客列传》说他“善击筑，与荆轲友善，常与荆轲和歌而于市中”。荆轲赴秦行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为荆轲送行，“为变征之声”，“复为羽声慷”。至使在场的人皆“垂泪涕泣”，继而“土皆嗔目，发尽上指冠”。后来他混到秦始皇宫中，有人指认出他，但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秦始皇已经知道他有刺客嫌疑，还仍然留在身边击筑，足见高渐离击筑艺术之高妙迷人。据说高有一侄原是乐工，为避祸到高洛一带，有人为纪念他称此地为高洛，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汉武帝时的乐官李延年，中山人。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每为新变声，闻者莫不感动”。曾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所撰写诗词配曲，作《郊祀歌》十九章。并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摩珂兜勒》改写成汉代最早的横吹曲《新声二十八解》，曾任协律都尉，主持乐府，甚得武帝宠爱。其父母兄弟多为乐工，其妹善舞，得幸于汉武帝，号李夫人。
三是李龟年，曾任唐玄宗的乐官，涿州人。善奏羯鼓、篥，又能作曲，尤擅歌唱。开元年间，与其兄彭年（善舞）、鹤年（善歌，兼能撰写歌词）同负盛名。“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唱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作有《渭州》、《荔枝香》等曲。
以上三位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的音乐家、演奏家，他们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能达到一时之冠，其客观原因可以说由于“橘生南国”之故。
伶伦音乐文化所浇灌的沃土不仅培育了历代的优秀音乐艺术人才，而且流布民间社区，形成了各种音乐演奏会，推动了各种花会社火的广泛流行。据涞水县原政协副主席王宝义同志说：1951年到县文化馆工作时各村民间艺术会社有一百多家，其中和华夏音乐相关的“炒子会”、“南乐会”、“音乐会”就有三十多家。易县有二百多家，在保定地区内，古乐文化涉及易县、涞水、徐水、高碑店、涿州、定兴、满城、安新等十多县。正所谓其根长者其枝茂，其源深者其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