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是黄帝及其部族联炎帝战蚩尤
成就中华民族开基伟业的圣地
关于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及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考
周长富
黄帝东迁易水后，当时中原以北地区，形成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族集团。
大家都知道，炎帝和黄帝同为华夏民族的祖先，他们与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等先民部族通过结盟、战争、裒田、分封、联姻、流亡、迁徙等交往形式，共同融合成中华民族。黄帝和炎帝发祥地相距较近，联系较多，长期通婚，很早就结成部落联盟。宝鸡斗鸡台基地考古证明：“姬姜联姻之后，姬姜二族开始混居”。（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二）》第259页）。应当说，黄帝与炎帝包括与东夷蚩尤的关系和平共处是经常性的，而战争状态都是暂时的，但常态的交往往往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很难留下传说和记录。
《史记·五帝本纪》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一次华夏集团内部的战争，先秦文献中有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说明春秋时人相信这一次战役。战争的地点阪泉，《史记》的《集解》和《正义》均说在涿鹿附近。从《五帝本纪》字面来理解，应该是炎帝族侵凌具有联盟关系的黄帝族，黄帝经过一番准备，在争取多数部落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次战争之后的政治格局如何，《史记·五帝本纪》明确告诉我们，在处理战败者炎帝的问题上，一没有杀死炎帝，二没有马上废除炎帝，看来是和解处理了炎黄二族的关系。但当时部落联盟的实际控制权已由黄帝所掌握，即《五帝本纪》所说的“三战然后得其志”。而《新书·益壤》中说：“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这种说法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而《新书》成书较晚，不足为信，而且“伐之涿鹿之野”也不确切。《史记·五帝本纪》告诉我们，黄帝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子”是战胜并诛蚩尤之后的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时黄帝不仅是炎黄部落联盟的“天子”，而且成为华夏、东夷部族的共主。
关于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前文已经谈到，炎黄二支相继东迁到达山西河北中部、河南北部和山东西北部之后，直接给蚩尤、太昊、少昊所领导的东夷部族造成威胁，特别是炎帝族达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侵犯到蚩尤部族的心脏地带，战争将不可避免。
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考察，对东夷部族集团的这些先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可作一些推断。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古民，过着以农业为主的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北、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小型铜制工具和铜牌（见河北省文管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山东省博物馆《三十年来山东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9页，第190页）。《世本八种卷九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曾“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在社会生活当中，大汶口文化处在母系氏族解体并向父系氏族发展的阶段。山东龙山文化大约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组织是父系氏族，氏族中的各个家庭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传说蚩尤有兄弟81人（《太平御览》卷872），可见其部族众多，还说他与黄帝作战时请来风伯、雨师，为之助战，说明他领导着一个由众多氏族组成的庞大部落联盟。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炎黄集团。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具有这样发展实力的蚩尤东夷集团肯定不会轻易臣服于外来户，与炎黄部族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描述，文字寥寥。较为详细的要数《逸周书·尝麦》，而《山海经·大荒北经》作了神话描写。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战争进行的非常激烈残酷，持续时间较长，先在大风雨中鏖战，川血流淌，一直到雨季过后才战胜蚩尤。
这两次战争，特别是战胜蚩尤之战，不仅基本上奠定了黄帝华夏部族在北方的领导地位，而且为黄帝统一东至沿海，南至江淮湖湘，西到甘肃，北至蒙辽广大疆域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部落联盟在广袤数千里的地区实施统一的社会管理，基层社会组织将由血缘氏族公社演变成地域组织，新的国家机器正在原始社会的母腹中胎育成熟，中华民族走进了文明时代的门坎。
对于奠定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重大历史作用的阪泉、涿鹿之战可以毫不武断地说是战于“涿鹿”，而成于易水。
处于易水流域的易县、徐水、涞水黄帝、蚩尤的遗迹和许多传说，当地百姓至今如数家珍，这有其历史原因。前文我们已经考证了黄帝族东迁确实来到易水的易县、徐水、涞水一带。行移至此，面对东夷部族的敌视，他们需要了解地理情况，需要分析土著东夷部族的实力，需要协调与炎帝族的关系。因此，他们到易县、徐水、涞水一带之后停顿下来，审时度势，以便知己知彼，再决定进退和战之策。这样就造成易、徐、涞几县高密度的种种传说。下面我们对这些传说作一具体分析。
其一，在易县城内有轩辕台遗址，为县保单位，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为唐代诗人陈子昂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随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所作。这首诗表达了军事失利后的悲怆心情，凭临轩辕台，想到黄帝两战后的得志盛况，“独怆然而涕下”。由此可知唐代人们认为轩辕黄帝在易有战事不虚。
其二，易县后山位于县城15公里的洪崖山上，又称后土山，山上有年代久远的古庙32座，其中有“后土皇帝庙”、“轩辕黄帝庙”、 “玉皇大帝庙”等。很明显，后山古庙群与黄帝有关。民国35年《易县志稿》说：“惟既称后土皇帝庙，当为祀黄帝轩辕氏者。《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会诸侯于釜山……是则黄帝在易有祠理或然也”。后山庙香火古往今来长盛不衰，每年农历3月香客多达数10万人，遍及10数省。已经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2003年后山文化被河北省列为抢救10大民间文化之一，2007年被河北省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后土宝卷·禘祖经》记载：“黄帝上古帝王，华夏始祖，（4700年前）生于兖州寿丘（今山东曲阜），少典之子，原姓公孙，号有熊氏，迁至姬水之畔轩辕坡始姓姬，号轩辕氏，领华夏氏族转战中原，在冀州（河北）后山定居，会诸侯于釜山之阳，合符于釜山之巅，战蚩尤于涿鹿之野，黄土坡大捷，尽逐黎蛮，遂收涿鹿，领督亢，回守中原……”。郑玄注《大传》说：“凡大祭曰禘。”这说明，后山设祠，是后人在此祭祀黄帝的。
后山主庙为“后土皇帝庙”，俗称“后山奶奶庙”。后山庙既然是祭祀黄帝的，为何又供祀女神呢？考古学家丁山先生认为， “后”字本宜是表现妇女分娩，“土”字本意是地上方坛◇。后土结合起来表示“丰收生育女神祭坛”。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丰收的基础，丰收生育女神是土地的象征，女神像是“后土”神像的物化表象。在原始社会，这一现象很多，属于红山文化的老哈河以东祭祀区的女神庙、祭坛也是这种意义。丁山先生说：“原始祭农大典中，男女必须进行欢会，以促进土地生殖百谷的力量”。所以说后山有奶奶庙，正是原始社会生育崇拜的古老遗留。
其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现存黄帝城在涿鹿矾山。《史记·封禅书》有黄帝“禅凡山，合符”之说。易县后山距涿鹿矾山黄帝城仅60公里，有两条古道相通。涿鹿、徐水、涞水秦时同为上谷郡，相对于涿鹿矾山，易县涞水也有南矾山，以出“矾石”而得名。野三坡就在南矾山之阳。属野三坡范围内的峨峪村曾出土金代石棺刻有“上谷南矾山”“天会八年二月八日”（即公元1011年）字样。表明南北矾山属同一山系，是黄帝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只是涿鹿矾山北有水浪滔滔的桑干河，利于建城而被选中邑址。
其四，历史和考古界一般都认为，炎、黄传说已经被考古工作所证实。如陕西、河南仰韶、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铜器皿上有氏族徽的为炎姜族（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5页）。带有天族（“”）为黄帝即黄帝族的族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二）》第257页）。郭沫若同志就认为“天鼋”即为黄帝轩辕氏（郭沫若《殷彝中国象形文字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1 页7）。鼋为鳖一类动物。涞水县有鳌头山，山上有鳌头寨古城堡，当地人传说是涿鹿之战黄帝的指挥所。鳌和鼋同属于一类动物，鳌头山及鳌头寨的得名应与黄帝驻扎有关。
其五，《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亦称雷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易县人民政协组织编写的《易县风采》收有根据当地传说写成的《狼牙山北支蚕姑坨》说：“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会诸侯于釜山，途经易水，见当地黎民锦衣华服，鲜有以兽皮、树叶蔽体者。访知，西陵氏有女名嫘祖，教民植桑、养蚕、织绵而为衣裳。黄帝遂聘为元妃”。蚕姑坨有巨大山洞，当地称为“蚕姑缫丝洞”。金元以来曾建庙宇50余间，俗称“蚕姑圣母神祠”，各种碑刻近千通。蚕姑坨下有以嫘祖命名的“嫘祖村”（罗村），村内有“嫘姑台”。还有两个村，“东步乐”、“西步乐”，实为“东部落”、“西部落”，相传为西陵氏部落居住地。西部落村每年正月21日为庙会，以纪念嫘祖生日。此地养蚕织锦历史悠久，明清时所产丝绸列为贡品，建国初期，河北省林业厅在易县还设“蚕场”。《山海经·海外北经》谈到跂踵国的“欧丝之野在（大）[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这段话讲了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在战胜蚩尤以后，大摆庆功宴，命令手下的乐官演奏乐曲，让士兵们随着音乐跳起雄壮威武的舞蹈。就在作乐庆功的时候，天上突然飘下来一位女神，她手里握着两捆细丝，一捆像金子一样灿烂，一捆像白银一样耀眼。这位天神自称是蚕神，特地赶来把精美的蚕丝献给黄帝，作为庆功宴的贺礼。这位蚕神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唯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她身上披着一张白色的马皮，而这马皮就好像包裹在她身上一样，与她合二而一，根本脱不下来。蚕神自我解释说，她住在北方的荒野，其东边有三棵高达万仞，只有主干没有枝丫的大桑树。她常常半跪着趴在一棵上以桑叶为食，然后从口里吐出闪亮的丝。用这些丝织成美丽的丝绸，就可以给人们作衣裳了。因为她日日吐丝，所以她居住的荒野叫欧丝之野。黄帝听了大为赞赏，就让蚕神教导妇女们养蚕纺绸，并在百姓中推广。从此，中华大地也就有了美丽的纺织品，中国也就成了丝绸的故乡。这个故事还很长，不再引述。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蚕神身披的白马皮，而且脱不下来。蚕神所在的欧丝之野在跂踵国内，跂踵国又在什么地方？《山海经·海外北经》把跂踵国和共工台列在“海外北经”之中，当相距不远。《尚书·舜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幽州的地望在今辽宁、河北中北部一带。易县古属幽州，易县有幽州台。那么蚕神的传说就有可能与易县白马村的村名有关。如果此说成立，进一步佐证了嫘祖的“西陵国”就在包括白马在内的易县。黄帝与西陵国女嫘祖，通过婚姻的形式进一步密切了黄帝部族与当地氏族的关系，实际上以氏族间通婚形成了联盟纽带。
其六，《史记》中关于黄帝“合符釜山”在什么地方呢？仅河北就有三个釜山，涞水、徐水、涿鹿均有釜山。另外，河南灵宝、偃师等处亦有釜山。《易县志稿》、《徐水文物志·釜山黄帝台遗迹》、《保定府志》等均说黄帝合符或在徐水，或在涞水。这些都是后人的揣测，缺乏科学考证。应予考证。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合符？《史记·索隐》说是“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符又称符节、符信，古代以竹、木、或玉作符信，分为两半，各执其一。“合符”制度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在文字和通信极不发达的蛮荒时代，氏族和部落之间信任的确认，信息的传递、权力的实施，通常是通过“合符”制来实现的。这种制度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常用于重大的政治、行政、军事等活动。在原始社会军事民主部落联盟时期，举行“合符活动”，一般都配以设坛祭祀天地社稷、祭拜祖先、演奏音乐、颁布命令、朝会盟誓等祭典仪式，十分隆重肃穆。以把“合符活动”装饰成上天的意志，祖先的神旨，造成君权神授的氛围，故“合符”活动带有极大的政治迷信色彩。
从《史记·五帝本纪》文义来看，黄帝一生可分为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在“尊为天子”前，《史记》称之为轩辕，主要进行了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两次战争。他先重点搞了内部建设，主要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为阪泉之战作了充分准备。但这次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大联盟内部的地位之争。所以这次战争之前没有进行“诸侯”之间的“合符”，再加上许多“诸侯”因不满炎帝的侵陵而自愿投靠“咸归轩辕”，也没有必要进行“合符”。因为“合符”一般是阵营庞大、队伍复杂的情况下以“合符”的仪式“去其疑，坚其心，鼓其勇”才去进行。但是和蚩尤的涿鹿之战情况与前不同，一是面对更为强大，“最为暴”的东夷集团，这个集团中不仅有蚩尤，还在太昊、少昊在同一战线（参看《盐铁论·结合》）。许多“诸侯”心存畏惧，连地位较高的炎帝都不敢征伐。二是与蚩尤决战之前，《史记》用“黄帝征师诸侯”一语相当严谨，不再用“轩辕”而称“黄帝”，表明了黄帝有了“合符诸侯”的身份地位。而且军队是从“诸侯”中“征调”来的，并非所有参加对蚩尤作战的军队都是自愿的，难免有心怀观望、被迫参加的队伍。基于以上两点，战前是非常需要进行“合符诸侯”的，《史记》中虽然在这里没有记录“合符”的活动，但是“合符”一事是必不可少。那么这第一次合符是在何地进行的呢？前文已经谈到，涞水的洪崖山的鳌头寨，此寨距釜山顶仅500米，山顶有约100亩的平台，适合举办重大的集体活动。很显然这次“合符”就在涞水釜山是无疑的了，即军事合符。
黄帝战杀蚩尤“尊为天子”“代神农氏”之后，《史记》说他“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次“合符”，一是地位进一步提高；二是“北逐荤粥”，所领导的地区是空前扩大纵横数千里，面对这样一个宠大的地域、复杂的种族，如何巩固、建设和管理，成了黄帝面临的中心问题。因此，这次“合符”与上次单纯完成战争任务不同，而且必须解决一系列的政务和政令问题。《尚书·禹贡》说夏王朝用了“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这样几种形式来确定与其四境内各“诸侯国”的远近亲疏关系。其中“要服”只是“要束以文教”，即承认夏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随意贡献方物即可，不参与祭祀，也不要求定期朝贡。“荒服”关系更为疏远，即“因其故俗而治之”，自理其事。关于这方面，我认为夏王朝是继承了黄帝的作法，换句话说，夏王朝所采用的这几种形式是黄帝时期的社会制度的继续。这次“合符”黄帝的活动中心已由原来的军事指挥部转移到徐水釜山，所以这次“合符诸侯”应当在徐水釜山一带较为确切，至于在河南及其它的釜山进行“合符”可能性不大。
其七，《易·系辞》说：黄帝“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太平御览》卷十五引《杏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指南车何时发明，传说很多。相传周初时，越裳氏的使者从遥远的南方来进贡，周公怕他们回去时迷路，就造了指南车送给他们，曹魏时也有指南车的传说。西晋时马钩也造过指南车。后秦时，令狐生也造过。涞水人的祖冲之（属客居南朝）曾造指南车，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祖冲之于公元479年制成指南车试行乐游苑（祖50岁时）。在涞水妇孺皆知，黄帝与蚩尤大战时使用的指南车是范祥所造，他是木井村人，原名是木匠村，距黄帝指挥所所在的鳌头寨不远。可以推断，祖冲之造指南车有其原籍的影响。
历史传说不等于历史事实。我们不能把历史传说当作历史，但是历史传说能折射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尚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传说含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是依据“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修正了《古文尚书》的缺憾，写出了《五帝本纪》。司马迁这种治史态度是我们今天研究史前社会值得提倡和继承的。基于这种精神，对于易县、涞水、徐水等地的关于轩辕黄帝的种种传说和传说遗踪不能轻易否定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涿鹿之战是战于涿鹿之野而成于易涞。用易县原政协主席贾延清的话说：“易县、徐水、涞水是黄帝战胜蚩尤，实现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成就中华民族开基伟业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