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县一孕妇在保定市第一医院遭遇医疗事故而死
家属要求院方承担责任，医院婉拒，多次上访未果，尸体现在仍躺在太平间
记者 王永安 张文亮 赵振玉
医院手术遭遇恶化
家住易县良岗镇大兰村的龙义武、周丽是一对儿年轻而幸福的夫妻，2005年2月13日妻子怀孕临产需住院剖腹，当他们抱着希望来到易县人民医院时，却被告之血库量储备不足，必须得转院治疗，无奈他们只好办完批转手续，心急火燎地于当晚的14日凌晨两点转到了保定市第一医院。
2011年2月23日周丽的丈夫龙义武对记者哭诉着回忆说，“我妻子美丽善良，是个小学教师。我们家生活虽不富裕，还算过得去，要不出医疗事故该有多好。”龙义武抹了一把眼泪伤痛地接着说，2005年2月16日下午15时左右，保定市第一医院对我妻子实施了剖腹产术，手术还算顺利，剖出了一名男婴，我见妻子产下一男孩，很是高兴，可转瞬喜就成悲，当妻子做完手术被推到病房休息时，见妻子周丽身体极度虚弱，呼吸也非常困难，内心焦急万分，便立刻找到主刀医师刘艳云说明情况，刘医师到病房查看后对我说：“没事。”随后吩咐我不要让妻子坐起来，防止刀口不合，说完就走了。大约过了五分钟后，我突然又看到妻子呼吸越来越困难，于是，我又赶快找到了刘艳云医师。刘医师来到后就说：“不行按住刀口扶病人坐起来。”我就按照刘医师的说法将妻子扶起来，可是扶起后妻子的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嘴里和鼻孔里出现了白沫，不醒人事。此时，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是焦急万分，十分担心妻子会有什么意外。
这时，刘艳云医师才找来一名主任和部分医护人员对妻子实施了抢救。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应该及时派用的呼吸机等相关医疗设备20分钟后才迟迟运至现场。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我妻子才恢复了心跳，看到妻子病情有了缓解，我才长出一口气。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晚10点左右，我妻子却出现了持续性的抽风，我赶忙又去找医生，医生告诉我，医院没有止住抽风的药物，要我到市儿童医院买“水合路泉”（药名音）。遵照医嘱，我急忙又去了儿童医院，半小时后，我买回了药，给妻子用上后，这才止住抽风症状。
2005年2月17日凌晨四时左右，我妻子忽然又出现尿血症状，大概晚上九点半左右，医院将我妻子转入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但由于病情进一步恶化，到了18日凌晨1点左右，医院又对我妻子进行了开颅减压手术。手术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可病人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总不见好转。3月7日，在我妻子持续昏迷状态下又对其实施了颅骨修补手术。等到了3月22日，龙义武说，医院给我妻子又做了V—P分流手术，我妻子的病情直到此时仍是不见好转。后来，根据该院医生反复劝说，我只好无奈地将病人接回家静养。
拒绝医治，妻子悲惨离世
可是回家后，我妻子出现了高烧不退症状，同时又需要更换气切管（院方要求每5个月更换），龙义武介绍说，大概2005年10月26日我们只好又将妻子送到保定市第一医院接受进一步诊治，可令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医院医务科主任却拒绝收治。不管我们怎么好话多说，医院就是不收治。走投无路又含悲的我们只好伤心欲绝地抬着妻子到保定市政府请求帮助。市政府秘书处、科教处的领导看到此情，赶忙协调让我们把病危的妻子送进了保定市第二医院。住院后，第二医院虽给予了最大努力和精心治疗，但由于病情的恶化和拖延最终也未能挽留住我妻子的性命。龙义武说，2006年2月6日那天是我终生难忘和最悲惨的日子，我年轻的爱妻终于撇下了我和家人还有未满一周的儿子含恨病逝于保定市第二医院。由于保定市第一医院的不作为和不负责任，我妻子遭遇该医院医疗病逝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原因，我的妻子的尸体如今已好几个年头了还躺在第二医院的太平间冷柜中。
医院婉拒：称没有任何责任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为了给死去的妻子讨回公正的说法，我擦干眼泪把希望寄托在了相关部门身上，与此同时，我多次找到保定市第一医院，要求院方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但都被负责医疗纠纷的容科长婉言拒绝。”龙义武气愤地说。
漫漫申诉路
“我被保定市医院多次婉拒后，抱着最大的希望开始了我的上访求助路。”龙义武告诉记者。2006年3月，我找到了保定市信访局。信访局的领导收下我反映情况的材料，并答复尽快协调解决。同时，我也找到了保定市卫生局信访办，信访办也答复协调医院尽快解决。一天又一天当我多次反映未果的情况下，我又找到河北省政府信访办，信访办又把信访材料批转到省政府科教处。2006年6月，我又找到了河北省卫生厅，省卫生厅又把材料批转到保定市北市区。2006年10月，我拖着心力交瘁的身体，实在不甘心这样一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抱着一线希望去了北京又找到了国家卫生部，卫生部信访接待处又把材料批转到河北省卫生厅，省卫生厅又把材料转到保定市卫生局。”
龙义武打着比喻对记者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瞬间的时光，而对于一个失去了亲人的人，那是经历了多少煎熬。对妻子的思念、对孩子和老人的愧疚、对“平等说法”的期盼，还有作为丈夫不能让妻子死而瞑目、入土为安的自责。这些，都时时折磨着我的心。三年，我不能挣钱养家糊口，东借西借拼凑路费和生活费，累计花费了5万元的费用，加上给妻子治病的医疗费，已经家徒四壁，债台高筑，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务，就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为继。三年，尽管我餐风宿露，尽管我风雨兼程，尽管我“百折不挠”，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换来的是我妻子长期停放在太平间。换来的是上推下躲“踢皮球”。换来的是医院、有关部门的不闻不问。换来的是血泪斑斑的惨痛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