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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廉·林赛的三次偶遇 (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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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图片

       对于经常攀登箭扣长城的人来说,威廉·林赛这个名字可能有点生疏,然而说起“小威廉”就差不多都知道,我曾三次偶然地遇到他。
       记得是去年的春天,那是我第一次上正北楼。 我和朋友凌晨三点半就起床,背上摄影包、打上手电就摸着黑上路。路很窄,两侧都是灌木,我们总是用手分开刮脸的荆棘前进,登上到正北楼城楼已经天光大亮了。我们第一次看到箭扣长城最宏大的美景,激动不已,拍了很多照片。



(上图就是从正北楼向西拍摄的风光)

       正在这时候,我们发现山下上来一队人马,30人左右,全是老外。领头的是一个瘦长脸、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60岁左右,他用英语向队员们介绍箭扣长城的各个风景点和城楼的名称。
       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经常来爬箭扣的老手,于是我凑过去跟他聊天。这一聊不要紧,才发现他还能讲一口正宗的普通话,还有点京腔!他一边跟我说着,一边用手向山下指指点点的,哪里怎么下去,哪里有危险,哪里哪年曾经架过梯子,而如今梯子坏了不好走......如数家珍。
      我非常诧异:在箭扣的各个山头上、悬崖上我见过不少外国人,大多数是第一次来探险、欣赏风光的游客,而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箭扣长城如此熟悉,太了不起了!
       从他话里我知道他带的是一个外国观光团队,他们从西栅子二队(箭扣长城下的村落)上正北楼,然后计划沿着长城向东南下去,经过牛角边去慕田峪长城,然后从慕田峪长城的大门里出去再回北京市区。


(上图即“牛角边”,图中右侧很远的地方隐约可见一段长城就是慕田峪长城)


       去慕田峪?!我吃了一惊。我来箭扣很多次了,还真的没有打算走一次慕田峪 —— 直到一年以后,我独自一个人从箭扣走了一次慕田峪后才知道是多辛苦的事情 —— 从正北楼到慕田峪长城接口处最快也要一个小时,然后要从24号城楼步行到10号城楼(这是慕田峪长城的北段)才能下山,而下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图是慕田峪长城与箭扣长城的接口处。)


(上图为慕田峪长城的北段。我早上7点半钟出慕田峪大门的,所以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景区空无一人,一个游客都没有遇到。据说,慕田峪长城管理单位要在不久的将来把其修复和管理范围拓展到箭扣长城了。如果是这样,中国又少了一处可以自由攀登的“野长城”,却多了一处保护得更好而收费参观的长城了。)


       在箭扣,在长城上以拍照为主的,人称“摄影”;而沿着长城行走几十里,甚至从“九眼楼”一直走到慕田峪,通常叫做“穿越”。我感觉这老外无非就是带着人搞“穿越”的了,心里就没有当回事儿,连张照片都没有给他拍,事后给自己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西栅子五队,我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我叫他“老孙”,我来箭扣经常住他家。老孙是当地的农民摄影家,上世纪80年代起经常给陈天芬等老一代摄影家扛器材、带路上箭扣,走遍了所有的景点和机位,跟随老摄影家们拍摄了不少,家里墙上挂的都是他拍摄的胶片作品。
       有一次我跟老孙漫天胡侃,谈起上次在正北楼碰到的那个老外,老孙大笑 —— “哈哈,你碰到的是小威廉!”
       “小威廉?”我一头的雾水。于是老孙绘声绘色地我讲起来他的故事,这故事是从老威廉讲起的。老孙告诉我,一百年前,有一个也叫威廉的美国人曾从长城的东端老龙头一直走到嘉峪关,拍下了无数的照片,我们叫他“老威廉”。而这个英国人“小威廉”在上世纪80年代把长城又走了一遍,同样拍下了无数的照片。
        我一听这才知道,原来小威廉也是个摄影家,而且是一个走遍中国长城的旅行家。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直往老孙跟前凑,让他告诉我更多的故事。
        老孙说,他跟小威廉很熟悉,小威廉还送过他一本书,叫做《万里长城 百年回望》,书中记述了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原来,当小威廉拍摄的照片在世界上公布了以后,他穿越长城和拍摄长城的事迹让美国很多人将小威廉与老威廉并称起来,小威廉才知道:这个老威廉原来是世界上第一个穿越长城和拍摄长城的第一人,威廉·盖洛。
        小威廉曾去美国拜访过盖洛的家乡,盖洛的家人向他出示了近百年前的遗物和照片。后来,小威廉根据老威廉拍摄的照片角度,在本世纪初又拍摄了一次长城,将各个角度的照片做了一个新旧对比,出版了这本《万里长城 百年回望》。
        听到这里,我不禁对小威廉肃然起敬。
        老孙告诉我:小威廉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家,也是中国“环保长城”活动的发起者,提倡爱护长城,保护长城,也是在长城上收集垃圾的第一人。我们在箭扣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牌子:“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脚印”,就是他倡导的活动口号。
        在美国,老威廉并不出名,甚至他家乡的人都不知道他是穿越和拍摄长城的第一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威廉与八国联军和那些来掠取中国文物和财宝的探险家不同,他连一块长城的城砖或者瓦片都没有带回去,在这点上,小威廉继承和发展了老威廉的爱护长城、保护长城的思想。
        后来,我也买了一本小威廉的《万里长城 百年回望》。书中是这样介绍他的:

        作家兼摄影师威廉·林赛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质地理专业。
        1987年,他独自一人步行考察了长城全线,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行程2470公里。
        从1990年起他在中国定居,专门从事长城学研究、长城现场考察、长城文化景观保护等工作。
        2001年,威廉·林赛创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该协会与北京市文物局和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开展长城保护项目。威廉·林赛20年如一日,始终满怀激情地从事长城保护工作,其中有1200天用于长城的现场考察。他出版了若干部以长城为主题的著作,包括《独步长城》(伦敦Hodder出版社1989年出版)、《万里长城——亚洲的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出版)等。作为长城保护方面的先驱倡导者和活动家,1998年他荣获中国国务院颁发的友谊奖章,2006年荣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
        威廉·林赛与妻子吴琪有两个儿子詹姆斯(12岁)和托马斯(6岁)。

        了解了这些,我对小威廉更加崇敬起来,期待有机会再次相遇,然而我没有想到,我第二次与小威廉的相遇竟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凌晨。  
        去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单独上正北楼。那天我也是凌晨天不亮就出发了。一出二队村子,在路口碰到几个第一次来箭扣的摄影朋友,虽不认识,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边聊天边互相照顾着摸黑前进。路太窄,标志又不清楚,聊天中我无意中选错了山路,越走越不对头。这时候我发现后面有说话的声音,手电光一闪一闪地向另外的一条路去了,我赶紧让大家往回走,去追那一群人。
        有趣的是,等追上了我们才发现,原来又是一群老外,大概20多人。他们走路非常快,在漆黑的山路丛林中急行,看来领头的对这山路太熟悉了。我们每超过一个人,他们都站到一边让路给我们,然后喘着气对我们说:Hello。我们也回以Hello,有的还多说几句英语,我从内心笑了起来 —— 这么窄的路走着还客套啊?
        走到他们的队伍最前面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轻声地讲着箭扣的登山宝典。哦 —— 原来是他!
        我叫了他的名字,他也感觉很诧异:这么黑竟然能认出他?在手电的余光中,我无法看清楚小威廉的脸,然而从友好的对话中感觉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 ...。
        我们超过了小威廉和他的团队,然而再没有机会在长城上见到他。
        第三次遇到小威廉就更意外了,是在首都机场见到的。
        今年夏天,我妈妈要去日本,我去机场送她。办完了手续我出来透风,一出门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搬行李,我用英语叫了声“威廉”,他抬起了头,热情地过来跟我握手。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告诉小威廉前两次我们见面的经过,可以想到,他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肯定记不清了。
        小威廉向我介绍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儿子,我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这么英俊,讲中文一点点口音都没有!



        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我跟他夫人说:威廉是我的偶像。威廉在搬行李,夫人看他没有听清,用中文对他说:“他是你的粉丝哟!” 威廉笑了起来,那样子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告诉我,这次他们全家出行是去蒙古国,据说在那里发现了一段长城的遗址,他们是去考察和拍照的。
        他们忙着登机,我不敢太打扰他们,于是提出拍张照片,他们全家欣然同意 —— 那天我去机场幸亏带了相机啊!




          照片是小威廉的大儿子拍的,可能是不熟悉我的相机,我的那部分有点过曝,就不要保留了吧?


        (待续)
        




最后编辑贵族 最后编辑于 2012-12-14 09: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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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贵族兄的执着和才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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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写到这里,我内心涌出很多感受。在写出这些感受之前,我先将威廉·林赛的记述老威廉的文章放在这里,让我们更加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威廉. 盖洛的长城故事:在其家乡的消失及重生


2007年8月,嘉峪关外。日出前的戈壁滩清爽宜人,四周静悄悄,借着熹微的晨光,我再次审视手中计划原址重摄的长城老照片。

画面中,一行人就在眼前的城门下即将出发。领头的后背挺直,戴着醒目的白色宽边礼帽——我知道,他就是威廉·埃德加·盖洛。那时,历经82天的艰辛跋涉的他,即将完成长城探险的最后70里,于是纪念性地回过头来审视镜头。

还有探险队的其他成员: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有骡夫、厨师、仆人,有一位翻译和一位科学家,还有一个名叫“黑狗”的中国人——我想,他们很可能是在秦皇岛被雇用的——1908年5月,威廉·盖洛是从秦皇岛开始了长城之旅。他在途中写的日记中多次使用了“我们”这个提法。几乎可以断定,“我们”至少包括翻译“约翰·格德先生”(可能是旧金山淘金的华侨“张国迪”)以及“黑狗”。“黑狗”是个识文断字的年轻人,盖洛的作品里部分选载了“黑狗”的日记。“黑狗”看上去最多18岁,很可能姓“苟”,“苟”与“狗”同音,加之日晒雨淋、皮肤黝黑,因此得名……
以威廉·盖洛为首的这支探险队为长城史增添了新的一页。他们率先走完了长城全线,可谓“前无古人”。他们对万里长城的独特感受,也是“后无来者”。翌年,他完成了一部著作,完整地回顾了此次中国之旅。他写道:如果将来有历史学家前来考察长城,那么他们将发现除非抄袭我们写的东西,否则不会有多少话可说。事实亦如此,他的这本书,乃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中国万里长城的专著。曾担任中国皇家大学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教授(Prof. W.A.P. Martin,1828-1916) 认为,通过全线考察长城,“作者对长城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工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
……

太阳渐渐升起, 首批游客的到达把我从历史拉回了现实。听口音,他们应当来自中国南方。在威廉·盖洛当年考察过的嘉峪关城楼下,游客们正忙于“立此存照”。没过多久,就有游客聚拢过来,看我手中的老照片。其中一位问道:“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99年前。大概就是99年前的今天拍摄的。”我指着照片上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告诉她:“他名叫威廉·盖洛,他曾经沿着长城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是全程考察长城的第一人。”

“啊,真了不起!”游客惊呼起来。

除了照片,威廉·盖洛没有从中国拿走任何东西 ,这种超时代的做法,就等于放弃了在美国某家博物馆留名、留影从而名传青史的机会。
威廉·埃德加·盖洛(1865-1925)是他那个时代阅历最丰富的旅行家之一,他最钟情的国家可能就是中国。他曾4次考察中国,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国长城》、《中国十八省府》和《中国五岳》等系列著作。中国留给他许多的惊奇,他感叹“中国之大”——“而我们对中国的无知同样大”;他认为,“眼下巴拿马运河最吸引人们的眼球。挖掘巴拿马运河,只不过动了几百万方土。而修长城根本没有蒸汽推动的机器可用。据格兰特将军估计,把修建美国所有铁路、所有运河、所有城市的工程量统统加起来,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工程量。”

他的这些作品,均成书于20世纪初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被共和制取代的特定时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因此,丁韪良在给他的《中国十八省府》作序时盛赞如下:“利文斯通和斯坦利为科学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一打极地探险队。还有一个因在同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注定要跟他们分享此项荣耀的著名探险家。他就是本书作者。”

我与威廉·盖洛的“结缘”始于1989年,或者说更早——我开始倾慕中国长城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缘份。1989年,我刚刚完成我的第一次长城探险,并出版了《独步长城》。辗转收藏了盖洛《中国长城》英文版的玛约里·黑塞尔·笛尔曼女士在广播里听说了我的故事,认为我适合担当该书的下一位藏家。
这个馈赠使盖洛“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开始寻找盖洛1908年拍摄过的长城,再次原址重摄,从而直观地反映时间在长城上留下的印记,即“万里长城,百年回望”项目。考察途中每路过一个村庄,我都会猜想当年威廉·盖洛是否在此落脚。每当我检查自己的现场考察日志上记载的GPS参数等资料,都在想威廉·盖洛的长城探险日志是否存留下来——成书《中国长城》的背后一定要有更丰富翔实的手稿存在。如果是,它们在哪里?毫无疑问,今天的人们能从中挖掘出大量信息:是谁陪伴他探险,走了多少路,探险队走过怎样的路线,有哪些曲折有趣的经历?

十多年来,威廉·盖洛拍摄过的许多长城已经被我一一“找到”,穿越百年时光的影像回顾让更多的中国人结识了这位在长城上创造历史的人。中国人开始称他为“老威廉” ——按照中国习惯,“老”字用在名字前显得既尊重、又亲切。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苦苦搜寻威廉·盖洛遗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我想象那是一座“中国资料库”)。这是我的首要工作,而且是最紧迫的工作。因为,2008年恰好是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城探险100周年。

于是,早在几年前,我就开始与出版《中国长城》一书的伦敦约翰·穆雷出版社联系。该社资料员非常认真地为我查找,但是最终承认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本书的档案资料,至于作者的手稿、照片等就更无从谈起了。在美国,《中国长城》一书由纽约Sturgis & Walton出版社推出;然而,该出版社早在几十年前就倒闭了。

失望之余,我把希望寄托在威廉·盖洛的家乡——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多埃斯顿城。我想应当从博物馆做起。没想到,该城唯一的一家博物馆——墨塞尔博物馆只有威廉·盖洛写的《中国长城》。于是我给多埃斯顿历史学会写信,请求帮助,结果还是让我大失所望。我又想到了新的线索,威廉·盖洛是浸礼会传教士;关于这位传教士兼探险家,美国第一浸礼会教会网站上有十分简略的介绍,于是发信向该教会查询,也都石沉大海。

越是失望,我就越是困惑:作为全程考察中国万里长城第一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威廉·盖洛,竟然被他的家乡完全遗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盖洛会不会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了某个全国性的机构?于是我从最上面查起,向国会图书馆和史密森学会档案馆求助,结果还是失望。再转向国家级机构和地方性机构之间的“中层”机构查询,包括纽约探险家俱乐部、 纽约地理学会、宾西法尼亚州博物馆等……仍然一无所获。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这位探险家的名字竟然全然消失。

威廉·盖洛为什么被他的祖国遗忘?对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英国人,从儿时起,我曾多次参观大英博物院,习惯于看到英国探险家从海外劫掠来琳琅满目的丰富展品。我知道,这些探险家回国,无不带回大量海外宝物,既有文物,也有动植物标本。这种“习俗”起源于大发现时代,大约在19世纪发展为“成规” ——探险家的赞助者,包括博物馆,无不要求探险家用异国他乡的文物作回报。那时博物馆遍布欧洲、北美,不仅大城市有,连那些希望提高地位的小城镇也建立了博物馆。

我后来才明白,威廉·盖洛在中国的“使命”与众不同,他没有参加任何劫掠文物的“主流”活动。比如说石碑。他往往要助手把碑文抄下来或制作拓片,而不是把石碑挖出来运走。看来,除了照片,他没有从中国拿走任何东西 ——对于这种超时代的做法,我非常钦佩。相形之下,与威廉·盖洛同时代的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完全不同,每到一处,他都要用大车装走劫掠来的文物。奥雷尔·斯坦因从中国抢走的文物,总数超过10万件。这些文物现由大英博物院和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院收藏。事实上,威廉·盖洛没有带回任何中国文物,这就等于放弃了在美国某家博物馆留名、留影从而名传青史的机会。

蒂姆·阿达姆斯基发现,在网上我的名字经常与威廉·盖洛并列出现,因此向我通报发现盖洛遗物的消息。从此,许多关于盖洛的谜一一破解了。

2008年2月末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是“关于威廉·盖洛的信息”,因此十分诱人

发信人名叫蒂姆·阿达姆斯基,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成员。他说,不久前,有人向学会捐献了一批锡制箱子,箱子是威廉·盖洛的遗物,里面有许多相关材料。

威廉·盖洛于1925年4月11日在威尼斯逝世,享年60岁。他的遗物,包括“手稿、版权、拓片、负片、照片”等全部由妻子康斯坦斯·埃墨森·盖洛继承。后者多活了34年,于1959年去世。之后盖洛夫妇的整栋住宅“荒原之家”,包括宅院中的一切,都通过拍卖被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收购。后来,本地一位收藏家几乎分文未付就获得了20多个原先属于盖洛的箱子。这位收藏家把这些箱子保存在他的一座谷仓里——那谷仓是他的私人图书馆。于是箱子们在谷仓里沉睡了整整45年,直到收藏家逝世后,才被他的女儿们慷慨地捐赠出来。

蒂姆发现,在网上我的名字经常与威廉·盖洛并列出现,因此向我通报了这个好消息。6月,我来到了盖洛的家乡,此地离华盛顿特区开车只需3小时。蒂姆是我拜会的第一人。他是从本城公墓发现和了解威廉·盖洛这个名字的。他说,这座公墓乃是“本城历史名人录”。然而,当我在公墓对面大街上向路人打听,竟然无人知道盖洛的名字,更不用说他全线考察长城的历史壮举了。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打开了尘封多年的盖洛“中国资料库”。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盖洛。他或手写,或打字,把自己的长城探险经历详尽地记载下来,装进了箱子里,并在箱子上用白色颜料亲手写上“North China” (华北)两个粗体字。这些文字材料有好几百页,都已变薄、发黄、变脆,字迹也已变淡。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写的。可以想象,威廉·盖洛用骡马运载这些材料,伴随他走完了万里长城全线;以后又伴随他登上轮船,航行大半个地球,最后被运送回美国的家。材料中有私人信件,有信手写下的感言,有写在便条上的只言片语,也有写给自己或队友的提示,有对一些事件的叙述。在有些页面上,威廉·盖洛亲笔画了装饰图案……

在手稿里,我再次看到了熟悉的嘉峪关。今天的嘉峪关拥有30万人口,经济繁荣昌盛,导致市区不断扩大;而一个世纪前的嘉峪关“市”其实就是城圈子里的那一小块。到达之后,威廉·盖洛一行当然要找地方住宿。那时整个嘉峪关只有5家旅馆,他们在“义兴旅社”( Increasing Righteousness Inn)住了下来。这家旅社在嘉峪关东北角楼下面;威廉·盖洛把轿子停放在这角楼旁,并且在城墙上插了一面美国国旗。随后开始写当天的日志,我十分欣赏他生动的语言:

在义兴旅社,我们派3个人抄录嘉峪关西门石碑上的铭文……长城的西端并不是嘉峪关……等待我们的是惊奇……长城一路延伸到此,在一座高达200英尺的山崖上驻足,像是一条管线被工程人员截断。北大白河(the Big White North River)在山崖下流淌。我的同伴从山崖上向河里扔一块石头,数了8下,才听到石头溅入水中的声音。

克拉克先生对威廉·盖洛长城探险的贡献,看来主要在科技方面。他主要从事测绘工作在这里,他回答了威廉·盖洛提出的问题:此次长城探险的路程究竟有多长:

此处海拔一英里;那么它距离大海究竟有多远?……长城支线、主线、环线等等加在一起,长度大约2500英里……如果所提的问题不是长城本身到底有多长,而是长城东端到长城西端距离有多远,那就可能提供比较精确的答案了……两者距离的整数为1145英里。

在这里,威廉·盖洛完成了长城“全景图象”的最后一笔。他早就拍摄了老龙头,现在该拍摄这条长龙的“尾巴”了。在这山崖上,他在长城最西端的烽火台前支起了三脚架,但是这样拍摄不能表现它的整体。他要让人们看到“长龙”尾巴的全貌。为了把长城、山崖和山下的河流全部纳入镜头,他在山上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山坡上一块平地。在那里,他拍出了理想的照片,画面上不仅有长城“尾巴”,还有他自己站立的形象。

返回途中,威廉·盖洛一行再次合作,为长城那令人惊叹的形象锦上添花。威廉·盖洛站在比他高一倍的夯土长城前留影,几步之外就是山崖上的那块平地。此前他捡了一块城砖 。他把随身携带的那面小小的美国国旗插在长城上,双手捧着那块砖。也许有人认为,考察长城时捡块砖拿回去做纪念无可厚非;砖的重量也不是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威廉·盖洛写道:

手持“最后一块长城砖”拍照,实在太诱人了,我们无法抗拒这一引诱。但是拍照之后,我们就把这砖扔进“奶油河”。随后我们捡了紫红色、白色石头各一块,拿回去当镇纸用。

这段记载印证了我的推断:盖洛真的从未替自己祖国的博物馆“添砖加瓦”。因此,他的祖国也没有给过他应有的珍视。

相反,威廉·盖洛一行来到嘉峪关,便得到了中国人以传统方式给予的款待。他在日志中写道:

我们在嘉峪关逗留期间,这个关城城市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前来拜访,向我们表示祝贺。他再三邀请我们光临专门为我在衙门中举行的盛宴。

盛情难却,威廉·盖洛和探险队其他几位成员出席了宴会。宴会一共上了19道美味,有些是我在考察西北长城期间最爱吃的,如羊肉、饺子、葡萄干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居然上了海参,这让威廉·盖洛大为惊奇,“没料想我们竟得到如此奢侈的款待”。他向主人索取了一份菜单留作纪念。我想,探险队中来自秦皇岛的人们在这里品尝海鲜,定会勾起思乡之情。高情隆谊也好,过分奢侈也罢,在沙漠中的这座关城中吃海鲜,对于任何人都是终身难忘的奇遇。

威廉·盖洛考察嘉峪关期间,同行的克拉克推算出“天开海岳”和“天下雄关”两块石碑相距1145英里,而在“盖洛大院”,两者的距离不过5米。

浏览这些手稿,我很快就发现了1907年2月14日驻俄罗斯圣比得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写给威廉·盖洛的信件,信中夹寄了两幅古北口长城的照片 ——也许是靠这两幅照片,威廉·盖洛首次获得了野长城的直观印象。

一年之后,即1908年4月,威廉·盖洛在旧金山登上香港号客轮,穿越金门后,便开始了横穿太平洋之旅。5月11日,威廉·盖洛在自己的客舱里给姑妈埃玛写了一封信:

……我不打算绕道朝鲜了,而且直接去北京。随后我将立即开始进行一次旷日持久、充满危险的旅行……

1908年5月29日,他又写道:

傍晚6时30分,我终于从天津到达山海关,此次旅行,可谓心旷神怡。我们一行中有E·L·约翰逊、L·牛顿·海斯,还有两个“小伙计”,一个名叫“汤九”(我只是听上去像是如此),另一个是“二王”——意思是“第二个国王”……

有些手稿采用了“长城通信”的字样标明。如5月30日发自山海关的一封:

朋友们,大家好!

清晨4时30分起床,吃当地风味的早餐,随后去长城入海的地方……在铁路穿过长城那个地方附近遇到一个男人,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一位美女的丈夫修长城时累死了,她的眼泪便像滚滚的洪水般冲毁了一段长城。现在,喧闹不堪的火车就在这个豁口穿过长城,因为官员们不允许铁路与长城平行。

所有“长城通信”都没有威廉·盖洛的签名,也没有注明收信人是谁。紧接着还有一封这样的“通信”,摘要如下:

我从这里开始,踏上第二次横穿中国之旅……山海关静卧在海岸线转弯处,恰似一只猫闲适地躺在卷起来的垫子上。当地的人们懒散地闲逛,但是他们正在觉醒。中国正在变化;在我身处长城脚下的时候,我不想否定中国的过去……我想,到我完成长城考察并且写一本书介绍长城的时候,如果干得非常漂亮,或许全世界的人们都想来中国一游,一览长城的风采……

威廉·盖洛一路西去,不断把途中所见随手写在字条上。请看他最初几天的经历:

6月4日:一个地方就看到24座敌楼。涉水过沙河。7∶00 太阳落山。到达刘家岭。风景极美。月亮升起,淡蓝的天空变成橙色。我问一位当地人此处山峰的名字。他说:“何必取名——这里山连山,岭连岭,取得过来吗?”

6月5 日:(当地有人)问:“美国人不吃豆腐,吃什么?”此处人说这里是“边墙”,不知道这是长城的一部分。

6月6日下午,威廉·盖洛一行见到罗文峪(骡马关)附近的长城。下面是他在《中国长城》一书中对此地长城的赞叹:

很快,无比壮丽的长城便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纵目望去,这石砌的长龙与背上的座座敌楼交相辉映。长城是中国全盛时代的产物,至今仍在山脊和群山顶峰上蜿蜒盘旋。

骡马关附近有个村庄,威廉·盖洛看到有5座庙宇拱卫着这里的关隘,最大的是关帝庙。此处仍有130名士兵驻守,城门每天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关闭。白天开门放行,每年有大约运输货物的4万匹骡马从这里通过。威廉·盖洛用铅笔记录道:

成群结队的人们到庙里看我们。我的鞋子成了大家的话题:首先是鞋子之大让他们吃惊,鞋子的橡皮后跟也让他们感到稀奇……

第二天,威廉·盖洛在光线最好的时候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拍摄骡马关。完全是巧合,1987年11月我在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机位拍摄过骡马关。所以,后来读到盖洛的《中国长城》,怦然心动,才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城百年回望”。

我发现两个威廉不仅考察路线相似,而且遇到过相似的困难。在吉利沟,威廉·盖洛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以下文字:

这里有6户人家,人人都怕我们,全都跑进家里,大门紧闭,只留两英寸的一条缝以便和我们中的中国人通话 …

1908年6月17日星期三,他写了一个便条,提醒同行者报答一位房东的款待:

黄花城……请把照片送给直隶省撞道口的周成文(音译)先生…… 周先生免费招待我们。真是大好人!

许多年前,我曾到过撞道口,并且与村里周姓一家人聊过天。村里多数人家姓周。我想,下次去撞道口,能不能找到威廉·盖洛当年房东的重孙呢?

两天之后,威廉·盖洛来到南口,长城探险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他写道:
迄今为止我已经拍摄了150幅照片……看来应当返回北京冲洗照片、写东西,顺便休整几天,恢复体力。1908年6月19日结账:从山海关到南口,8头骡子,20个人,应付93美元,加上小费,共96美元。

盖洛于该年8月21日到达嘉峪关;然而嘉峪关既不是威廉·盖洛西行的终点,也不是他长城探险的结束。他从长城最西端折返,穿过河西走廊,然后向南到兰州,再骑“快马”向西宁进发,一路上不断发现、不断拍摄,并给这路线取名为“兰州环线”。在此之后,他很可能于该年11月22日在河北省涞源县唐子沟最后一次登上长城。

今年6月,在美国盖洛故居“荒原之家”位于多埃斯顿城郊外,我与现在的房主见了面。那是一座大宅院,建于1912年至1914年,是盖洛送给妻子的礼物。盖洛的孙辈约翰、布雷德和罗伯特·莱科克三兄弟特地从远方赶来参加这次会见。他们三人是我在2008年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发现”,为此我对盖洛家族的谱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已经49年没回家族故居了。

“荒原之家”如今被当地人称作“盖洛大院”,房主斯蒂夫·奥斯本先生在大门外迎接我们。他是1984年购入“荒原之家”的,之前宅院无人居住长达20年之久。奥斯本说:“我一眼就看中这宅院了,决定保持原样,并在这里安家。不过,当时除了名字,我对威廉·盖洛一无所知。”

奥斯本先生对威廉·盖洛生平事迹了解越来越多,对于永久保存“荒原之家”原样的意义的理解也就越来越深。

“荒原之家”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私家车道迎面的墙上刻有四个醒目的汉字——“天开海岳”,仿佛把我们带回老龙头(那里有这块石碑)。在大院中,我们仅仅走了5米,又仿佛置身于嘉峪关以西的戈壁沙漠:刻在墙上的汉字是“天下雄关”。我告诉主人,在中国“天开海岳”和“天下雄关”这两块石碑相距1145英里!                            

一百年过去了;在威廉·盖洛长城探险整整100年后,我不仅找到了他的“中国资料库”,还发现了他的谱系。有人说我走运,也有人认为这是命运使然。无论如何,我总算在一个最佳的时机获得了一个纪念威廉·盖洛的机会。

6月23日上午九时,18个人肃立在多埃斯顿城公墓中威廉·埃德加·盖洛墓前,缅怀他100年前率先全线考察中国万里长城的壮举。

为了表示对威廉·盖洛的敬意,我亲手设计并在北京制作了一个纪念铜牌,纪念牌上有中国地图, 上面用锯齿标出了盖洛走过的中国长城。在动身前几个星期,我重读了《中国长城》一书。因此,致词开始我引用了盖洛的“开场白”,只有6个字:“走完长城全线”(A journey all along the Great Wall)!这句话言简意赅。但充分表达了他的欣喜之情。我很激动,因为在他身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到长城,分享了他的感受和他留下的记录。

“威廉·盖洛,” 我郑重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敬仰,“您是全程考察长城的第一人……您是万里长城的第一位国际友人 ……”


最后编辑贵族 最后编辑于 2012-12-14 0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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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细细得读完上面这些文字,除了震撼剩下的就是敬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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