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营的变迁
关春森
太平营是一个满族人聚居的村庄，系清朝嘉庆皇帝的昌陵八旗营房和昌妃园寝的八旗营房。民国九年改村誌时改为太平营，解放后建村政时与北百泉、范各庄合并为北百泉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里的满族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饱经风霜，尤其是以前一幕幕的经历使人难忘，这里的一切可称之为清西陵满族人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这个营房始建于嘉庆8年（1803年），当时清朝的设置是“北百泉建八旗营房一座，设武职总管一员，翼领二员，防御十六员，骁骑校二员，笔帖式二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第 页），昌妃园寝八旗营房 “设主事、副内管领各一人，防御八人，骁骑校一人”。这些人员负责昌陵、昌妃园寝近旁的守护。他们居住的房屋由清政府按照不同品级建盖，日常生活也是按照不同品级由清政府发放不同的银两。
清王朝退位后，根据民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的优待条款，民国初期政府仍然给予守陵人俸饷，后来全部取消。为了维持生活，将陵区内风水墙以里的荒地，按现时人口进行了分配，据我三叔关恒山讲，当时的分配标准是每丁（男）三亩一分五，每口（女）二亩三分，我三叔在他的工作档案里一直就是这样填写的，这些荒地分布在柴厂、娄亭、许家峪、狐仙楼等地，给溥仪修建未成的陵墓墓穴的位置也作为土地分配给了农户。
因受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有些人已经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分了荒地懒于开垦耕种，有的廉价出售，个别稍有积蓄的人趁机购买，有的开垦自种或出租，出卖了土地的人开始流落城市或迁往他乡求生，有的搬到所分荒地的村庄定居种地。李子明和李子光兄弟二人搬到许家峪耕种“份地”（分得的地称份地）。马星五带着儿子返回老家东北，不久又回来，赵义臣去张家口当兵，白锡灵去天津当了警察，也有的到工厂当工人学徒，还有的当老妈子。佟佳明把地卖了以后在家里做小买卖炸麻花，李月生赶集上庙卖文具，老伴给人家做饭做针线活挣钱。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的人只顾今天逍遥自在，不顾明天饥饿死活。何仲元、白彩亭等五户家里不分白天黑夜总有人来打麻将、斗纸牌、押宝……。有的家贫如洗后就当了被子还去打麻将。有六个人先后抽起了鸦片烟。有的抽的时间很长，死了怕有人把脑袋偷走做“白面儿”死后就用盐口袋把脑袋装起来埋葬的。
时局动荡社会不安民间混乱，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在发生。何某某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卖到了山西，另一个何家也把妻子和女儿卖掉，还有两家共卖了三个女儿。乡亲们有的说这是什么世道竟敢买卖人口，也有的说不怨天不怨地要怨就怨他们自己。还有的卖了女儿携妻带子进山，白天乞讨晚上住庙，最后离家出走，死无音讯。
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选择的道路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关景川勤于劳动善于思考，自家买了小麦磨成面，买了谷子碾成米再卖出去，开小铺经营小商业挣钱有了积蓄。买了三哥的两间房又逐渐买地达百亩之多，自种和出租生活富裕成了太平营的首户，他又给三哥家买了三间房。他病逝后白布搭灵棚，用的是柏木棺材，棺材内用鸡蛋清，松香香油涮清，大办丧事，停灵九天。乡亲们对他怎么发的家看得很清楚，有的说勤劳是发家之路，土地是致富的根本。
人们还亲眼看到了先搬到许家峪开荒种地的李子明和李子光兄弟二人在那里除了种好“份地”外，还起早贪黑在山上开荒整地，在河道两岸造田，栽植花椒、大枣培育干鲜果树，凭着自己的劳动收入又盖起了新房，雇了长工，把多余的土地租了出去，一年可收租20多石，这对乡亲们又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据此，白占元、胡长寿等20多户人家也搬到了许家峪定居种地，也有的搬到了柴厂、娄亭种地。就这样一个近200户人家的营房还剩下44户。
留下来的人也逐渐珍惜土地，他们自动的行动起来，清理废墟，收拾砖头瓦块，搬运石头，把一个个空院子和废止的街道胡同开垦出来整成耕地，谁整理归
谁种，这样一来整出了80多亩耕地。何敬如也改邪归正了，不再赌博，一鼓气整出了4亩多地，并筹措资金打了一口水井，即种粮食也种菜。年仅14岁的唐保众跟着父亲带着干粮，每天往返16里路到狐仙楼去耕种“份地”。人们在务农方面不会就学不懂就问，由只会种大田到学会了种麦子，由一年种一茬改为种两茬。耕耩锄刨逐渐被人们学会，有不少人成了真正的农民。
1931年“9·18”事变爆发次年溥仪第三次“登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有些人对此抱有幻想，认为皇帝“登基”清朝就要回来了，皇帝回来了我们就好了。有的人头上又留下了辫子，有人问留了辫子的白云龙你为什么留这个?他说：有前清就有后清，我这是等后清呢。有这种想法的人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有一天日本鬼子的轰炸机一连向营房里投下了4颗炸弹，炸毁了衙门大院的房屋。一群鬼子兵进营房逐家搜查，强奸了李姓的女人。接着鬼子兵又来搜捕，从富士林家抓走了4位亲人，弄到当时的日本大队部（梁各庄行宫）用刺刀活活挑死，死后尸体都未能运回来。
人们为了应付日本鬼子，在营房东大门贴红纸，写上“昌陵八旗”，在影壁墙上写上“太平营”，想以此获得日本鬼子的宽容。没过多久日本鬼子又来了，赵林茂想阻挡鬼子关上了营房的东大门，因大门紧闭营墙又高，鬼子兵在外面急得打转转一时进不来。这时突然枪声响了，7个日本鬼子当场被打死。在收拾尸体时，又有11个鬼子兵中弹身亡，他们不得不败退而回。附近的老百姓知道后大快人心，拍手叫好。后来才知道这些日本鬼子是马辉领导的八路军打死的。因此人们对八路军有了认识，都知道了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
有一年秋末冬初，来了两位军人，穿着灰军装有的说是红军有的说是八路军，有一位军人姓安，江西人，说话很和气，到村长关会川家里密谈，他们走后时间不长，唐继臣和唐少宗、唐少良父子三人就参加了八路军，接着又有富成森、富成珍等五人参军抗日，在解放战争年代，又有祖保民，关恒山，关秀英参加了地方工作。
1947年边区政府公布，《土地法大纲》正在区里做财政工作的关恒山（关景川之子）家里因婚丧病事和整修房屋先后卖掉了80多亩土地。当时家里还有五口人，20多亩地，他主动在《晋察冀日报》上刊登声明。把15亩地献出来交村里处理，自家留下4亩多地耕种。土地改革时他家以雇过长工、出租土地、放过高利贷，划为地主成份，被斗，扫地出门。后来经过复查纠偏改划为富农，又搬回了住宅。穆岳东因在清末时期是“防御”官衔，见过光绪皇帝，实际是有职无权，贫农团认为他有金银财宝，成了被斗户扫地出门。结果他双手托着交出来的是一顶红缨帽和一件旧官服。原来他也并不富裕有人见过他家三口人，买一斤杂面煮熟后给他吃两大碗其余是那母女俩的。后来经过复查定为下中农成份，又搬回了老家，又分给了他半亩水地，离家出走的唐永山，过了二十多年后又回来了，不久他赶上了土地改革，因他一无所有划为贫农成份，即分得了房子也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时，这里还有十八户满族人家，经划定成份贫民五户，下中农七户，中农四户，上中农一户，富农一户。
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里由一家一户的单干户走向互助组，实行工拨工（你帮我两天，我帮你两天），由互助组走向初级社，小社（几家几户组成的团体社）并大社，执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按劳五·五，地四·五（按劳动力分得百分之五十五，按入社的土地的亩数分得百分之四十五）的比例分红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紧跟形势大步先前。
在大跃进，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时代风波的冲击，有失有得，也有预想不到的事。多少年的关帝庙被拆毁，好端端的4座营房的大门楼被拆掉，用大门板做了牲口槽，有的给困难户做了棺材。营房的围墙被拆后用一部分石头搞了农田基本建设，大部分石头被附近的居民弄走，不少老年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敢怒不敢言，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里的人们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将坡地改梯田，扎沟垫地、平整土地、小块成大块、搜边展堰、壘石坝。在五亩山坡地的基础上，整出了三十多亩保土、保肥、保水的三保大寨田，扩大耕地70多亩，沙滩垫土成地30多亩。以三个月的时间修建了一条长达三华里的水渠，引河水入渠可浇地四百多亩，改变了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春季种一
茬改成了种两茬庄稼，使人们尝到了甜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农业生产由单一经营转向全面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优势，各施所长，发家致富。穆本江首先在责任田里种植苗木，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后有租用了外地300多亩地，培育了50多种苗木和花卉，远销京津等地，成了苗木大户。瓦匠师傅马建军经常带领几十名农民工和瓦木匠，外出打工承包了不少维修和基建项目。退休医师张玉坤带领儿子儿媳办起了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室，诊断、化验、治疗于一体，获得人们的赞誉。前来就诊的人员不少于去镇卫生院的人数，村民白玉广利用清西陵旅游资源，办起了餐饮住宿，建立了养鱼池，池内的鱼可供旅游者垂钓。村民关明生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家里养牛养猪，又经营小商业，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过去全家人住着一间房，现在是五间大瓦房，两个耳房和四间东西配房走上了富裕之路。
如今的太平营，环境优雅时代气息浓郁。村边小河常年流水，村外松柏四季常青，村内街道硬化，路灯照明，家用电器户户可见。电脑、空调、太阳能不算新鲜，三分之一的农户购买了小轿车，过去的“马甲房”、“老爷房”、早已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及宽敞又明亮，充分展现了小康生活的富足、安逸。
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满足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是期盼着更好的未来，为实现中国梦付出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