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索林《西班牙小景》（徐霞村、戴望舒译） [复制链接]

                          17.瓶香

    在“塞尔维人”和他的妻子在托列多地方所开的客栈里，从前有个漂亮的使女，名叫康丝丹若。她并不是旅店主人的女儿，但是他们却象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待她，有一天人们发现了这少女的父母是贵族。康丝丹若离开了客栈，她和一位有钱的绅士结了婚，到布尔戈斯去住了。
    在托列多地方，没有一个旅馆比“塞尔维人”的客栈更使旅客感到舒适。“塞尔维人”和他的妻子开的这个客栈在那时就象目前的“大饭店”一样。如果在别的旅馆早马夫和车夫都必须到河边上去饮他们的牲口。那么，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在院子里的水池里饮牲口。侍者是众多而且勤快，管打扫的茶房，管水的茶房，掌厨的使女，整天在院子里来来往往。客栈的生意是接连不断的、繁忙的。绅士们，教士们，军人们，大学生们，都到这里来投宿。在这里，人们可以看见军人的色彩鲜明的服装和教士的绸长袍交织在一起，武士帽上的白的、绿的、黄的羽毛擦过一位女官的黑发。一位严肃的官吏从一个轿子里下来，拄着一根手杖进来。过了不久，一位军官出去，马刺的钢铁在砖地上作响。一位教士默默地诵着他的日课。与此同时，从一个房间里，在楼上，发出讲述恋爱故事的兵士们的笑声，或是大学生们下棋的棋子声。无论在白天或在夜间，没有一小时是安静的，也没有一刻大门是关着的。无论在黎明或在黄昏，马匹的响亮而有节奏的蹄声永远在院子里的石块上响着，无论在中午或在半夜，人们永远可以听到一位小贵族为了仆人偷懒和蠢笨而殴打仆人——蒂尔索和洛佩①笔下的那些狡猾的仆人——时的叫骂声。丰富而多样的生活不停地在“塞尔维人”的客栈出现着。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最爱看到的事情：光怪陆离和出人意表的事情。  
    勤快的康丝丹若是人人赞赏的。人们常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这个女孩子从来不向人卖弄风情，她的美貌和正直是无与伦比的。客人们对她的赞赏和钟爱使别的使女对她妒嫉。在这心怀敌意的集团里，为首的是阿尔盖罗，一个几乎有四十岁的老姑娘。阿尔盖罗是“床铺总管”，她常常和客人们嬉笑，争吵，则嚷，并且还把客栈里的别的使女拉扯进去。
    二十五年过去了。塞万提斯在他的《显贵的厨婢》里向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康丝丹若离开那客栈的时候只有十五岁，现在她已经有四十岁了。她嫁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是在那波利，在当地的总督家里做事；另一个是在马德里，谋求着到美洲去。
    康丝丹若已经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有些胖了。她身材高大，头发呈栗色，鼻子略带钩状，岁月在她脸上铺上了一层柔而薄的绒毛。没有一个主妇比她更勤快、更干净。一清早，佣人还没有起来她就起来。她不让一个角落有灰尘，不让一块布不干净。当她不绣衬衣时，她就在络车上绕毛线；不是在厨房里揩拭着什么铜器，就一定是在做着什么点心。她是烹调的大师，她会做美味的熏味和炒菜；她有巧妙的法子腌制火腿和咸肉，她做香肠也是天下无敌的。不停的和热烈的操劳促使她整天跑来跑去，没有一刻安静。她的眼睛监视着那些来缝内衣的女工们；她的耳朵听着那些买破布和旧木器的旧货商的讲价；她唤住一个在街上吆喝的补碗匠，叫他修补一个瓮或一只碗；她叮嘱一个制褥人用弯曲的棍子拍打褥子里的羊毛。  
    一个小城里的生活是有它的准确而单调的节奏的。每天，在同一时间，要发生同一的事。如果你的童年和青春是在喧嚣骚动中度过的，你就不容易习惯一个古城里的旧宅里的那种单调的、灰色的生活。在那里，你要怎样就怎样，你是不会错的。自我欺骗有时也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光怪陆离和生动的日子的回忆常常要跑到你的脑子里来。早晨，在那古城里，大教堂的钟发出它们的庄严的声音。大教堂的钟声里搀合着各修道院的石磬殷的、银铃般的小钟的声音。一个串街走巷的小贩在冷清的街上吆喝着。接着，一位修道士求着布施：“凭上帝的名字，请给露西亚圣女布施灯油钱吧，她使你们眼前光明！”又过了一会，一个卖杂货的在门口喊道：“买缎带吗？买佛兰德花边吗？买荷兰粗布吗？买堪布雷粗布吗？买葡萄牙丝线吗？”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月；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冬天，邻近的群山变成白色；夏天，太阳的光辉照满了各街道，各方场。蔷薇在春天开出芬芳的花；黄叶在秋季慢慢地落下来……不时地，康丝丹若想起那些过去的岁月，想起她童年在“塞维尔人”的客栈里度过的岁月。几年以前，有一封信从托列多寄来，告诉她那店主人已经死了；又过了些时候，他的妻子也死了。
    在康丝丹若的两个儿子中，那在马德里谋求着到美洲去的一个，这时已达到了他的要求。康丝丹若的丈夫动身到宫里去了。又过了一个月，康丝丹若也上了路，为的是去和她的儿子分别。在去马德里之前，康丝丹若特意路经托列多，看看那客栈。“塞维尔人”的客栈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声望，托列多的别的客栈抢了它的生意。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在中间，是那院子，铺着白色的小石块，屋顶是被一些没有柱基的柱子支着，此外，在上面，是那有木栏杆的楼廊。康丝丹若走进院子，她的第一个印象就很离奇：一切都比她想象的小。全客栈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也没有一个人记得她。没有一个她当年工作时的使女或茶房还留在客栈里。
    “阿尔盖罗怎么样了？”康丝丹若问。
    
    在从前的佣人中，阿尔盖罗是新主人们唯一能见到的。当康丝丹若在客栈里时，阿尔盖罗已经有四十五岁了；现在她是整七十了。她每天都要来乞讨，她现在是又瞎又聋。李罗萨诺，那伊莱斯加司地方的车夫，这时已经死了；罗曼吉诺斯硕士，那和气而爱说话的，每月要到托列多来，在客栈里住下的爱斯加隆拿地方的教士，也已经死了。
    康丝丹若正同旅馆主人和他的妻子谈着话，忽然一个曲偻的老妇人，拄着一根棍子，穿着黑色的衣服，慢慢地从门口走了进来。这个矮小的老妇人摸索着前进，敲打着她的棍子，左手时时地向外张着。
    “这边来，大娘。”旅馆主人用手领着她说。
    “你记得康丝丹若吗？那二十五年以前在我们这客栈里做事的？”
    这矮小的老妇人听不见。旅馆的人又大喊着说了一遍。  
    “呃，呃？你说康丝丹若吗？”  
    “正是，正是，康丝丹若。她来了……”  
    这位老妇人还是听不懂，自白地费了许多口舌之后，她依旧象她来时一样，慢慢地拄着棍子走了。  
    两个月之后，康丝丹若又回到了布尔戈斯，每天的每一小时都是没有变化的。每天，在同一时刻，发生着同一事情。钟响着，串街的小贩叫卖着，一个食杂商人把他的货向各家送去。如果我们在童年曾有过快乐的日子——它们的出人意表和光怪陆离使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最好不要去想重过那些日子。从这种过去，我们所能保存的只有回忆——瓶香。
    （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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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注释① Tirso de MoJina和Lope do Vega都是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戏剧作家。

  
                                18.阿娜
  
                             （一五五八）
  
    祝一家平安，祝一家平安。上帝保佑你，积德的小姐。完美的脸，永远象未婚妻的脸，请布施一点吧。
    这些话和其他的话都是洛佩•德•路艾达的一部喜剧——《爱费米阿》中，一个向一家人家求乞的名叫阿娜的口中说出来的。在任何书籍中，在任何文学中，我们从没有发现比这句“永远是未婚妻的脸”更多情、更恭维，更深切可爱的话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求乞的妇人祝愿布施她的女子一生中都有一张受人迷恋的脸，她的情人永不厌倦地凝视着它，时时从那可爱的脸上找到一种新的完美，找到一种未被发现的新的热爱的理由。我们再说一遍，要找出一个更愉快更深切的祝辞是不可能的。使用这个祝辞的人是一个刁钻而圆滑的妇人，她透彻地懂得人类的心理，从此以后，我们便狂热地惊赏着她了。
    这件事吸引着我们去设想这个幸运的阿娜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她一生所做的事。假如我们设想。在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句出色的话后，阿娜便会试图为那位少女算命，从而断定阿娜是属于流浪民族，这并不能算过于大胆，那完全是可能的。她懂得无数的神秘勾当，无数的秘方和无数多少有点神秘和有效的法术。第一，阿娜可能会念能够产生某种效果的咒语，她可能知道“正直的审判官”的咒语；圣格富戈尔的咒语——我们已记不起这是做什么用的了；灵肉分离的咒语。念了这些咒语之一以后，她会得到一点布施。无疑地，阿娜也还会说：赞美上帝，愿他的圣名为一切生灵祝福，愿他引领你去服务他的圣役，又将你从重罪、伪证、背叛的势力和恶语中救拨出来。”假如阿娜住在多莱特（人们说，她的同伙赛莱斯丁是住在那儿），她会在河岸上，在硝皮厂附近，有一所坍塌了一半的小小的可怜的房子。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间小楼或是一间小房，在那里阿娜①藏着无数的药草，无数的制品和灵妙的药。那里不会缺少缢死的人的牙齿（为了要格外灵验，是在暴风雨之夜拔下来的），也不会缺少缢死的人的断绳。从鹰巢里取来的石头，小孩的尿，狼的眼睛，雄山羊的胡子，这些一件也不会缺少。阿娜会有一大批的奇怪的草和根，成百个高高低低的盛满了水和膏药的玻璃瓶都会搁在一块板上，而在屋角，好象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似的，放着一个关得紧紧的小匣子，有许多细针和一缕细红丝线。我们且不要说这个可爱的阿娜所能做的一切吧。她能消除脸上的不好的痣（美丽的情女们啊，所有的痣都是不好的）；她能除掉可爱的嘴唇上的难看的毛，她能用很轻的银钳子拔去眉毛（这是从前有的事情，现在已没有了）；她能消除美丽的手上的胼胝。我们的这位女朋友最高的艺术中还有无数的处方；可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叙述这些和琐细地评价这些已经引我们离开本题很远了。让我们记取我们上面说起的针和线。我们只消说，阿娜懂得一种赛莱斯丁所不知道的神奇的秘密。这意思是说，阿娜在法术上是比她的同伙赛莱斯丁高明得多。请读者惊叹吧！我们这位女朋友知道一种具有开锁能力的不可思议的草，神奇的草，独一的、无匹的草。你不要吃惊；这种草名叫“比珂”，美尔可尔•加诺的师傅，法兰西思哥、维多利亚神甫在他的《神学随想》（一五八六年版，第四百五十三页）中所讲的就是这种草。没有一种锁（无论它是多么难开）能够抵抗这种珍奇的草。我们曾经说过，阿娜很知道这种草，她收藏着一些。
    当我们出门，人们需要开我们的门。②开我们的柜子和我们的写字台的时候，便去请教我们这位女朋友。
    （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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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毛校记
  
    ①“娜”：原文作“姨”。
    ② 此前似应使用逗号。

•    故事
科尔姆•托宾 / 文，木鸡腿 / 译

1978年6月的一天，那时我二十三岁，住在巴塞罗那，一个朋友告诉我，那周有架飞往爱尔兰的包机机票非常便宜。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决定要回爱尔兰去——打包行李，永远地离开巴塞罗那。三天后，我回到了爱尔兰的家。
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个夏天我待在了巴塞罗那，和那时交往的男孩白天躺在附近的沙滩上、夜晚则回到他的公寓，事情会怎样？如果我一直待到冬天，待到第二年，事情又会怎样？那样的话，大概我永远不会回爱尔兰了。
离开巴塞罗那后，我给那个男孩写过信，他也回了信，我们互寄过明信片。之后我更换了地址，便和他失去了联系。他成了过去式。我所拥有的，是那些和他在一起时的清晰回忆，那些他说过的话，他讲话时微笑的模样——什么事都能让他乐呵，那些我们曾经住过的房间，以及共同度过的夜晚。这些回忆被我稍经修饰，写进了小说里。（当然现在我写的也是稍经修饰过的。）
2008年，我在巴塞罗那一间酒吧的墙上看见一个画展的海报，这个画展集合了诸多艺术家。他的名字被列在最下面。那一瞬间，仿佛他那老了三十岁的甜蜜影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那个画展已经结束，但我写下了画廊的名字，可回到爱尔兰后，我却不小心遗失了那张纸条。但至少我知道，他还活着，他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如果有机会再次回到西班牙，我琢磨着，我会试着寻找他，或者留一本我的小说在他参展的画廊。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电子邮箱，于是给他写了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回复。几番邮件往来后，我们约定好，等我下次去巴塞罗那时，就见上一面。后来我真的去到巴塞罗那，我们约好见面的日子和地点——一间曾经时髦、如今游客气息太重的酒吧。
他老了，也更瘦，还戴上了老花镜，但他的头发还挺浓密，甚至比我想象的更浓密。他比从前严肃，开始喜欢阅读，愿意和我讨论小说和诗歌。他读过几本译成西语的我的小说。第二天，我们去到一家公共画廊，那里正在展出几幅他的作品。画如其人，单纯且严肃。
不久前，我们又碰了一次面，我央求他再讲一遍那个让我挂念了许多年的故事。那是1974年，他被招入伍，于是他和母亲前去咨询了一位精神病学家，那位专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一些和肢体语言以及病理学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能让他们母子免于分离。我记得他母亲，那是个骨架高大的幽默女人，甚至比我的朋友还要高大和强壮。他们排练了一遍要在军医面前上演的戏码。首先，他们会像正常人那样回答军医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当母亲起身准备离去时，儿子会像疯了似的奔向她，他会歇斯底里地叫喊，当母亲拥抱并安慰他时，他会胡言乱语、拼命晃脑袋。母子的演技非常棒，他们立刻被逐出了军医的办公室，这意味着，我的朋友无需参军了。
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并向人们讲述它。我能肯定这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因为当他们回到家时，我就在那里，或许是第二天在那里。反正我在那里。
当我问起这事时，我的朋友显得很迷惑。他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是哮喘，他说。军医因为他患有哮喘而取消了他的参军资格。并且他的母亲没有他高，她也从未住在巴塞罗那，所以我不可能见过她。
我向他保证，发生过的这一切均是事实。我发誓。
他小口啜着饮料。这些大概是你小说里的情节吧，他说。那熟悉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但却显得更模糊，也更睿智。或许他觉得，我太过频繁地把他作为素材用在小说里；抑或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了；又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故事在日复一日被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改变太多，丧失了原本真实的模样。如果1978年一别后我们没再见面，大概我会更确定一些。

托宾：为小说寻找一个音调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追着托宾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     摄影_姚松鑫

科尔姆·托宾

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至今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后者荣获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2006）。《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

绞杀戏剧性

读《母与子》中的《一首歌》，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在五六页的篇幅以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你的心弦被一支笔尖带紧，叙事突然绷断，涌起的情绪在纸面上不着痕迹。去捕捉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却空余萦绕耳际的关于音乐的修辞。

这是一个音乐家母子相认的故事。一别十九年，他们同处一个酒吧，甚至都没有挪动脚步。是爱还是恨，致使亲人长期相隔？他们还能认出彼此吗？叙事者几乎摈弃了所有背景，所有的内心观察，和所有的道具，把笔墨全付诸一个声音的展开、拉长，最终是消失时的眩晕。

“她唱着她的爱带走了北，她的爱带走了南，她的爱带走了东，她的爱带走了西，他发觉大家都看着她。她又低下了头，最后一句几乎是用说白，她的爱带走了上帝。”

托宾把戏剧性绞杀在叙事之内。

小心的笔触像一支16mm摄像机头搁在乡村酒馆的狭小空间，生怕惊动在场的其他人。读者只能从偶一举起的提词牌里，获至剧情的提示。《一首歌》里母子分离十九年，“（母亲）早先曾写信给他，父亲却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或是从过期的报纸上，捕捉到母亲受访时的只言片语，“她经常回爱尔兰，去高尔威看她母亲和阿姨，但没提到还有一个儿子。”

这些遗落在叙事之外的故事，换成另一个作家，很容易写成洋洋万言。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在上海市作协的大厅里，追着他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读托宾的时候，常常是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果，但不知道因何之故，还会继续读下去。”

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音乐与沉默

就像他笔下反复出现的爱尔兰记号一样，托宾长着一副典型的“大骨架的脸”。这位三获布克奖提名的作家，被英国媒体称为“侵入英语文学的爱尔兰生力军”。

托宾接近于生在爱尔兰乡间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把爱尔兰民谣视作血液对酒精的需要。他笔下的爱尔兰人寡言、嗜酒、朴拙的外表下包裹着僵硬的善意，又为某种过度的正直所折磨。他曾如此为爱尔兰人塑像：“柔软的眼神下一副刚毅的下颚，喜欢沉默胜于谈论个人感受；宁可眼望地平线，也不愿看一眼他的私产。”

托宾五音不全，却能写出诸如《著名的蓝雨衣》的短篇，让人惊诧。在这个取自莱昂纳德·柯恩(Leonard Cohen)的同名曲的故事里，他用一首歌梳理了一对姐妹的命运。他像一个真正的乐手那样去反复勾勒这首歌的不同音效，以剔净出现在姐妹之间的男女私情的杂音。

就掌握这门绝学的手艺而言，托宾只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师中的又一名门徒。他本人也不讳言，在短篇小说集《母与子》的最后，他安放了一个篇幅略长的《长冬》，这是对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的效法。乔伊斯的《死者》通过一场聚会上不时闪现的音乐主题，扫过从独立运动演说到凯尔特民俗、从民族主义到情感背叛的芜杂景观，如略萨所说，“行文的音乐性让包含着混乱和反常景象的东西都消失了”。

托宾的《长冬》则用一个望向天边，警惕抢尸的秃鹫出没的意象，来支配了叙事的节奏。在这个故事里，母亲在风雪里走失之后，她的家人连续两个月每天如故地经过她躺的地方，但她身上压着冰，阳光又照不到，于是她的尸身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冰雪融化。绝望和希望像两个相互追赶的副部主题，把凄厉的生存主调拉开得无比坚韧。

相比乔伊斯以音韵黏连纷繁意象间的距离，托宾对语言的节制更近于贝克特，沉默创造了意象间的大量留白。今年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写作课程上，他还特地指导学生精读了贝克特的《终局》，“体会每一行极其简净的行文之下的力量。”

爱尔兰人

和爱尔兰其他作家一样，托宾的写作面对着自己无法回避的语言传统。在托宾看来，贝克特的语言洁癖，最终发展到了不惜与母语隔离，而选择栖身法语的写作。王尔德用英语写作时，有一种滑稽的戏仿音调和不加掩饰的恶意，使英语听众感到奇异的陌生。而与王尔德几乎同时的萧伯纳，作为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带着从爱尔兰这个严厉的天主教教权国家出走的悲悯和自弃。

到了托宾这一代，天主教教权在爱尔兰已经衰落，出版审查也在他十四岁时（1967年）得以废止。大量外国文学的涌入，也包括乔伊斯、贝克特的作品解禁回到爱尔兰，让他在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爱尔兰人”。

从早期为他在英语文坛奠定声誉的《黑水灯塔船》，到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短篇集《母与子》，托宾的写作题材从不悖离“放逐”的主线，但越来越贴近自身。短篇《关键所在》的主人公南希延续了他上一部长篇《布鲁克林》里的人物，只是故事从他生活的纽约，拉回了自己从小工作的爱尔兰东南部小镇。

故事讲述寡妇在继承一份濒临破产的小杂货店祖业后，把它翻建成镇子上第一个卖薯条汉堡的快餐店。她要独自面对大型连锁超市的入侵、冷漠的银行信贷系统，乃至各层政府的审批刁难，整个是“东方时空”式的社会现实题材。但托宾把故事的表层埋葬于从雪沟里泛起的泥泞、母子间的沉默，和用孤寂撑起来的石头房子。

这种被厄普代克评论为“托宾式的默片风格”，在全书的尾声运用到了极致。

“房子里空空荡荡，父亲沉默不语，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坟墓可去，没有遗体可以触摸，没有棺材可抬，周围的人没一句安慰的话，只有冰封的大地和可怕的不会融化的日子。”

似曾相识的感觉足以唤起读者对乔伊斯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的缅怀，而雪花最终“将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南都周刊  专访  托宾

我的写作，意象至上，无事发生

南都周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尔兰作家中就相继出现了像乔伊斯、贝克特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锋，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托宾：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爱尔兰的出版审查刚刚废止。大量的书籍涌入爱尔兰，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其实，比起乔伊斯，我更早读到的是海明威。我也很早接触到了卡夫卡和D.H.劳伦斯。他们是英国作家或美国作家对我并不重要，我并不把阅读局限于爱尔兰作家。当时，我也许还有些排斥叶芝的诗歌。

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剧院里看到贝克特，那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惊奇的体验。要知道，那时候在爱尔兰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他的书籍的初版只有很小很小的印量，先是他的戏剧，然后是他的小说。直到七十年代，他对人们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他的作品如此纯净，充满了纯粹的戏剧性，和语言的力量。

南都周刊：那为什么你的作品反而采取了相对传统的形式？

托宾：我认为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反动。换句话说，十九世纪末的小说语言已露出疲态，充斥着对物的过度描写，和感伤主义的色彩。像乔伊斯、贝克特、伍尔夫这些作家，他们所进行的尝试，不如看成对当时的文学语言的一次清理。

但是，这样的尝试只能进行一次。你不可能再写出一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你不可能去重复它。贝克特作品中展现的视觉哲学，你同样难以重复。它们不是一条向后来者敞开的道路。

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带来了语言之下的节奏和韵律，语言比意象所表达的更多，而单一的意象可能取代冗长的描述。在乔伊斯和贝克特之后，小说的语言即便在那些被认为更传统的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笔下，也变得更为迅速、碎片化和简洁。

南都周刊：所以，在你的写作中，对于语言的节奏比对事物的形象要更为敏感？

托宾：我让意象位于叙述的中心。比如说一个玻璃杯（顺手指着眼前的杯子），你围绕它发明的语言，使之成为诗意的核心。而语言本身的力量关乎发生和不发生，也许无事发生，也许只是发生的预感。那里总是一个空无的核心。以我的小说《一首歌》打比方，那首歌是母亲教的，似乎是相互和解的引线，也牵动着过去的争执。但事实上，母子两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他们之间没有纽带，只充塞着大量的沉默。

南都周刊：在《大师》中，你的叙事风格很独特。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托宾：我模仿了亨利·詹姆斯的行文风格，可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所有事物都仅仅以个人化的视角呈现。而在传统小说中，叙事者占据着全景的视角，他能告诉你故事的一切方面。我在《大师》中所做的，是把各种声音，汇于同一个视角，形成一个十分致密的系统。

南都周刊：在《大师》之前，都柏林文学奖也曾授予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这也是一部以文学大师的生活为题材的虚构作品。

托宾：是的。我在开始写作《大师》以前，先读了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那是一部让人战栗的作品，尤其是开篇的六十页，弥漫着冰冷和黑暗的气氛。此外，我还读了一本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作品《Libra》，是以刺杀肯尼迪为题材的，也很棒。作者检阅了大量关于刺客生平和案卷的资料，就像我在写作《大师》时一样。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先读一会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或者书信，我熟知他的所有作品。我所做的是从他小说的一个片段或书信的一行，乃至一个注脚，来想象一个故事。

南都周刊：相比传统小说，你几乎把故事背景、戏剧性情节都撇清在叙事以外？

托宾：是的。在故事中，你很难分辨它发生于哪个年代。我并不把社会背景考虑在内，我所关心的是人物本身。所以，你不会费笔墨去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等，你要把它们都清理干净。

《关键所在》是一个例外。它发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在爱尔兰我所居住的小镇上，风俗渐变，人们变得有钱起来，银行贷款、连锁超市之类，代表着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相继进入。我碰巧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但在那些年里，它不再给乡间的订户送货，随之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在都柏林遇见他们，他们居然在都柏林的大卖场购物！这一切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想这也很像八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更偏重于爱尔兰乡村的题材，为什么不写都柏林？

托宾：首先，我不是一个都柏林人。我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几乎所有的故事背景都来自我出生的小镇。对于小镇上的每条街道、每棵树，我都非常熟悉。都柏林对我来说，就没有那样的情感力量。我移居城市，就像乔伊斯移居巴黎。但他从来没有写过巴黎。也许追随人生的风景，总是在一生的头二十年吧。

南都周刊：但你在二十岁时就离开了爱尔兰，去巴塞罗那居住，为什么呢？

托宾：我去巴塞罗那生活，是因为正巧获得了一个教授语言的教职。我对生活在两种语言中一直很感兴趣，那里既说西班牙语，又说加泰罗尼亚语。而且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读了不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

相比之下，爱尔兰非常隔绝。西班牙的风俗和我们那儿大为不同。他们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我们爱尔兰人几乎像前苏联人那样嗜酒。坐在巴塞罗那街边的咖啡馆，你可以随便打量路上的行人。而在爱尔兰，如果你定定地朝一个陌生人看着，他会问，“为什么盯着我？”好在，我发现在上海不是这样。
http://www.nbweekly.com/culture/books/201109/27405.aspx

                                 19.侍女
                              
                               （一五九○）
      
    侍女构成我们生涯中的最可贵幻影。谁不记得玛丽亚•伊莎贝尔或是雷密蒂乌丝，那个在我们小时候和我们一块玩的生着碧眼的、灵活而轻盈的俏丽的少女呢？当她的剪影在我们的心头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了一个花园，一座乡间的树林，以及那些蒙着灰尘的小树，以及挂在被冬天的烈风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灯吗？我们不是看见了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床，我们的洗脸处，我们那藏着一本转画的练习簿和从卷了角的、撕破了的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画的小课桌吗？我们不是还听见那把生着金色卷发的头向后仰着、从红润的嘴唇间发出来的快乐的狂笑声吗？而且，我们不是在多少年之后，还依然感觉到那只把我们幼小的手握住的手，和那柔细的皮肤吗？
    不要提这些了。悲哀——一种轻微的悲哀——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往后，在生活中，我们有了更多的阅历，别的面貌，别的轻盈而愉快的少女便来和那构成我们童年中最初的幻影的人儿合并在一起。或许，有一天我们过倦了都会的生活，来到了一个外省的古老的小城市里。那是夜间，我们睡在乡间的深深的平静之中，第二天早上我们打开了阳台的门，我们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我们在外省的安息中开始感到一种温柔而深切的心灵的欢乐。太阳在街上炫照着，天空呈着耀目的青色。而在对面的露台上（当时一个小贩子在叫喊着，或是一个年老的卖灯人在路上响亮地摇着他的铃），我们看见了一个俏丽的少女，手臂半露着，颊儿是蔷薇色的，她在唱着歌，或许是在揩着玻璃。立刻，我们便感到，在清晨，阳光，古城的沉静，天空的青色和这少女的本能的快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而这幸福的一刻的记忆，是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心灵上泯灭的。  
    往后，岁岁年年地，我们在乡村的奇遇中，在客栈里，在外省的住宅中，在田野间所遇见的许许多多的少女，在我们的生涯中注入了一些快乐而满足的转瞬即逝的时刻。而这种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事情，这种意外的、我们不去追寻的事情的情景，却正在我们心灵中留着一种温柔的回忆，比其他更有准备，更长久，更难得，更希望的时间的回忆来得更加动人。
    一位不朽的西班牙人，来古爱尔•塞万提斯，对于这些少女抱有一种极大的同情。他曾经旅行过很久，他曾经到过许多的寄寓和客栈，而他是知道那瞬间的快乐的价值的。怎能不想起他的最有趣的女子的面貌之一是一个在客栈里的侍女呢？我们拿《出名的厨婢》来说吧。就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在故事中不出现的，作者附带提到的、但是已使我们发生极大的兴味的侍女。这个侍女名叫玛丽尼拉，她住在代哈达驿店里，两个到多莱特去的骡夫谈论着那“出名的厨婢”，而且为了要说出她的美的大概来，其中之一便说，她是那么地俏丽，比较起来，玛丽尼拉，代哈达驿店的那个，是可憎的了。我们所知道的仅仅如此而已。这个玛丽尼拉是怎样的？在那曼加的悲哀的平原深处的孤独的客栈里，她究竟做些什么？她时常唱歌吗？她唱着那些简短的、快乐的或是悲哀的、而现在由一个博学者向我们唱时却不会使我们感动了的小曲吗？她可是飞快地走上楼梯去的吗？她可会突然地神秘地大笑吗？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没落了。俏丽的侍女的传统已在西班牙的古老的国土上消失了。当大诗人加尔西拉梭到法国去的时候，他写了一张短简给他的朋友鲍思刚，他对他说，在那里只能找到“酸的葡萄和丑的侍女”。加尔西拉梭也是一个俏丽的侍女的狂热者，而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看那些侍女。一切都跟着时代变迁了，从前西班牙的女子比法国女子出色，现在——愿人们不要从这里看出没有爱国心——法国女子却更出色一些了……
    （望舒）

                               20.内阁总理

                               （一八六○）

    洛伦索•阿拉佐拉先生是内阁总理。在西班牙，做到内阁总理不是很难的事。当洛伦索先生早晨九点钟起床，走出寝室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治理国家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洛伦索先生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他缓步地走着，他的脸剃得非常干净，只有几缕短、直、而且白的卷发从他的额角上沿着两耳垂下来。洛伦索先生缓慢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身子微微地躬着，莱米希奥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这是他的私人秘书，他的心腹人。
    “您好，洛伦索先生。”莱米希奥说。
    洛伦索先生在桌前立定，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本能地在一本书上摸了摸，然后说：
    “有什么事，莱米希奥？今天我们有什么事？”
    莱米希奥的神气变得严肃而且庄重，就仿佛有一件惊人而讨厌的消息要报告似的。的确，他带来了这种消息，他必须把它报告给洛伦索先生。
    “洛伦索先生，”莱米希奥说，“有一件严重的事发生了，昨天夜里，在古尔都地方……”
    但是，莱米希奥还没有说完古尔都地方发生的那些非常的事件，洛伦索先生便拉了拉铃，铃没有响，于是他便愤然而轻声地叫道：
    “唉，来人啊！怎么不把这东西弄好呢？”
    洛伦索先生原来想叫人把他的早餐送来，现在铃既不灵，莱米希奥只好出去去通知。不多时，他便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女仆，端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和一些饼干。洛伦索先生开始早餐，莱米希奥开始叙述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
    “我刚才对您说过，洛伦索先生，昨天晚上古尔都地方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据最近的报道说……”
    莱米希奥说到这里，洛伦索先生忽然发出了一个小小的呼喊：“唉！”原来他在牛奶咖啡里浸过的那两块饼干，正要送到嘴里的时候，忽然碎了，沉重地落了下来，弄脏了桌上的一本书，溅到洛伦索先生的礼服上了。  
    “唉！”洛伦索先生又悲恨地说了一遍。“我真不知道”，他又加上说，“他们现在的饼干是怎么做的！”  
    于是，在莱米希奥的协助下，他开始揩净那本弄脏的书上的和礼服上的污迹。这一类的轻微的不愉快的事情是既没有什么意义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们却使我们不高兴，使我们有很久的工夫不由自主地要想到它们。礼服上的污迹没有能完全消除，莱米希奥必须到寝室里去找—点水。为什么这些污迹要落在洛伦索先生的礼服上呢？这不是真正讨厌吗？当莱米希奥把这污迹揩完之后，他便又开始，就仿佛这是很自然的事似的，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刚才说过，洛伦索先生，昨天晚上在古尔都地方……”
    但是那个送咖啡杯子的女仆这时又跑进来取食具了。
    “你看，你看，伊沙贝尔，”洛伦索先生指着他的礼服上的污迹向她说。“你看我刚才弄的这些污迹，我要脱下这件礼服来，你把它拿到洗衣店去，我今天晚上就要穿。”  
    洛伦索先生走进他的寝室，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又穿着另一件礼服出来，手里拿着那件弄脏了的礼服。一个挂钟敲了十下，一只小雄鸡从钟上钻来出叫：咕咕，咕咕，咕咕……
    “已经十点钟了！”这位名叫洛伦索先生的小老头说。
    十点钟，这是洛伦索先生和一位重要人物有一个最重要的会见的时候。莱米希奥和他走到街上，马车正候在门口，要载他们到国务院去。洛伦索先生上了车，坐了下来，莱米希奥也跟着上了车，坐了下来，又准备述说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
    “昨天夜里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事，”他说：“就是……”  
    可是莱米希奥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见鬼！”洛伦索先生叫道。
    原来洛伦索先生摸了摸他的衣袋，忽然发觉他所服用的止咳丸的盒子遗留在另外那件礼服里了。洛伦索先生离不开这些药丸，于是莱米希奥便下了车，跑上楼梯，替他去取药丸……
    （霞村）

                                  21.卡洛斯•鲁比欧
  
                                    （一八六五）
  
    假如我们走进我们的朋友卡洛斯•鲁比欧的家里，我们就不免微微地吃惊。我们先得跑过几条僻静的小路，然后我们①才走进一个门洞，在那里，就象当时所有的门洞一样，有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可以使行路者在某种场合借助它们，使他们避开某种不愉快的事。门洞里的空气是不大好的，但是我们很快地跑上一个阴暗而且狭窄的楼梯，走到一个小门前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根龌龊的铃绳。假如我们注意，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右边墙上有一个搁灯的地方——人们已经很久不在那里搁灯了——而且，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烟熏的黑圈。卡洛斯亲自出来替我们开门。卡洛斯穿着一件零乱的、破烂的短衣，他的裤子很不象样子，胡乱地系在腰间，仿佛随时都有滑下来的趋势。袜子是破烂而且溅满了泥，他的鞋好久没有涂过鞋油了，鞋上尘土很多，而且有破洞，在我们的朋友的颈部，系着一条从前曾经是白色的丝手帕，把一件皱巴巴的乌黑的衬衫遮盖了一半。  
    我们向我们的朋友行礼。一见我们，卡洛斯便把他的手臂搭在我们的肩膀上，他的胡须又长又乱，从他的目光中闪射出一种机智的、直觉的、善意的、坦白的光芒。这种机智和善意的光芒包围着我们的朋友，使人忘记了他的不修边幅。在这些坦率、热情的人们身上——就象奇迹似地，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四周的一切事物，人类的一切不幸立刻消失，使我们仿佛进到了一种高尚的境界，进到了一种精神的境界——究竟有什么奥秘呢？这些卑微而非凡的人怎么竟能使寻常的无聊的事物变为高贵，使他所住的最平常的地方立刻变为堂皇呢？卡洛斯就是这一类的人。你简直可以说，外表的现实在他是完全不存在的，他是诗人，他是演说家，一种深厚的精神力量使他仿佛超越了生活。在古代，他一定要属于那些使群众激动的神秘主义者。群众虐待他们，折磨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扯成碎块，但是，在我们这时代，卡洛斯只是住在这间陋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张七歪八斜的、发着响声的床，两三把散了架的木椅，一张堆满了旧书和旧报的桌子，另外就是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顶龌龊的宽边帽子。为什么卡洛斯要过这样生活呢？但这一切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穿一条破裤子和戴一顶脏帽子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有一付善良的笑容，当他遇见一个朋友时，他就把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做出这种合适的迅速的本能的动作。当人家问他有什么请求的时候，那位请求者还没有开口，连他自己还不知道怎样办之前，他就说：“行，行！”他在一小时中跑三十次楼梯，接着又跑二十次，接着又跑四十次，同十个或十二个人谈话，仅仅为替一个来找他的萍水相逢的人帮忙。末了，到了他应该去接受一点报酬或别人一定要他接受一笔款时，他总是不去接受这笔赠礼，毫不在意地让生活去走它自己的路去。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卡洛斯，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被历史忘却的，而将来总有一天要占最重要的地位的人物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和这些“纯粹的灵魂”们相比，那些整天用他们的叫喊和文章充斥着议院和报纸的人们还有什么价值呢？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国家》报在它的第三张的最偏僻的一角上刊着这个消息：“著名作家卡洛斯•鲁比欧氏，已于今午逝世。这是西班牙文坛及国家的重大损失。”下面便是印刷厂的广告。
    （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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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毛校记：①“我们”：原书作“我”。

  22.一个马德里人
    
                                 （一八九○）
                                
    “你呢，富尔干丘先生，你不感到厌倦无聊吗？”
    “哎呀！多古怪的念头呀！”
    富尔干丘先生是一位六十左右的人。脸刮得光光的，佩着一条简单的金链，穿着红色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会厌倦无聊呢？”
    “这很简单！因为我整天自己找消遣。”
    正在用洁白的手帕拭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把眼镜放下，搁稳，望着那向他提问的人，微笑着喊道：
    “这是实在的！”
    在座的人都以富尔干丘先生刚才所说的话为然。一个说：“当然喽！”另一个说：“他说得不错！”第三个说：“一个人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停一停！”听到了最后的那句话，富尔干丘先生便喊出来。“一个人不是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的，而是能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问答的人们都在加莱达思路的一家小书店里。在那里你只能看到几本不大有人要的新书。架子上都放满了旧书——那些没有人想到，没有人提起过的旧书。然而有时当我们在乡间的房子里（在一口橱里的纸束和家族纪念物中间）找到了这种书的时候，是会得到一些快乐的。那是些红色和绿色的彩色封面的书，有些是小本子，在海牙或阿姆斯特丹排印的翻译作品，书名是红色的，字是粗大的，有些十六开的大本子，是伊巴拉或培尼多•加诺大版精印的。当你翻着这些书的时候，书页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散发着一种霉湿气。
    脸刮得光光的，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戴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正坐在一个书架旁边。他的头时常搁在《阿纳加西思旅行记》上。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教士，一位年老的新闻记者——几家外省报纸的编辑同人——在衣袋里老是装满了纸片，是一部论特权的作者。还有一个青年人，他老是跟着那位新闻记者，从来不大说话，但在共和派报纸上发表激烈的文章。另外就是书商和书店里的雇员。在幽暗的房间的深处，你可以看见堆积着的书籍和放满了书的书架。
    “好，可是我们且看看吧，富尔干丘先生。假如你能住在一个比马德里更有趣一点的城里，譬如巴黎——你在巴黎住过吗？”
    “不要对我讲巴黎！哈哈！我在马德里住得很好。而我也不希望别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知道自己所应该做的事。不要对我讲巴黎吧！”
    那个正在翻书的小小的青年人停了一会儿，望着富尔干丘先生。  
    “在现世的不幸的人们中间，”富尔干丘先生继续下去说，“有一半是因为不安命而不幸的。我们应该沿着我们面前的道路走去而不要去想第二条道路……尤其是当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我是个马德里人，我一生住在马德里。我在这里有我的朋友和我的亲戚，我养成了我的癖性，我的习惯。我在这件事上花几个钟头，在别的事上花几个钟头。我在这里找到我所欢喜的，我安份地生活……我为什么还希望别的呢？我还缺少什么呢？”
    一个买主走进书店来。  
    “你们有弗尔明•加巴勒洛的《农村人口》吗？”他问。
    “一本好书。”富尔干丘先生站起来说。
    书商和他的店员去找那本书了。  
    “再见吧，诸位，”富尔干丘先生说。
    “再见吧，富尔干丘先生，明天见。”大家回答他。  
    那是冬天晴朗温暖的天气，空气澄彻的马德里的天气。正是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富尔干丘先生穿着他的黑色的外套，徐徐地走下加莱达思路，从阿尔加拉路向加恩德拉那路走去。在阳光下散步完毕以后，他便回家去了。他的房子座落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然而那条路却很安静。那是不通任何大街的小街之一，但走几步就可以到城市中心。
    雷尔干丘先生所住的房间是宽敞、清洁而幽静的。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老旧的家具，狭长的高背椅，细工镂花的桌子，有曲柱的壁桌，大腹的衣橱。一个老年女仆管理着家务。一只猫占据在椅子上，用它金色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在书架上，在勃勒东•德•洛思•海莱洛思的喜剧旁边，你可以找到一大批法律书籍。
    富尔干丘先生在一点钟吃午饭。饭后，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打一会儿盹。下午，他披上他的外套到一家咖啡店去，在那里，他和许多朋友谈话。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富尔干丘先生为了公事到过伦敦，一个仆人跟着他去，在渡海峡的时候，他们险遭沉船之危。后来在伦敦他们主仆两人又碰到了无数的意外事故。有些日子，富尔干丘先生去找他们的从前的仆人，他们一同追忆着在伦敦的历险。可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便闭户不出，在书斋里撰写他那部《革命议会史》。傍晚，一个侄子和一位议员，他的远亲——他经常同他们讨论阿尔加达•加里阿诺，奥洛若和加诺伐思的辩才——前来找他，一位从瘦马驾着的大四轮马车下来的老太太也来了。他们便在饭厅的灯下开始谈话，那只猫还是不动，眯着眼睛，或是跳下椅子来到那位议员的腿边去受抚摩，一口挂钟缓慢地报着时，每打一下总要停很久，而且声音是低沉的，好象它勉强报时是很不适意的。厨房里飘出一股煎油和炙肉的气味。
    富尔干丘先生吃饭的第一道莱是莴苣生菜，饭菜是很淡泊的。假如天不下雨，不下雪，吃过饭富尔干丘先生便裹在他的外套里，到那位有大四轮马车的老太太家里去。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便回来睡觉。在那湮没着整个屋子的沉静中，响着滴答的钟摆声，接着是那洪大的、慢的，很慢的报时声，曳着颤动的尾声，慢慢地消歇。
    （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