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御射碑 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世存历代碑版，浩如烟海。在易县，郦道元 《水经注》所记载的北魏太武皇帝东巡御射碑，因极具地理方位指示之特性，颇为世人瞩目。一千六百多年来，经数代文人不懈追寻，使之得以流传宇内。东晋孝武皇帝太元十一年，即公元三百八十六年，鲜卑族人拓跋珪重建代国，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也称拓跋魏。公园三百九十九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后南迁至河南洛阳。其统治地区，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西部，东北到辽西，南至黄河为界，后扩张至秦岭淮河，进一步跨拥淮南之地。北魏自拓跋珪建国到北魏分裂，共历十四帝，统治维持了壹佰肆拾玖年。这十四帝中，颇为有趣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拓跋焘，拓跋余父子两代皇帝被同一个叫宗爱的宦官所杀；二是拓跋焘，拓跋睿爷孙两代皇帝分别做了一件极为相似的事情，那就是刊刻御射碑。 世存的北魏御射碑有两个版本，一是北魏太武皇帝于太延元年，即公元四百三十五年所制皇帝东巡之碑；一是北魏文成皇帝，也就是太武皇帝的嫡孙，于和平二年，即公元四百六十一年所制的皇帝南巡之碑。两碑的成因极为相似，皆因皇帝射箭所起，文臣武将，恭维皇帝神力，所为刊石以赞元功。南巡之碑系文成皇帝南巡至山西灵丘时，在巡幸地举行阅兵时所制。此碑现存于山西省灵丘县的笔架山下，品相完好，在此不多赘言。 单说太武皇帝东巡御射碑，《水经注》曰‘’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经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又北流西屈 经南山下，水阴又有一碑，又随山南转经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峦嶂，岩障高深，壁立霞峙“。按照郦氏的记载，太武皇帝东巡御射碑应该是三通。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记录，一九六三年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徐森玉所拓版本，应该是其中一通，世称第二碑。其他二铭，因时间久远，不知去向。 郦氏《水经注》描写此碑品相时曾说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经五廻之险邃，览崇岸之束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失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从此条记录中我们能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御射碑成制的原因；二是此碑阴阳两面都刻有文字。在言及此碑的位置时，郦道元说；”徐水东北屈经郎山，又屈经其山南“。郎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狼牙山，我的老家在狼牙山镇的南关头村，村子所在的位置在狼牙山的正南。按郦氏所记载，私以为御射碑的准确位置就在徐水河管头段的上游之地。只是《水经注》所用方位指示用语多为南崖下，水阴，水际等词语 ，较为含糊，无法确定御射碑的准确位置。 在狼牙山镇的口头村村北，有一个比民居地势略高，面积不大点儿的地方，却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大北台。我在想，这大北台是不是大碑台的音混称呼呢？是不是和御射碑的位置有关系呢？我不止一次地考察此地，没有任何的古存遗迹，一无所获。 二零零九年夏天，家父去世，我只身泛舟西湖，排遣苦闷。正值故宫博物院院藏石刻拓本，在杭州展出，我参观了此展，有幸得见皇帝东巡之碑的真容。正如孟桂良《易县碑目》的记载，御射碑拓本”高六尺，广三尺二寸五分，十三行，行二十六字，碑额篆书六字皇帝东巡之碑“。从整体上看，此碑在下方三分之一处，自右上向左下有一道明显的裂痕，非常清晰。碑额篆书六字的两侧，一改汉人制碑时所用的龙凤祥云等纹饰，左右对称分别刻有两个武士的图像，其服饰也非常有特点，上衣宽大，下衣紧贴身体，明显带有少数民族的服装特点，极其符合鲜卑人骑马征战的特质。两个武士，做振臂高呼状，线条古朴流畅，惟妙惟肖。 从孟桂良的记录中，我们得知御射碑自北宋以后，便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才从今天的北管头村出土。具体位置是在北管头村村北的画猫儿。画猫儿是一个自然村，行政隶属北管头村，全村二十几户人家，百十余口人。徐水河流经村前，河的对岸山崖上有猫的图案，至今仍清晰可辨，看上去像是用石灰一类的颜料画上去的， 既不知道是谁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画的。小山村因此而得名。徐水流经画猫儿，一如郦道元所述，真正是东流北转，其地两岸岩高障险，河水深邃。 御射碑出土以后，我国著名金石学家徐森玉曾亲往实地考察，并携工匠传拓，从此御射碑流传海内。徐氏前后亦有许多考古学家，收藏家亲考此碑，具体地点均记载在画猫儿村。一九三三年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先生的《涞易游记》一文发表在当时的《艺林月刊》二月期游山专号上，文章叙述了其携带好友周肇祥同游涞水易县，拜谒御射碑的详细情况。摄影家周肇祥为御射碑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了近两千言的跋文。跋文中记载御射碑在南关头村的画猫岭下，【此说估计是对画猫儿村的行政隶属不明确所出现的 纰漏】并指出此次游历易县的成形原因是易县政府"罗织城乡碑刻，以图保护”之举。既然是政府行为，御射碑自然也就在罗织搜集之中，于是派人将御射碑，运至易县县衙。运输车辆行至南关头村时，南关头村乡绅李凤章，接纳子侄的谏议，以原碑原地存放，以备方位指示之用为由，出资三十块大洋，贿赂搬运工人，将御射碑截留在南关头村。当时正值七七事变前夕，国内局势已经出现动荡，搬运工人只顾眼前利益，也顾不得过多考虑，于是成交。因御射碑体积厚大，分量沉重，移动困难，便顺势将其放置在路边自家的菜地之中。随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人入侵中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南关头村外出求学的文化人也大都弃笔从戎，投身革命。御射碑便又一次淡出人们的视野，无人问津了。 本人一九六三年出生于狼牙山南关头村，儿时不知道御射碑的重要，但对此碑还是有些印象，它横放在村子里的一口水井的井台上，用于乡亲们打水时的水挡，日久天长，鞋踏桶磨，其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破旧立新，风起云涌。南关头村在修建农村供销合作社时，将御射碑砸断，修筑地基，自此，御射碑再一次的销声匿迹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文革结束，政治清明。八十年代初，我有幸结识了著名考古学家傅振伦先生，先生 在文革前是燕下都考古工作队成员之一，对易县存世的碑版石刻多有考证。一九九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傅振伦先生的《七十年所见所闻》一书中，狼牙山形胜一文记载了傅先生曾经见过御射碑，并指出此碑存放的准确位置就在南关头村。这是距今时间最近的有关御射碑的记载。只是沧桑变化人们不知所终了。 时至二零零零年，南关头村开办了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浴池，偶然机缘，离休干部张氏，意外发现御射碑竟然被垒砌在店主家的井壁之上，后几经与店主协调商议，张氏父子历尽艰辛，终得御射碑半通于水井之中。后诚约保定莲池书院著名刻碑手王双喜先生进行擦拓，残碑中仍有“乃作颂曰......”等字，清晰可见，确认乃御射碑无疑。竖年春天，书法家张德臣《寻访御射碑记》一文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上，自此御射碑得以重见天日。之后，张氏族人经与保定著名收藏家吴占良先生联系，取得合法手续，在南关头供销合作社院内进行大面积开发挖掘，谁知不得其果。 御射碑虽只有半通现世，张氏族人却奉若至宝，置于庭中，乃命书房曰御碑 堂。张氏族人与御射碑的奇异情缘，艰苦卓绝，探访追寻，终得正果。或许是冥冥之中，张氏几代人的修为所至。学术导源于地域，南关头村一个不足两千人口的小山村，在当今书坛却出现了两个著名书法家，此象绝非气运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