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忆景田
侯洪义
景田在市京剧团和在市戏剧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时他对我应该没什么印象，我只是那些大朋友堆儿里的一个听客，他们山南地北，海阔天空的神聊，我也插不上话。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到哪儿都愿意叫我，我也愿往跟前凑。这话一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那时先在话剧团，后在评剧团工作。那些人都是极聪明的，看问题的角度也经常与众不同。当时他们都没怎么成气候，后来一个个都化蛹成蝶啦。如今名字都是很响亮，电视报纸上经常见到。
到了八十年代初，景田被任命为市文化局文化科长，他在组科的时候，把我组进去了。那时的文化科，比现在要管的多，连文物都管。不过，他脑子好使，办法也多，玩儿似的就把工作干了，写材料写公文对他来说不叫个事儿。基层单位也有个别资历深的领导对他不太服气，但景田有策略，或叫领导艺术，很快就理顺了。你还别说，我跟他学到一些皮毛，后来真用上了。
自打我进文化科，就叫他李科长，一直叫到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们俩个骑自行车出去玩儿，也叫采风吧。他说，兄弟，你换个叫法儿吧，你不觉得别扭啊。我一想也是，我们同吃同住，无话不谈，一声李科长就把关系往远处推一下，话就说着别扭。我说，那就叫李兄吧。他说，哎，这显着多亲呀。
李兄是在８４年的时候，有个机会去了文联，那是他向往的地方，他愿意写小说，愿意当作家，不愿意当公仆。他一走我们几个也呆不住了。有他罩着我们多省心啊，他这一走我们心里都没着没落的。走的那天，他买了酒和菜在办公室里搞了一个小型分手宴，他说的很动情，弄得我们都哭了。科里唯一的一个女同胞，哭得很不象样子，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李兄到文联不久，我们也都各奔东西了，我去了报社，另一个去了电台，女同胞则去了工艺美校，后来她去了国外，人事沧桑啊。
我那时酷爱文学，也写了好多小说，就是发不了。我身边的朋友却总是说好，说我的艺术感觉好，文笔也好，我不知道是他们心地善良不忍心伤害我还是真觉得好。李兄就是狠夸的一个，弄得我经常说狂话，这个如何如何，那个如何如何，粪土好多大作家，现在想想都脸红。可李兄不但不批评我，还认真地说，有道理。那时的李兄已经在全国一些大刊物上发表好多小说了，他的宽厚宽容真是一般朋友没法儿比。
当年保定的《小说创作》是一本很牛的刊物，在上边发小说很不容易。李兄就在那儿当小说编辑。我心想，你老是说我的小说好，连你要是都不给发，那还是真好吗。我就给他挑了四篇，没多久，他就告诉我用了三篇，那三篇是《姥姥》、《母爱》、《金蝇》，另一篇他说是散文不能用，但也很好。他说的散文就是９０年发在《散文》上的《彳亍》。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还配发了他写的评论《冷酷人生——评侯洪义的小说三题》。李兄不但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还用他那深刻的思想进行了剖析。这让我信心倍增，以至才有后来发的那些小说。
那段时间，我和李兄几乎天天粘在一起，就两个人还抢着说话。在保定说不够，我们俩个骑自行车出去，晓行夜宿，漫无目的，一路向西骑，居然骑到了山西，一走就是十来天，记得在山间的公路上，黑云滚滚，大雷大闪，大雨如注，我们俩个就那么在雨中骑。现在想来，要不是李兄带着，打死我也没这毅力呀。晚上我们就住在一元钱的路边店，俩人一个房间，听着有点儿标间儿的意思，其实进门就是一个土炕，上边铺一张破破烂烂油光锃亮苇席。大夏天的夜晚没把我冻死，把雨衣盖身上都不行。那一夜我们因为冷再加上炕硬，根本睡不着觉，我们就瞎聊，反正也没灯，也没窗。李兄本来就知道我的一些悲惨身世和一些可哭可气的故事，我再给他补充一些细节，他听的入神，插空说一些深刻的阐释，我因此写了一些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在这样非常特殊的深夜，由于几声鸡叫，引发了他的思考，他说到《半夜鸡叫》如何如何，完全是逆向思维，跟教育我们的意义不一样，但听着绝对是以理服人。后来他在一个大刊物上发表了对这个故事进行重新审视的文章，发人深思啊。
我们也没想到，就这样骑啊骑啊，生生骑到了山西的浑源。我们上了悬空寺，也去了北岳恒山，还逛了浑源州。在街上我们瞎转，他去打听文物古迹，我就找美女看，不是说吗，到了浑源州，回家把妻休。我正找着，在大街上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女精神病患者用山西口音唱似的骂，有两个智障患者忘情的看，口水流下来浑然不觉，李兄问我看什么呢，赶快走，那边有个庙特出名。我说，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剧团常说的，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吗。李兄看后不笑，蹙眉凝思，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能活得这么近性，这么本真，不疯魔，不成活呀。我说，是啊，怎么才能到这境界呢，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９４年我去北京上大学，快四十的人了又挤在六人一间的北师大学生宿舍里，天天事儿事儿地上课，还得做笔记，还得做作业，考试。在食堂排队买饭，自己打开水，自己洗衣服。心情很是郁闷。我就写信给李兄诉苦。我正盼着他回信呢，他人到北京来了。他也是那么忙，那么多事儿呀。还带来好多本儿他出的集子，一路上拎着多沉呀。我们宿舍的小学弟他都签名赠了书，我们班几个和我不错的他也给了，让我脸上很有光。他请我们全宿舍的小哥们儿在学校食堂吃饭，李兄的光头形象引来好奇的目光。来自杭州的小六说，老大，他太可怕了，他要是对我大喊一声，我一定会坐到地上。李兄是文人武相，我们在北京的街上走，行人纷纷避让，我长得那么丑，他长得又那么凶，我真想大喊一声：谁敢惹我们俩！那将不亦快哉。
他一连陪了我好几天，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他才走，我上课，他干什么呀，而且晚上他睡在某个有空床的宿舍里，洗涮也不方便。走的时候我们宿舍集体送他去火车站。上车前李兄说了一句话：兄弟，想了，我再来。一句话说的我泪如雨下。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我，愿意和我在一起，愿意把心里话对我说，按说，他是我的领导，年龄我比他小，作品比他少，质量不如他的好。我们不是在一个段位上呀。像有的朋友的做法我就特别理解，不行的时候天天粘着我，等段位上去了，弃我而去，话说得也有道理，人得多接近比自己水平高的。对呀，为我耽误时间不值啊，李兄，你傻不傻呀！九十年代后期，他在新华社办的一个刊物当编辑部主任。老得在北京，我们见面就少了。有一天，我正想他的时候，他匆匆找到我家，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跟我去北京吧，咱们一起去采访，写稿子。我说，好啊！我跟他去了新华社，他住在一个那么小的屋子里，晚上睡觉还得再加一块板，我们俩个挤着睡。不管怎么说，又到一起了。白天我们一起采访，采访那些文体名星，新华社的牌子硬啊，电话联系好了以后，在哪儿碰头，然后是明星请我们吃饭。晚上写稿子，其实主要是他写，他手快。
我们也有清闲的时候，那个刊物是个月刊。没事儿我们就逛公园，哪人少我们去哪儿。去的多的地方是地坛。里边几乎见不着什么人，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完全是意识流。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说到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从卡佛说到艾特玛托夫，又说到白洋淀，他对我说，白洋淀一直有水，对淀底的生物和植物有一种神密感和恐惧感，甚至还有一种敬畏感，可见底之后，等再有了水，那种感觉就没了。他说总想写一篇小说表达这种感觉。我说太好了，但也未必非写白洋淀。他看我一眼，说，是。我感觉李兄越来越厉害了，他要成大家啦。好景不长，单位通知我回去，人在单位，身不由已，又和李兄分手了。
再后来他打电话找我，我弄晚会忙得不可开交，等我有时间找他，他不是在天南就是在地北，他一本书接一本书的出，名气越来越大。我们聚少离多，见一次面很不容易，突然一天下午，接到电话赶往急救中心，李兄已在太平间里独自躺着了，我一点儿想哭的感觉都没有，我撩起单子看着他，怎么都觉得是在开玩笑，我转不过这劲儿来。这是我李兄吗？这个壮得跟牛似的硬汉怎么会躺这儿呢？！可就是他呀，有光头为证，有浓眉为证，有坚毅的脸为证，我好久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李兄生当是人杰，死也是鬼雄。有一点我不担心，在那边儿，没谁敢欺负他。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１日再改（原载保定日报，选自侯洪义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