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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从粮秣到合作，祖业功在

    挺三农建新村，再尽力及

　　看到这幅对联，是在2010年的春天，临近柿树春管的季节。管头供销社的李主任，从河北农大和保定农资科技大市场请来了几名专家，给狼牙山区的果农讲课，传授柿树剪枝、施肥、用药的实用技术。我作为县供销社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虽是春寒料峭，可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庄稼医院大厅里，播放着投影资料，几位专家在咨询台前解答着果农们五花八门的问题，被围得水泄不通。渴望知识、渴望丰收的急切写在了每一位果农的脸上。类似的活动已经开展了数年，我也因此而不止一次来到这里。李主任小有得意的把书写对联的老先生介绍给我。寒暄过后，我对老人说：“您的字好，联拟得更好。写出了供销社的历史，突出了供销社的现实使命。对我个人而言，就像是家史。”

当社长的祖父

　　祖父名叫潘福全。他办合作社的故事都是从他和父亲口中听来的。

　　祖父年幼时便当过长工，当过劳工，饱受战乱祸患之苦。终因生活所迫，迁居到“山那边”。山就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千佛山。那边就是绕过千佛山的瀑布，翻过岭头再走四十里的平西根据地。祖父在那边的大台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村政权的粮秣主任。

　　曾经读过丁玲先生的著名散文《粮秣主任》，可始终没能搞懂粮秣主任是个什么职务。因不解而问祖父。他说：“粮秣就是粮草，是八路军打日本用的吃穿。粮秣主任的任务就是给八路军收军粮，收军衣，看仓库，给乡亲们换灯油，买白布。后来就成了村里的供销社，是后勤部的后勤部。”

　　“那一年，独四旅在山里休整了几天，突然接到命令转移。开拔前，把七个大木箱交给我保管。里面除了洋钱就是纱布绷带和洋药，都是最金贵的东西。我把这些箱子全都转移到大青崖上的崖洞里，可还是不敢离开，揣了点儿干粮，在上面看了七天七宿，直到队伍回来。队伍上的大老张，高兴得直蹦，把随身的一把日本指挥刀奖给我作武器。那刀鞘上还包着虎皮呢！只可惜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传丢了。”

　　山那边，是更高的山。这万仞高山，是根据地的屏障，也注定了闭塞艰苦的条件。产粮少，物资缺，好多物资和药品都要从山前的易县购买。如今的千佛山旅游公路走的是通村大路。其两侧山谷中的牛路樵道便是直通山后的交通线。在县城小北关有一家杂货店，是八路军的交通站。由于是易县人，口音正，祖父就成了交通线上的主力，食盐、白布、灯油、药品都是由他们趁着黑天的掩护，疾行八十里，背到根据地。据祖父讲，有一次往山后背盐，不幸被西白羊炮楼的日本兵抓住，多亏有本家大哥受区委的指派，潜伏在炮楼里，他出面营救才得以脱身。

　　终是故土难离。解放后，祖父担任了大台村的村长。可难抵思乡心切，迁回了阔别九年的故乡南白羊村，在席卷全国的合作化浪潮中，带领乡亲们办互助组，办初级社。一九五六年，我村成立了“永久高级农业合作社”，祖父是社长。

　　从记事起，每到吃饭前，我的任务就是按照祖父的指令搬桌子。那是一张梨木炕桌，是祖父在山后分得的胜利果实。由于个子小，我要先把它双手抄起，扛在肩上，背到里屋，往炕沿上一甩，再放倒在炕上。每到这时，祖父便会说：“稳着点，这可是毛主席给的。”而后，我给他斟上半小碗酒，端到他面前，“这可是我给你倒的！”“是你给我倒的，但还是毛主席给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受到的最早的革命教育吧。所以，在我申请入党时，在申请书中首先写到：“从小受家庭熏陶，受祖辈父辈影响······”

当经理的父亲

　　父亲参加工作在白马供销社，可那时候不叫供销社，而叫易县商业站白马服务处。由于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父亲不再担任子承父业的生产大队长（人民公社化以后，农业合作社改成生产大队），成了公家人。那是一九七〇年。是在供销社和国营商业经历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的一合一分后的又一次合并期间。

　　父亲是单位的内勤，类似现在的办公室主任，管人事劳资，管党政秘书，有时还要帮集帮庙。父亲勤奋好强，回家和我们团聚的时间很少，所以小时候总感觉和他很生疏。他回到家不是问考了多少分，就是让写字背书，一生气还罚站，但从来不打。祖父不讲情，别想过关。在他高兴的时候，我就把别在他衣服上，写着“易商xx号”的社徽摘下来，别在自己的左胸前，站到桌子后面，装模作样的问大哥和二哥，“同志，您买点什么？”逗得祖父哈哈大笑，“长大就上供销社当个销货员吧。”

　　我家七口人，孩子多，劳力少，生活并不富裕。父亲努力坚持两件事。一是保障祖父喝酒，二是给我们弟兄买本买笔，供我们上学。他把自己用过的草稿纸，一张一张地抹平，裁齐，翻过来订好。在扉页上用仿宋体写上“习字本”，写上我们兄弟各自的名字，有时还会抄上一首古诗，或是一段名言警句，激励我们自强自立。二哥对干农活不上心，不如我在祖父面前吃香，可练字下功夫，也有悟性。有时父亲在家加班写材料，刚上初中的二哥便能就着小炕桌，给父亲抄清样了。

　　那时的文字材料有请示汇报工作的，有总结经验的，还有闹运动大批判的。父亲谨慎而勤勉，总结发现典型事迹，宣传弘扬模范人物，成了商业系统的“大笔杆儿”。他写的《我是如何做好办公室工作的》，被保定地区行署办公厅印发全区，“四勤”工作法在全区推广学习。

　　天道酬勤。父亲后来担任了棉麻公司的经理。在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的开放，农民们赚钱门路越来越多，种棉花没了热情，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也已不合时宜。他们顺应形势，另辟蹊径，组建了易县棉花专业合作社，把棉农和公司拧在一起，遏制了急剧下滑的形势。棉麻公司成为县社系统底子最厚、最实的企业。父亲被评为保定地区百名优秀党员之一。从保定领奖回来，父亲很兴奋，坐在“上岗”,喝了两杯酒。祖父去世后，“上岗”的位置便有父亲接替，奶奶和母亲依然是老规矩，跨炕沿，给大家盛粥。“大会可真隆重，地委书记给发的奖。县委苏书记也挺高兴，表扬我们干得不错。散会后，还领我到崔书记家吃中饭！”刚说完，就挨了母亲两句抢白，“你也忒实在呀。跟领导出门，你不请饭店，还跑到县委书记家吃饭！肯定还是空着爪儿去的。”“是空着爪儿去的，书记们不兴那个。”

　　哎！父亲一向如此。

当销货员的我

　　祖父的戏言成为现实。我参加工作果真进了基层供销社，当了一名站柜台的营业员。

　　一九九五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恢复成立，国务委员陈俊生兼任主任。这一年，我也从基层调到了县社。先干文秘，后来抓业务搞改制，实施基层社改革改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奔走于山水阡陌，到过无数的乡村，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农民，栽桃的，种瓜的，养羊的，贩猪的······当然，还有那位会写对联的老农，和他写的那幅联。它时常萦绕在脑海里，每每都在提醒我，对农村、对农业、对农民，我们该做的事情太多，肩上的担子很重。

                              　　　　　　　 20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