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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卷人杰与鬼雄
——评李文通长篇小说《那年土匪二三事》
王智勇
纵贯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千年易水,似乎凝沉了太多的文化积淀,也蕴含着无尽的侠骨雄风。因此,当北国才子李文通与南国儒商墨心人在易水河畔“酒壮文胆打赌著书”时,这千古寒流酿就的燕都老酒,便催生了两部十分好看的长篇力作:一部是墨心人的《本城公案》,另一部就是李文通的《那年土匪二三事》(以下简称《匪事》)。
《匪事》以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那段乱世流年为背景,以狼山易水这方沧桑热土为平台,以官、兵、匪、民、国、共、日、伪及世外高人等多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纠缠角逐、尔虞我诈和分合消长为主线,透过五峰寨一个古老家族的兴衰沉浮与分化裂变,倾情演绎了一幕群雄并起、虎去狼来、家仇国恨、兵连祸结、血火纷飞、灵肉嬗变的沧桑岁月雄沉史剧,成功塑造了诸如“过尽英雄瘾、终醒军国梦”的另类草莽杨大宽、老谋深算却又不失民族大义的古堡豪绅毛展公、背叛祖训投身革命组织“农运”发动“闹红”的地下党员手先生(毛先觉)、墙头草般三易其主的乱世不倒翁许达子、数度反水黑白无常的色魔匪痞白花手、飞扬跋扈宦海沉浮却在异族入侵时完成人格升华的易水县知事毛显公,以及敢爱敢恨至性至情的女中奇葩花骨朵、横枪跃马从一而终最后遁入青灯古寺的许杏花、博古通今深不可测的国学泰斗谷圣人、医术高绝道行精深的狼山奇叟武神仙等一大批灵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风起处,满卷人杰、人精或人渣;云散后,一册英雄、枭雄与鬼雄!(这两句已被出版社采用印入《匪事》封面)
家事国事乡事匪事,串串情仇交错;人性兽性血性奴性,件件触目惊心!
这绝对是一部开卷引人入胜、掩卷回味无穷的精彩长篇,它的艺术成就和炫目看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域文化的独特唯一性
纵览中国的小说影视,“匪事”题材曾被作家、编导们频繁涉猎,是个不太容易出新的领域。曲波的《林海雪原》写的是东北匪事;陕西作家贺绪林的长篇《兔儿岭》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关中匪事》;水运宪创作的《乌龙山剿匪记》、周康渝编导的《湘西剿匪记》以及盛和煜、黄晖合写的《血色湘西》等作品,说的都是湘西匪事;而贾平凹则有一部盗匪系列小说集,书名干脆直接叫《匪事》。在如此众多的涉匪题材中,文通的《匪事》如何求新求异独树一帜?
笔者认为,作者着力突出狼山易水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浑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一篇”匪事不同于其他匪事的独到之处,也是这部作品能够“抓人”的炫目亮点之一。
透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从五峰寨羊氏宗族的“分姓避兽”到争夺宗族统治权的“三姓归毛”,从八国联军难以攻克的狼山古堡到“大拇哥”封疆自治的山隘关墙,从燕国太子的御用书房到名动朝野的凌云书院,从县中之国“狼山国”到县外之军“白家军”,从拉杆扯旗的山林草莽到跟八路“攀亲”的各路武装,甚至从山野草民给娃娃起名到乡间女人的洗发皂角,以及极具乡俚特色始终贯穿全篇的那个“么”字,无不透露出唯易水特有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血脉,无不展示着唯狼山独具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
对于文化而言,地域性成就民族性,民族性指向世界性。《匪事》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蕴含,总让人于山重水复中又见柳暗花明,进而顿生一种品山珍野味的新奇美感和饮陈年醇醪的酣畅惬意——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唯一性,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毫无审美疲累的文化稀缺感和阅读诱惑性。
二、故事架构的惊险传奇性
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氛围是小说必备的三要素。然而,尽管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塑造人物,但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形成、确立、转化及嬗变,却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和刻画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篇好的小说,首先必须得有一个好故事,这是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重要前提和载体。文通《匪事》的故事架构,以其起伏跌宕、悬念丛生的惊险传奇性,为刻画人物形象、展现英雄情结提供了良好的载体,这是小说能够征服编者、读者的又一显著特色。
小说以惊心动魄的“五月五过老虎”为引子,以匪夷所思的“九月九虎归巢”作尾声,把贯穿整个故事的那枚“虎撑”作为支撑英雄虎胆的信念象征,以毛府长工杨大宽与三姨太花骨朵奸情败露引来杀身之祸被迫狼山落草为前期铺垫,通过谷圣人预言过虎、县知事军棍逼捐、端午夜百虎迁徙、虎啸涧豪强落草、毛展公阴设鸿门宴、武神仙奇术疗烧伤、白花手反水成一霸、杨大宽下山习武文、手先生“闹红”搞农运、“大拇哥”打造“狼山国”、花骨朵雪夜遭暗算、杨大宽娶尸拜花堂、汉奸谢开门迎日寇、毛知事头悬易水城、老堡主暗放“忤逆子”、大拇哥赌命解旱情、八路军剿灭白花手、马司令叛投皇协军、虎狼军浴血抗日东山口、老东家大义援手救仇人等一连串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主人公杨大宽从毛府家奴到虎啸涧匪首、从狼山国“大拇哥”到抗日英雄的传奇经历,同时也揭示了毛展公、白花手、许达子、手先生、毛显公、花骨朵、许杏花、马不开面等众多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多重心态、价值取向和沉浮命运。作品人物之繁杂,事件之纷沓,情节之跌宕,命运之浮沉,构思之奇巧,转圜之圆润,令人扼腕称绝。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涉猎的那段乱世流年、群雄并起的历史背景,绝对是当年狼山易水地域的真实写照。坊间至今流传的诸如“穷八路,富七路,要寻媳妇上高部”的易水民谣以及“天下第一团,人人欠我钱,只许我不要,不准你不还”的赵玉昆土匪宣言,就是那段历史的有力佐证。书中的很多故事和人物也绝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当年知名的一些匪首、豪绅、神医、汉奸等人身上提炼概括而成。谨就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来感判,色魔匪痞白花手的身上,明显隐含着荆轲山匪酋高鸿飞的影子;而“马不开面”先为匪后从共最后又投靠日本人的行径,也与“七路军”司令赵玉昆如出一辙;组建白家军的“城北三白”似是以当时势力颇雄的易县西部“三卢”为原型;而武神仙则是源自九莲山一位老道的传说;杨团长、手先生分别流露出杨成武、宋学飞的影子;至于那个打开东城“迎晖门”迎接日军的谢大官人,其原型则是城内乙街一个名叫马玉华的回族汉奸。最后一章里日军那些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也大多取材于以易县淇村“血井惨案”为代表的晋察冀反扫荡期间的大量真实事件。
在故事情节的创构上,作者把文史资料与民间传说巧妙糅合,通过增删取舍、嫁接移植和夸张变形,编创出离奇合理的故事情节,渲染出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达到了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这种草莽传奇与历史文化、与匪盗心理、与雄霸情结、与救世理想直至与民族大义的有机整合及并轨,给《匪事》平添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哲学内涵和精神蕴藉。
三、人物性格的多元复合性
融合东西方文艺理论,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平面的、扁圆的和立体的。评判一篇小说成功与否,关键要看书中的人物形象能否戳得起来——是躺着的还是站着的,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是扁平的还是浑圆的。在文艺理论家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面世之前,中国小说的人物形象多以平面化(至多是扁平化)为特色,简洁单一,非黑即白,好就好的无与伦比,坏就坏的登峰造极,要么就永远站在阳光下,要么就终生躲在暗夜里,好像生活中不存在灰色地带。这种一厢情愿的创作理念,既背离生活的真实性,又消弱了艺术的感染力。我在为《本城公案》写的书评中曾经说过,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似乎都不存在。一个受人称道的先进楷模,谁敢说他内心世界或外在言行没有阴暗、肮脏的一面?而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也极有可能是个令人感佩的大孝子。正是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中这种冰炭同炉、水火相容的“善恶组合”与“多元并存”,才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彩人生。
《匪事》作者李文通显然深谙个中三味。
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多达六十多个,戏份较重的主要人物不下十人,但由于作者客观地遵循了生活真实和艺术规律,在主要人物的把握上,成功实现了由平面向立体、由扁平向浑圆、由静止向动态的创作转型,从而为我们奉献出一系列浑圆立体、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
主人公杨大宽的形象及性格刻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演进、完善过程,属于典型的“动态塑造”手法。随着情节的推进、身份的转换和环境的变化,他经历了一个由憨厚到精明、由怯懦到血腥、由占山为匪到封疆立国、由目不识丁到办医兴校、由土色平庸到血色辉煌的渐变过程。过虎夜死里逃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山历练长学问点燃了他雄霸一方的欲念之火,打造理想狼山国成就了他“不做家奴就当人主”的土皇梦,而高台跪天赌命求雨则体现了一个男人令人震撼的社会责任感,直到虎狼军浴血抗日东山口,杨大宽败走虎啸涧,他在花骨朵坟前回首半生痛定思痛,终于决定内聚残兵外联八路,以求东山再起重举抗日大旗——至此,这个靠一环“虎撑”撑持着雄心虎胆的铁血汉子,才在作者的笔下基本定型。其性格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辨,形象渐丰的过程令人信服。
毛展公则是《匪事》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他穷毕生心血苦心经营狼山古堡五峰寨这个封建宗法的土围子,坚守着韬光养晦、善恶有度的人生信条,自律甚严,民望极高,言行道貌岸然,城府深不可测。他可以异常凶残把那些通匪、投匪的人就地活埋,却又充满人性地收容和供养了仇人兼匪首的无助妻儿;他一面严厉地推行近乎神圣的族规宗法,一面又与时俱进地对这些陈腐规矩进行着渐趋开明的修订和改良;他能从养生学的角度克制自己不贪女色,却对杨氏的“有根奶”情有独钟;他可以当众按族规严惩结交“红匪”的忤逆之子,又通过祠堂秘道暗放了后来成为首任县长的地下党员;他对背主叛夫的奸夫淫妇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却在民族大义的昭示下援手搭救了英勇抗日的夺妻仇人;及至面对东洋鬼子的兽性屠杀,他第一个头朝下跳入血井为乡民们垫底,再次成为族人的楷模和民族的英雄。于是,一个可憎可恨又可钦可敬、可诅可咒又可歌可泣的老东家形象,就这样爱恨难言地走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并且永远站立着!掩卷之后我甚至感到,毛展公给人的震撼力,似乎还远在杨大宽之上,这不仅是因为扬大宽一辈子都没斗过老东家,而是因为毛展公本身的厚重、立体和浑圆。
花骨朵是作者倾情塑造的一朵女中奇葩。这个先为妓后从良最后做了压寨夫人的风尘女子,按说应该是个水性杨花、自轻自贱的货色。但她蒙满风尘的花容下,却隐藏着敢爱敢恨、至性至情的纯真本质,隐藏着“老营不能丢”的深谋远虑,隐藏着红红火火坐一次花轿、真真切切当一回女人的清纯梦想。这朵奇异的女人花,怒放于毛府长工的团瓢里,凋谢在虎啸涧的雪野上,寂灭于五峰寨的暗房中——当杨大宽与她的尸身拜堂时,谁能不为她这“迟到的哀荣”而肝肠寸断?
除上述三位之外,书中还重点描写了许达子、白花手、毛显公、手先生、马不开面、许杏花以及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符号与象征的谷圣人、武神仙等众多人物形象,一个个尽皆塑造得生动鲜活,血肉丰满,因人设型,各有千秋。在倾注了一定笔墨的主要人物身上,你很难找到那种非黑即白的单一色彩和平面形象。其实,作为被马克思定义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她)们生存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受本能支配、利益驱动或环境影响,时常徘徊、游离或穿梭于真伪、善恶、美丑、正邪之间,在法律、道德或人性的灰色地带挣扎抉择,升华抑或堕落。因此,真正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其人物性格往往是双重或多重的,绝不可能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长篇《匪事》以其人物形象的多元复合性,向我们展示的不光是跌宕的情节、好看的故事,还有人性的本质和生存的真谛。
作为一部成功的作品,《匪事》有很多出彩的亮点。除了地域文化的独特唯一性、故事架构的惊险传奇性和人物性格的多元复合性之外,小说细节对人物形象的有效支撑性、语言风格与故事情节的匹配共振性等等,也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和水平,对此不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和探讨。
最后我想说的是,文学作品有传声(传政治之声)、传情、传奇、传世之分,《匪事》算不算传世之作我不敢说,但列入传奇系列,应属上乘之作。这部书与文通以往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在解放自己——把“教化”的职能归还给思想家,把“思辨”的任务卸载给哲学家,把“考证”的苦差分流给史学家——卸重减负,返朴归真,只留下小说审美的特质,只写那一种生存状态,只写那一段历史烟云,只想把那篇饱含地域文化和历史含金量的传奇故事讲得更引人,写得更好看——我猜这该是文通创作《匪事》的原始初衷和写作基调。也正是这种不再背负文学之外其他重荷的轻松写作心态,才使这部作品回归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功能——让人们在不忍释卷的阅读快感中得到心灵的震撼、情操的陶冶、人性的探究和人格的升华。
我们坚信,是金子早晚会发光。期待这部作品被优秀编导慧眼识珠,早日搬上荧屏,让狼山易水间的这群“另类土匪”鲜活地闯入现代人的视野,灵动于我们的思维和感悟之中。
乙丑冬夜草于易水河畔听雨轩
[quote]喜事、盛事、值得庆贺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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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又了解了一部大作!长见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