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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瑜渐渐懂事了，感觉在爷爷奶奶面前自己没有弟弟吃香了。有天她去奶奶屋玩，看到爷爷正在喂弟弟买动物饼干吃，那些鹿呀、猫呀、小兔子呀，造型拙朴的各种小动物被爷爷摆了半炕，任凭弟弟抓来抓去，有的咬了一嘴就扔了……见她进来，爷爷抓了两块给她，她在手心里摆弄半天，竟是一条小鱼和一只小鸟……她把那条小鱼放进嘴里，香甜地含了许久，饼干慢慢地融化了，咽下去的刹那，从未有过的美妙在胸间荡漾。当那只小鸟也被她吞下去的时候，爷爷没再给她饼干。她眼睁睁地看着弟弟把那些饼干用小脚踩踏成碎块，碾进炕席的竹篾里，这黄橙橙泛着香气的饼干哟，为什么不再给我几块呢？

    她扎着一双朝天撅的小辫，穿着一身红底碎花的棉袄棉裤，怯怯地立在屋中，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望着炕上嬉笑的爷孙俩。

    奶奶过来拉住她的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佩哲小，你大……奶奶给你摊鸡蛋砣子吃！”

    她甩开奶奶的手，大声说：“我不馋！”眼泪却“哗哗”地垂了下来。

    她委屈地跑回自己房中问妈妈：“爷爷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了？”

    妈妈叹口气，说：“这就叫‘男尊女卑’！”过来蹲下，给佩瑜擦着眼泪：“闺女啊，你要长出息，懂吗？”

    佩瑜推开妈妈的手，仰着头说：“等我大了，买一大汽车饼干！”

    妈妈拍拍的她的肩头，说：“我教你唱歌吧！”

    随着八出样板戏席卷文艺舞台，村里喇叭、公社电影放映队播的放的全是现代京剧，耳濡目染，男女老幼都能唱上几段，略微大点的村，能够选齐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相继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冬闲时串村演唱，使京剧演唱艺术做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吴格庄村子小，宣传队只能演一些片段，如果再掺杂一些红色歌曲，也能撑下一台戏来。

    郅茹娟有着极高的文艺天赋，八出样板戏的旦角经典唱段基本都能唱下来，在教唱佩瑜时，她发现这孩子喜欢文武生的唱段，因而就让丈夫从县城买来一个“东方红”牌收音机，让佩瑜跟着学。这下佩瑜再不去奶奶屋跟弟弟抢什么动物饼干了，整天抱着收音机，如痴如醉的跟着哼唱，而且声情并茂，动作优雅。等到吴一般半个月再回家时，佩瑜已经能够演唱杨子荣的“打虎上山”、郭建光的“阳澄湖上”。吴一般惊讶地问媳妇：“这孩子比县剧团的演员唱得还好，你是怎么教的？”

     郅茹娟说：“这是不吃饼干的缘故。”

    “饼干？”

    是的，此后乃至吴佩瑜成为焦曼丽，成为她爷爷心目中的“县爷”后，再没有吃过一块饼干。

    吴一般的厂子也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农村去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他五音不全，连最简单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这段只要敢吼就能唱的段子都跑调。但是他操京胡却有一套，而且不看谱子，凭记忆就能现学现卖。

    这下吴家热闹了。只要吴一般在家的夜晚，他拉京胡，郅茹娟唱旦角，小佩瑜演须生，热在院里，冷在屋里，天天开戏。有时候老吴头老俩抱着孙子也过来当观众，只是佩哲不老实，把脸盆翻过来，找个笤帚疙瘩，“哐哐”当鼓敲，不把戏搅乱他不上炕睡觉。

    佩瑜入学后，成了学校的小演员，母亲的围脖，父亲的军帽、五星帽徽成了她随身携带的道具，而且经常要母亲给她做干粮，说是去参加什么“汇报演出”。

    然而佩瑜十四岁这一年，他遭受了比“饼干事件”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她被勒令退学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