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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林《西班牙小景》（徐霞村、戴望舒译）西班牙小景
                
                 [西阿索林著
  
                  徐霞村、戴望舒译
  
                   肖毛扫校
                  
         （《西班牙小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定价：0．40元）
            

                   悲伤的西班牙——读《西班牙小景》
                  

                              1
  
    “有许多的知了吗？知了唱个不停吗？是真的吗？”
    “我想它们在唱！”拉法尔高声说。“它们一天到晚唱着。孩子们丢石子上去叫它们闭嘴；可是我告诉他们，叫他们放过它们，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
    ——《西班牙小景·节日》
  
    孩子的国度是无限且浪漫的。孩子的国度是残酷的。
    成人的国度是狭窄且禁锢的。成人的国度是冷酷的。
  
    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往城郊跑，去看那些蒲公英。夏天，它们是数不清的太阳；秋天，它们化作一颗颗蓬松且神秘的银球，伴着西风，散得满身，满眼，满心，满世界都是。蟋蟀和我，一道为它们送行。
    有一次，和家人说起这些蒲公英时，他们怀疑地问：“哪里有那么多蒲公英？你撒谎吧？”
    “真的，”我回答，“就在那边，所有的蒲公英，都长在那些小土包附近，那里还有小牌子呢……”
    “天，那是人家的坟地！以后不许再去了！”大人呵斥道。
  
    以后，我还是偷偷地去那里玩。坟地的外面原来竟这样好。坟地里面如何呢？没人知道。我猜，那是一个幽深的境地，没有蟋蟀，没有蒲公英，也没有幼儿园。
    “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有一年，当我在冬天想到蟋蟀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2
  
    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所认识的那些贝德罗，安东尼，路易思，拉斐尔，阿尔贝多都到哪儿去了呢？
     ——《西班牙小景·沙里奥》
  
    上小学时，班里有个爱留长发的男生。一次，我们的班主任突然中断了讲课。不久，他背着手走进来，让那位男生站起来。班主任走过去，用手托起他后脑勺的头发。“同学们，这叫发座。”他高声讲了一句，然后拿出藏在背后的剪刀。“咔嚓！”声音一点儿不大，可我现在还能听到。
    高中毕业后，有一次，遇到一个小学同学，不知怎么，谈起了那个男生。“他现在好吗？”我问。“淹死了。”“是吗？”“小学毕业那年就淹死了。”
    然后，我试图回忆他的样子。可是，除了那声“咔嚓”，在回忆中，我什么都检索不出。
      
                                      3
  
    “修阳伞，补雨伞！”修伞匠重新喊着；一只狗在他身旁走过，嗅了他一会，随即又继续走它的路了。修伞匠也继续走着，慢慢地，有些悲哀。这座城好象是死了。
    ——《西班牙小景·修伞匠》
  
    小时候，很喜欢看沿街行走的小贩，甚至有些羡慕他们的自由。很久以后，才知道那种行走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悲哀得连悲哀都忘记了的生活方式。
    每一座城，都是死的。
  
                                    4
      
    “大饼馒头！”卖饼人重复喊着。他又何必吆喝呢？他悲哀地走过集市；他提着一个大筐子，里面装满了大饼馒头；可是买他的饼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城里的灯一盏盏地亮了，光线从一家铺子里射出来，射到黑暗的路上……
    ——《西班牙小景·卖饼人》
集市，是人们不劳而获的地方。灯是亮的，路却是黑的。
    夜里的集市，如同硝烟散尽的战场：负伤的月亮，在天空滴血；烂菜的残肢，在地上沉默。
    我背着筐子，往黑暗的尽头去。
    筐子很重，里面承载着他们兜售给我的空虚。可我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因为我想知道：黑暗的尽头究竟有多黑。
      
    0:25 04-7-4 肖毛
  
  
                               扫描说明
  
    昨天，借来几本书，其中之一便是阿索林的《西班牙小景》，当晚，将其全部扫描完毕。
    据译者序，此书原名为《西班牙》，读的时候，也感觉《西班牙》的确是最合适的名字。
    多年前，听过一盘尼古拉·德·安捷罗斯的吉他曲《人们的梦》，曲风与此书的文风颇合。于是，把它的CD版翻出来，一边听，一边校对。
    这张专辑里，有一首名为《悲伤的西班牙》的曲子，缠绵中夹杂着一点怅惘，我对这些小文的感受也是如此。
    原书用纸奇差，几乎每页的字迹都会渗透至下页，扫描时，常有一页扫出两页的效果，严重时，两页的字迹叠到一起，实在无从分辨，只好手工录入。因此，校对的难度也很大。希望里面的错字不至于太多。
  
    0:25 04-7-4肖毛
  
    
  
                     西班牙小景
                
                    [西]阿索林著
徐霞村、戴望舒译
  
                       肖毛扫校
                  
         （《西班牙小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定价：0．40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76d2c0102e9ax.html

   目    录
  
    重印前言
    1.一个西班牙的城
    2.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3.修伞匠
    4.员外约根先生
    5.卖饼人
    6.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
    7.安命
    8.节日
    9.夜行者
    10.斗牛
    11.沙里奥
    12.哀歌
    13.蒙泰尼的理想
    14.黄昏
    15.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16.一位小贵族
    17.瓶香
    18.阿娜
    19.侍女
    20.内阁总理
    21.卡洛斯•鲁比欧
    22.一个马德里人
    23.蒙德拉路
    24.夜笛
    25.故居
    26.比利牛斯山间的结语

                                  重印前言
  
    这本小书是现代西班牙著名散文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的汉译本。
    在现代西班牙文坛上，阿索林属于“九八年代”派。一八九八年，老大帝国西班牙被新兴的美帝国主义一举战败，国势一落千丈。本世纪初，面对着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一些西班牙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企图挽救气息奄奄的祖国。尽管他们的年龄、观点、性格、志趣和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都在探索着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这就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即所谓“九八年代”派。
    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这个团体的成员最初都认为西班牙应当清除浓厚的中世纪残余，变成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现代欧洲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欧化”。他们研究和介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艺术派别，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尼采哲学到超现实主义，这些对当时西班牙年轻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九八年代”派的成员们在政治思想上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范畴，这就便他们不可能彻底清算西班牙的封建残余，进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到了后来，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来否定了的西班牙的一切，重新加以肯定，空谈什么“西班牙的灵魂”之类的东西。这种倾向，在每个“九八年代”派的文化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九八年代”派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除了阿索林之外，还有哲学家兼小说家米格尔•德•乌纳木诺（1864－1937），小说家伐叶－英格朗（1866－1936），小说家毕奥•巴罗哈（1872－1956）和诗人安东尼奥•马恰多（1875－ 1939）。
    这些“九八年代”的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文体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十八九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的大病是浮夸，是娇揉造作，是充满了陈词滥调，缺乏表现力。因此，每一位“九八年代”派作家，都努力发展自己的特有的文字风格。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如巴罗哈，所创造出来的文体有时显得干巴巴的，枯燥难读，但他们这种共同努力的成绩还是可观的，那就是，为二十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闯出了新的路子，使西班牙文学面目一新。
    在这方面，阿索林的成就尤为突出。
    阿索林是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Jose' Martines Ruis）的笔名。他于一八七四年生于西班牙的莫诺伐城，一九六七年卒于马德里。他写过小说，也是文艺批评家，但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情趣盎然，为小品文的上乘。关于阿索林的散文的其他优点，这里不准备详细论述，留待读者自己体会。
    阿索林的散文集，有《小村》，《唐•吉诃德之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小时》等。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时，已故诗人戴望舒同志从国外买到《西班牙》的法文译本，译者是法国的西班牙文学专家乔•比勒蒙。当时承望舒不弃，邀我同他合译。译好之后，我们考虑到《西班牙》这个书名有点像地理书籍，出版商可能不大愿意接受，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作为书名，于一九三○年出版。这次重版，除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外，又将书名改为《西班牙小景》，以求尽可能接近原名。
    徐霞村
    一九八一年八月

       1.一个西班牙的城
        
    城是建筑在山腰上，一条小河流过山脚。城区很大，其中大部分是麦田和橄榄园；人们在小河的水磨坊里磨麦，油是在老旧而粗笨①的螺旋榨床中榨出来的。
    城里的道路都是狭窄而弯曲的；有几条路有方形柱和老旧的柱头所架成的牌坊。有几条路名叫：保姆胡同，忧愁胡同，皮袋匠胡同，硝皮胡同，老学院胡同，举荐胡同，败门胡同，面包和炭胡同，老面包店胡同，胭脂胡同，修士胡同，童农胡同。
    运货车夫，马车夫，小贩都住在三个古老的客栈里：安东•加拉图客栈，灵魂客栈，月亮客栈，其中以第一家生意最好；在它的唯一的露台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干草，燕麦，水，一应俱全。”
    城里有四个教堂：老教堂，新教堂，圣菲利坡教堂，绿山谛阿戈教堂。圣菲利坡教堂因为失修，已不开放了，老教堂只剩下几座内墙，屋顶已经塌陷了，野草从墙上生出来。绿山谛阿戈教堂是一座十六世纪的莪特式的美丽的建筑物，它有一个沉静的小院，铺砌着大石板，院内有一口雕栏的井。新教堂是古典式的，海莱拉式的，它是严肃而冷峻的。此外在城里还有三个小教堂：冈地里柯的基督堂，巴时的圣母堂，圣洛克堂。在那俯瞰着全城的山顶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是很触目的，你可以从一条栽着柏树的路到那里去，做歇脚处用的小教堂都已半颓败了。你还可以数出两个尼庵来：②培那第奈思庵和加美里代思庵。  
    地方上工业很少，在河边你可以看到两个老硝皮厂；还有三个肥皂厂。从前，这里所织造的布是很多的，这种重要的工业，现在只剩了两家手工作坊了；其中的一家是一个年老的织工开的，他不大工作，另外的一家每星期也只做两天的工，而且是在上午。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城里有三家阔人家：约翰•曼多若家、加里洛家和爱斯基佛莱思家。约翰•曼多若到马德里去了，在那里不久便在贫困中死去；加里洛开始酗酒，结果是家产荡然无存了；爱斯基佛莱思家的两弟兄都是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这几家的田地产业大部分都进入那些骡子商贩之手。这些骡子商贩都是异乡人，把骡子赊账卖给农夫，得到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钱而发财的。
    城里的绅士都聚集在一个设备不完全的总会里。那总会有一个火炉，几盏冒烟的煤油灯和几张大理石的桌子。在那里，人们谈着政治和收成，而在九点半或十点钟的时候，看门人便熄了煤油灯回家去了。城里有十四个没有毕业的中学生，四位医生和十二位律师。这些律师中，只有六个有生意；在他们递给审判官的呈文上，他们刻苦地互相诽谤着；有机会他们便挑起从前的事情，唆使可怜的人们打官司，叫这些可怜的人们害怕而拿出些钱来。在五月里，人们庆祝着绿山谛阿戈祭。在城里有一个“垂死的人的基督教会”；当一个教友死了的时侯，教会里的司事便沿路摇着铃喊着“富拉诺•德•达尔在某时入土！”
    在这个地方夏天是很热的，而冬天却很长很寒冷。绅士们是不相往来的，住宅的门户老是关着，路上走过的人很少；冬天天气好的日子，你可以看见密密的一群邻人，蜷缩在他们的棕色的外套和大衣中，在广场上晒太阳。天永远是青色的。地方上什么事也没有。在沉寂中你可以听见铁匠打铁的声音和鸡啼声，如果在城的边远处或是在附近的乡间出了一件可怕的、前所未闻的案子，家家户户都会长期地谈论着它。
    城里最著名的人物是：华甘员外，贝里哥•安东纽和“小东西”。华甘员外是拘谨而和气的，他读过劳伦特的《人类史》，他曾经和里弗洛是好朋友，他说他有一个在五年内复兴西班牙的完全的计划。贝里哥•安东纽是被招魂术和催眠术所弄糊涂了的，他的衣袋里老是有几本书和稿子，他固执地要他的朋友们去读几段。  
    “小东西”是一般人所注意的人物，他是快乐而谐谑的，他的长处在节目和宴会上表现出来，他知道许多故事，又会说笑话，凡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他都去，绅士们带他到他们所组织的狩猎会里去。
    到了狂欢节的时候，有些人戴着面具，穿着古怪的衣服，肩上背着一把旧扫帚在街上游行。农民很穷，在城里每星期只杀三四头羊。在地方的历史中，最可纪念最重要的大事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因饥荒而起的民众的闹事，人们烧了裁判所和县署的文件。可怕而发怒的农民，带着他们的大镰刀和锄头满街跑着。
   （望舒）
   －－－－－－－
   肖毛校记：
  
   ① “笨”，原作“苯”。  
   ② 此处的冒号，原作分号。

            
                              2.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我要用很少的几行来写一个可怜的人的故事。这个可怜的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名字。有的人称呼他的时候说：“那个人”，有的人说：“那家伙”，又有的人则亲热地叫他“大叔”。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并不是谁的“叔叔”，至于“那个人”，这世上是有很多的；而至于“那家伙”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说是“那家伙”。这一切都可以使读者知道，这个可怜的人什么都不是，他无声无臭，他死了也没有人轻视他①，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现在让我们看他的住所吧。这人住在乡间。他的家离城很远。他的房子是十分小，十分简陋。它有四面土墙，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两个做饭的案子。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子。这在过惯了安逸生活的读者们也许觉得冷清，不舒服，凄惨；但是这位可怜的人却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他只是漠然地活着，也不想有别的东西。  
    这位可怜的人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在日出以前起来，日落两三小时后睡觉。在这段时间里，他到田里去，他劳动，他掘地，他修树，他锄草，他松土，他粪地，他拔麦子②，他收获，他打麦子，他种葡萄和橄榄。他耕种他自己所有的两三片地。他不能磨橄榄来取油，因为他没有磨。他不能榨葡萄，因为他没有榨床。他把他的橄榄和葡萄卖给那些投机商，“按照他们愿给的价”。这位可怜的人的饮食是很清淡的：他只是吃蔬菜，吃番薯，吃乡下做的面包，吃葱，吃蒜，一年顶多吃两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对于他就是最美的盛肴。在工作之余，这可怜的人便同一个和他一样可怜的人谈谈话，同时手里都编着筐子。他所谈的事都是很平凡的：他讲到天气，讲到雨，讲到风，讲到霜，讲到霰。有时他也想起他年轻时候的遭遇，一件不关紧要时事。这位可怜的人只对于很少的事物有知识：他能从云的形状测出落雨不落雨；他大略地知道这块地或那块地能出多少粮食，以及一对骡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可以看出一只羊是不是有病；他认识田里和山中所有的草和所有的植物：野薄荷，山萝卜，熏衣草，马若兰草。罗马兰草，甘菊，丹参，尤斯加姆草，野油菜；他可以从鸟的落羽，从鸟的飞法，从鸟的叫声辨出乡间所有的鸟：鸳鸯，鹌鹁，小鸥，百灵，啄木鸟，鹊，红雀，白画眉，守林官。他的政治观念是很模糊的，很不清楚的，他有时听人讲到那些当官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做什么事。他的道德观念只是：不加恶于人，尽力工作。
    有时，他收成不好，或是一匹骡子死了，或是他家里一个人病了，或是他没有钱纳税。这位可怜的人既不悲叹也不咒骂，他说：“呃！我们怎么办呢？上帝有数，上帝会解救我们脱离困难。”这位可怜的人微笑了，安命了，他取出他那装着粗烟叶的小袋，做了一个烟卷，抱着两臂，开始抽烟。
    这位可怜的人已经老了。他的女人也是一个瘦小的老妇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死于古巴的战争，还有一个，是运输工人，也死了，被轧死在两辆货车中间。第三个，是一个女孩，非常和气，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跑到首都去，从此便没有人再见过她。这位可怜的人，有时，当他想起这一切时，便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不久他便又高兴起来，又微笑起来，照例叫道：“呃！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上帝是这样规定的！”
    这位可怜的人对于将来没有任何想法。将来是许多人的梦魇和苦痛。这位可怜的人并不去想明天。“每天有每天的难处，”《四福音》里说。我们对今天的难处还觉不够吗？如果我们去管明天，我们岂不要有两份难处吗？这位可怜的人只是不抱任何希望地、毫无欲望地活着。他的眼界只是群山，田野，天空。
    光阴将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位可怜的人也将死去，或者他的女人将在他以前死去。如果他先死去，他的女人就要剩下孤身一人。他的女人也许将到村里去，她将贫困，她将用她那黄手向过路的人请求周济。如果他的女人先死去，他也要剩下孤身一人，他那可爱的安命心理，他那可爱的乐天态度，仍旧不会离开他。一个叹息时时地从他的嘴唇间发出来，接着他便要喊道：“呃！我怎么办呢？愿一切都随上帝的意旨。”
   （霞村）
   ————————
   肖毛校记：
  
   ①“他死了也没有人轻视他”：原文如此，不知什么意思。
   ②“他拔麦子”：原文如此，不知为什么要把麦子拔出来。

                                                  3.修伞匠
    修伞匠沿路喊着：“修阳伞，补雨伞！”在老朽的城里呈着一片深沉的寂静；几处教堂的辽远的钟声不时地响着；住宅的沉重的门都已关上了；纹章在三角楣上睡着了。“修阳伞，补雨伞！”修伞匠重新喊着；一只狗在他身旁走过，嗅了他一会，随即又继续走它的路了。修伞匠也继续走着，慢慢地，有些悲哀。这座城好象是死了。“修阳伞，补雨伞！”我们的朋友又喊起来了，远处铁匠铺的锤声响着；一家老住宅的大披檐下，一扇小窗子打开了，一个老妇人俯身出来，锐声喊着：“喂，喂，修伞的！”于是那修伞匠站住了，向四面张望着，在门边和窗口，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喂，喂，修伞的！”那瘦小的老妇人重又喊着。修伞匠抬头看见了她，便说：“修伞吗？”那瘦小的老妇人叫他等候在门口，等她下来给他开门，于是我们的朋友走近那巨大而尊严的大门边，等了一会。
    那瘦小的老妇人开了门，让修伞匠进去之后，和他交谈了几句，那老婆子是要修一把雨伞；那修伞匠作好修补的准备。那是一把旧雨伞。该有几代人曾受过这把雨伞的遮蔽啊！
    那瘦小的老妇人和那修伞匠走进了一间宽大的房间；在这座厅里，几乎是没有家具了。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一架老旧的橱，有点倾斜了，倾斜得可怜，因为缺了一只脚；那里还有残缺破烂的椅子；你还可以看见一个玻璃挂灯，已完全坏了，灯上的玻璃也被人拿走了；墙上还钉着几张没有框子的、变成了黑色的图画。那修伞匠坐在一个椅子上，开始工作了；那瘦小的老妇人也坐在一张矮凳上，静默地看着他做活。这样过了一会，在屋子里面，忽然发出了一个喊声：“莱奥诺！莱奥诺！”莱奥诺，就是这个老婆子，正要站起来去答应，可是这时一位先生在厅门口出现了。    “啊！”这位先生喊着。“修雨伞吗？”
    那瘦小的者妇人一句话也没说；那位先生捋着自已的长长的白须；他的脸是苍白的，而他的衣衫既不整齐又满是污渍。
    “这把雨伞修得好吗？”这位先生对修伞匠说。
    “可以，”他回答：“象新的一样。”
    “象新的一样吗？”那位先生不相信地再问。
    “正是这样。”那修伞匠断然地说。
    这个修伞匠是一个性情坚决的人。这种性情使他在世间过了多少岁月？他曾经做过多少事情？他在路上和旅店之间跋涉了多少次？他的生涯中有多少次起伏波折？这位小贵族①默默地看着他；他没有走出过他的可敬的宅第；他的土地没有了；就是他的房子里的家具也没有了；他什么事也不做；他有一副悲哀而迟钝的目光；当他遭受到一种不幸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办呢！”修伞匠刚修好的那把伞会荫蔽这位小贵族的后代吗？不，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必将跟着这个可怜的人一同消失的。那修伞匠做完了他的活，便出去了；那瘦小的老妇人或许会对先生说修伞花了很多的钱，而在家里，剩下的钱几乎不敷购办晚饭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位先生会这样地说。而在同时，在路上，你会听到那飘泊的人喊着：“修阳伞，补雨伞！”
     （望舒）
    
    原书注释①：小贵族（Hidalgo）是西班牙的下级贵族。

                                4.员外约根先生
  
    约根先生于一八四六年生于奈布莱达，他今年有六十一岁。他的父母是耶罗尼莫先生和嘉达琳娜夫人。这家庭一共有四个孩子：约根，耶罗尼莫，佛胡西斯哥和宝拉。约根并不是“员外”，但是别人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的父亲，耶罗尼莫先生，曾经是员外。耶罗尼莫，第二个孩子，曾在省城里读过书；在那里他爱上了管理员的女儿，和她一同私奔；婚礼是过了些日子才举行的；又过了一年，他的妻子便离开了他，到美洲去了；耶罗尼莫于是整天拚命喝酒，有多少钱用多少钱，终于死在马德里。
    佛朗西斯哥，约根先生的另一个兄弟，也没有读完他的书；他在奈布莱达结了婚；有人说他是做彩票生意的；他在村里也是同样地爱赌；他以很低的价钱卖了他的财产；破产之后，他便跑到巴塞罗纳去；在那里，奈布莱达的居民都传说他中了风，沿街讨饭。
    宝拉，最小的妹妹，和一个城里的青年发生了爱情：她是个美貌、高雅而可爱的姑娘；人们尤其对于她的好心爱得发狂。一天晚上，她的未婚夫——他本是个酒色之徒——喝醉了，拥着一位姑娘在宝拉的家门前走过，同一些别的青年人在一块叫着，骂着。宝拉看见了；她生了两个月的病；她不再走出家门；两年后，她便入了省城的一个尼庵。
    约根先生的家是城中最出名的一个，父母死后，沙瓦多，巴约拿尔，西布里斯各田庄都归了约根先生。约根先生在年幼的时候，曾在马德里上过学，他是诸弟兄中最懂事、最聪明的一个。约根先生并没有读什么书，在他读了六年之后，耶罗尼莫先生，他的父亲，竟发现他儿子所带回的证书和文凭通通是假的。约根先生回到了故乡，既没有完成什么学业，也没有求得什么学问。在这里，他经常在一个业余剧团里出现，他们在一个无人的尼庵里建了一个小剧院。他的婚姻也是这些消遣的结果：他娶了这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她并不是一个高贵的姑娘；她父亲在城里从事铁匠一类的职业。她有一副好喉咙，并且很会唱时髦的小调。
    约根先生在家里并不十分愉快，他的妻子，以前本是很清苦地过日子的，嫁了他之后，忽然开始打扮，开始挥霍起来。结婚不到两年，约根先生便不得不卖掉他的巴约拿尔的产业。他家里有两个孩子：耶罗尼莫和玛丽亚，耶罗尼莫到省城去读书，不久便暴露出他的本性。他一心要做一个吹牛大家和酒色之徒；他认识所有的职业赌徒，所有的骗子，所有的吹牛家，并且也常和他们来往。他花了他父亲许多钱；末了他便一事无成地回到村里。玛丽亚和她的姑母宝拉一样温柔，一样善良，一样美貌，她的姑母经常从尼庵写信给她，通信就是玛丽亚在奈布莱达这古老而幽暗的城里的唯一的快乐。
    卖了巴约拿尔的产业之后，约根先生又不得不卖掉西布里斯的房子。  
    一家人曾想方设法到省城里去住了几个季度；这几次旅行都是约根先生的妻子的成绩。几年以来，这家庭再没有离开过奈布莱达。
    约根员外先生住在贝美耶罗斯路五十三号。他的房子是老而且大；中间有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个有石柱的走廊。接待朋友的大厅是用大石板铺的，地板上铺着一块很宽的布席；厅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厨房。约根先生的房间在楼上；人们在他的书室里可以看到一个小书架，里面藏着：劳伦特的《人类史》；《基督教的发生》；坎普罗东、路易斯•德•剌拉诸人的喜剧；埃斯克利克的《行政词典》，还有几册从一个古老的尼庵里弄出来的用羊皮纸装订的古书。
    写字台上摆着一个帆船形的破文具盒。约根先生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九点起床，从这时到吃午饭，他读一份报，在附近作一次散步，步行到俱乐部去，卷几根纸烟。下午，他在俱乐部玩牌；八点吃晚饭；从这时到十一点，即睡觉的时候，他照例要到药房里去，在那里和别人闲谈一阵。约根先生是和气的，随便的。他曾做过奈布莱达的市长，他知道怎样取悦于人，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一定可以在政治上有点作为；他时常谈到他的“五年内复兴西班牙之全盘计划。”
   （霞村）

                                  5.卖饼人
  
    “大饼馒头！”卖饼人穿过市集这样地喊着。这是一月上旬；古老的城呈现一种悲哀、凄暗的神情；玉蜀黍田已失去了鲜绿；在荒芜的田里，橄榄树呈着灰铅的颜色；天已不是青色的了，而且西北风不时地吹着，使仓屋的破旧的窗子颤动。“大饼馒头！”卖饼人又喊着。一阵绵绵的细雨使人们离开了集市；江湖戏班子在他们的围栏的狭窄的空间里走动着；有几个人把围栏关了，用白罩布把陈列品遮了；不时有两三个农夫，踏着沉重的、踌躇的脚步走过；黄昏已降临了，而在使人家关了窗户的早临的寒冷中，在夕暮的幽暝中，在铅色的天空下，牧师教院的钟荡出舒缓的晚祷的钟声；在那面，在一条小路的尽头，走过一个教士；他的黑袍被风吹得鼓起来。
    “大饼馒头！”卖饼人重复喊着。他又何必吆喝呢？他悲哀地走过集市；他提着一个大筐子，里面装满了大饼馒头；可是买他的饼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城里的灯一盏盏地亮了，光线从一家铺子里射出来，射到黑暗的路上，好象是一片突然的火光的爆裂；在一家药店里，门口的红色的球发着光；而在老旧的钟塔里，钟面呈着一种柔和而洁白的光彩。钟声已经消歇，不再敲晚祷钟了。黑暗中有了短时间的深沉的寂静。可是一口小钟和一口大钟又突然开始悲哀地交响着，报告着明天的“追思弥撒”。
    “大饼馒头！”卖饼人在集市里喊着；一个丑角，一个往来于路上和旅店之间的可怜的丑角，从他的围栏门边望着他。“朋友，”他对他说，“今天生意不见得好吧？”“没有生意，”卖饼人回答。“你呢，有看戏的吗？”“一个人也没有。”那可怜的丑角回答。钟还继续悠长地、刺耳地敲着；在镇上的老旧的总会里，三四个破落的贵族，坐在一个墙角里，不时地交换着一两句无意识的话语，一个问，“你以为雨会下久吗？”“我不知道，”另一个回答，“时候也象雨一样。”“整个秋天没有下过雨。”第三个人说。电灯发着一种幽弱的垂死的光；人们听见一扇门间歇地狂暴地敲着。城里所有人家的门都关了；街道看上去是孤寂、荒凉；在集市里，所有的罩布都盖上了，丑角熄了他围栏的灯，沿着那寂静的小路，那个卖饼人提着他的大筐子慢慢地回去了。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一个女人会问他：“多马思。卖了很多吗？”他会把饼筐放在桌子上说：“一个也没卖。”
    （望舒）

凡是连国推荐的，就得看。

                           6.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
  
    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出生在洛斯•泊里爱多斯•拉•洛达的田庄。他父亲是约翰•贝特罗，母亲是安多尼阿•玛丽亚。洛斯。泊里爱多斯是一位住在马德里的非常有钱的先生的女儿。在约翰出生的地方，平原一望无际而且单调；土地呈着赭色。在房子旁边，你可以看到几株老榆树；鸟儿并不在那里啁啾作声；在整个平原上一只鸟儿也没有。几只灰色的鸽子，在那永远晴朗的天空中慢慢地、慢慢地飞旋着；它们时时落下到田畦上；在黄昏时分，它们回到笼里去。
    在小约翰只有五六个月的时候，一天，人们让他躺在一张石凳上，他的母亲正在外面，一头猪走进屋子来，走到孩子身旁，开始轻轻地咬他，接着又咬伤了他的手臂，母亲听到哭声急忙跑来。约翰一生在手臂上留着一个大伤疤。两年之后，安多尼阿•玛丽亚死了。老约翰便和一个已生了两个孩子的寡妇结婚。
    后母不大喜欢小约翰。她不大给他吃东西，她打他，她一连几个钟头把他关在住宅的暗室里。约翰•贝特罗吃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家里一切的事情都没有人管。那住在马德里的主人破了产，洛斯•泊里爱多斯便让给另一个地主了。新主人辞退了约翰•贝特罗的差使。约翰•贝特罗便住到乡村去，他不大工作，一年之后他死了，小约翰便和他的后母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同过活。到八岁的时候，小约翰还不懂事，别人也不让他进学校，他没有读书和写字。人们说，“这孩子很笨。”人们喊着，“天啊，多么笨！”每次吃到一点东西以前，他总要先挨一顿打。他身材高大，瘦长，生着棕色的头发，样子很丑陋，可是他有一双大大的、忧郁的眼睛，明亮的眼睛。十二岁的时候，小约翰被安插在一个田庄里；他的职务是送饭给在远处种地的短工，他做着最吃力的工作；他忍受着农家孩子们的最恶毒的笑谑。在一个圣约翰节的夜间，他们叫他裹在布里奔跳以取乐，他跌在地上，折断了一条腿。这样一来他在牲口房的干草堆上养了两个月。当他好了一些，已经能够走路，从这边走到那边，在房子里干活的时候，田庄上出现了一件窃案：有人从管事的钱箱里偷了一些钱。小约翰对于这窃案一点也不知情，可是别人把他带到城里去，把他在监牢里关了三个月。
    看守人的妻子可怜小约翰，这囚犯既不叫苦也不说话；他从来不发一句怨言。看守人的两个孩子害了天花。因大家都相信小约翰，他便在牢头的家里来来往往，管理着家务；在孩子们害病的时候，他从来不离开他们的床。他服侍他们，给他们吃药；他每夜陪他们，守在他们身边，一小时都不睡。
    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小约翰不知何所适从了。他寻找工作，进了维拉罗勃洛的一家人家去做事，在那里种了六年地。
    因为收成不好，田庄的主人便裁减雇工了；小约翰既没有妻子又没有儿子，他便被裁了。他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睡在村子边上，吃着别人布施给他的面包皮。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了一群往海港去的农人。他们叫他和他们一起去，于是他便跟他们去了。他在西班牙国土外，在美洲，住了两年。
    当他回到芒却的时候，一切都依然如故。小约翰也还是和从前没有两样。在世上，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他请求几家田庄给他工作做，种着地。一些短工让他住在他们的家里；小约翰把自己所赚得的钱都分给了他们。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西班牙霍乱流行。小约翰那时是在克里泊达拿；村里的富裕的人家都走了。人们不得不把农事停顿起来或是减少雇工。小约翰又没事情做了。在克里泊达拿，他走进患霍乱的人家去；他帮助医生；他睡在病人的床上，想这样传染上他们的病。其中有一位医生可怜他，便叫他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干活。  
    约翰，约翰•贝特罗的儿子，那时差不多有四十岁了，他还是和少年时一样地瘦，一样地苍白。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他把牛从牲口房里牵出来；他驾上驴子，和它们一同出发到他需要耕种的田里去。他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广阔的平原上，开着整齐的、长长的、平行的田沟。雀儿在青色的天上轻飞着；一对一对的牛在远处慢慢地、慢慢地走着。在黄昏时分，太阳已下去了，小约翰才回到田庄。于是他便和别的短工一同吃饭，然后去睡觉。
    他在医生的田庄里做了七年工，后来地主死了，遗产便分开了，于是，小约翰又失业了。那时他格外苍白，格外瘦了。他一点力气也没有，而且觉得一天—天地衰颓下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便在路上流浪着；天上的小鸟和无家可归的狗便是他的伴侣。他肩上背着一个牧人的粮袋，里面放着别人给他的面包皮。一条眼睛发亮的衰颓的野狗和他走在一起，一步也不离开他。
    小约翰爱它，他们一同吃着他那捱门乞讨来的面包。因为他多年——从童年起——没有回到洛斯•泊里爱多斯，又因为他无事可做，有一天他便想去看看那里房屋可还是象从前一样。那是冬天，他在一个很冷的夜晚到了洛斯•泊里爱多斯，那里已下过雪了。小约翰和一个农夫谈了一会儿，向他借一个栖身之处。人们指点了一处满是粪土的棚子给他。小约翰便睡在粪土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在他身旁，那头小狗蹲在那里，头朝着天，在悲嗥着。
   （望舒）

                                  7.安命
                                
    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多思加诺先生，”有时有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听说你以前很有钱，是真的吗？”
    多思加诺先生微笑了。
    “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窘得有些滑稽的神气回答，“比此地坐汽车招摇过市的人还有钱，还有钱……”
    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多思加诺每年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他的太太是漂亮而且聪明。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思加诺爱好艺术和自然。他的家是宁静的。在这个家庭里，生活是静静地流逝过去的。靠着他们的足够的收入，他们住在马德里，人们总以为他们会花更多的钱，比他们实际所花的还多。他们没有自备的车子，又只接待世交的老朋友。家里的房间都是清洁的。家具都很简单又合用。一种无上的宁静——心灵的平安——永远地笼罩着这个家庭。在墙上挂着的不是那些刺目的图画或是什么别的，而是一些名画，一些画着风景、古寺的画。你不会听到喧嚣的声音。仆役们静静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早上八点钟，在这一家未起身以前，好象是由于魔术一般，一点细小的声音也听不见，一切都已经弄得井然有序了。饭菜是简单而且烧得很好。桌布是洁白有光的，杯盘都晶莹耀目。花枝在洁白的桌布上愉快地招展着。
    多思加诺先生和他的家在马德里住了几个月，后来便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他们节约地去旅行欧洲了。
    有一天，一千八百九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巴黎的一个银行家破产了。多思加诺的全部财产差不多都在这破产中损失了。多思加诺的妻子生起病来；几年之后，多思加诺的儿子，一个炮队的士官，在古巴战争中阵亡了。两年之后，他的另一个孩子，那个纤弱而聪明的美貌的少女，突然病了，她害着急性肺炎，第四天便死了。多思加诺的妻子悲痛不已，为那接连地降到家庭的不幸所激疯，于是不得不被送到疗养院去了。她在这种持续的痛苦中活了两年。两年之后，她便离开这世界了。
    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多思加诺原有的可观的财产已差不多完全没有了。从前他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现在多思加诺的收入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了。多思加诺便到他现在住着的屋顶楼中去过活。
    多思加诺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也没有仆役或是什么人来帮助他，他亲自收拾房间，亲自在一个小炉子上做他的饭。
    多思加诺的每月的二十杜洛斯中，八杜洛斯是规定付伙食费的，四杜洛斯是付房租的，其余是作添置衣服、洗衣服、和其他意外的零用的。我对于这位小小的穷老人和他的清洁的衬衫，感到一种真正的崇敬。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吐过一句怨言。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
    “你好吗？多思加诺先生？”我问他。
    “还过得去，”他说。“谁能比得上我呢？你看，图书馆和博物院都是属于我的，我有全世界最美的图画，我要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而且，我还有一个可以散步的绝好的公园，那就是莱谛罗。”
    虽则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中碰到他，多思加诺先生所读的书却并不多。他说，所有的书所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话，只有几本书中含有人类心灵的精华，这几本才是应该经常去翻阅的，可以提醒自己，并可以长些知识。
    在天气好的日子，多思加诺先生便到处去散步。他走遍马德里的各区，漫游乡野。他慢慢地走着，一连几小时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事物。
    “我旅行过许多地方，”他对我说。“我很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在世界上得到的经验灌输到一些青年的头脑中去。可是这事必须要有头衔和文凭，而我却没有。”
    一年中，每天在多思加诺都是一样的，每月都是一般无二地过去的。他收拾他的小房间，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去散步。他老是贫苦而清洁，老是穿着他的洁白无垢的衬衫。有一天，他的屋子看门人会看不到他走下来，接着人们会知道他是病了。几天之后，一口简陋而黑色的棺木会从门口抬出来。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
   （望舒）

                     8.节日
                      
                   老去的诗人的还乡
  
    华甘先生在门限上站了一会儿，一个仆人伴着他。
    “你好吗，华甘先生？”华纳夫人对他说。
    “你好吗，华甘先生？”安东尼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今天早晨到的，为什么下午没到这儿来啊？”
   “你们怎样？……你们怎样？……你们好吗？啊啊！真的，我们已长久没有相见了。而现在，我们也并没有相见……我的意思是说我已不能看见你们了。”  
    华纳夫人移过一张椅子来。
    “这儿坐吧，华甘先生。”
    安东尼先生握着华甘先生的手，引他到椅子旁。华甘先生小心地、慢慢地坐下去。门是大开着，显出那清洁的、砌着黑白色的石块的大门洞；大群的喧闹着的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你住在自己家里吗？华甘先生？”华纳夫人问。
    “我住在我妹妹家里，”华甘先生回答。“我的房子想必变成一个十足的堆货栈了；所有的家具上一定满是湿虫、蜘蛛和灰尘。自从我出门后，已有二十年没有人进去过了。维季妮写信给我说，她每年去打扫两三次；可是我却不相信……况且，我简直不想进去；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当我为了要认认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家具而去触摸它们的时候，我会悲哀的……”
    “那么，”安东尼先生说，“今年你是想起了家乡，想来看看过节？”
    “是的，”华甘先生说，“是的，今年我想回来。我心想：‘因为肯定我是没有别的机会了，这一次我们不要放过吧，这或许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呢。’于是我便回来看看家乡，或者不如说是来感受家乡，来拜访象你们这样的好朋友们……”
    人们听见一片嘹亮的、快乐的、远方的钟声；花炮在空中响着；天空变成惨淡的青色。
    华纳夫人忽然站了起来。
    “华甘先生，露拉，克拉合，和你在马德里做过她的教父的龚琪达，你大概不认识了吧？”
    华纳夫人走到楼梯边喊道：
    “克拉合，露拉，龚琪达！……下来，华甘老伯在这里！”
    “她们大概在露台上吧，”安东尼先生说。于是他从大门洞俯身出去，朝上面喊着：
    “下来，华甘老伯在这里！”
    天花板上响起一阵急促的纤小的鞋底响动的声音；随即，在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衣衫的窸窣声、人语声和大笑声。接着，突然地，象受魔法的驱使似地，三个女孩子全在门口出现了；她们规规矩矩地直立着，用她们的兰色、灰色、黑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华甘先生。
    “你们不认得华甘先生吗？”安东尼对她们说。
    三个女孩子都默不作声。
    “克拉合，你记得在你小时候，他带你到花园里去吗？”
    “不，不，”华甘先生微笑着说：“她记不得了。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候了！”
    “你呢，露拉，你一定也记不得了，”安东尼对露拉说，“他出门的时候，你只有两岁。”
    “我呢，我倒还记得她，”华甘先生说：“露拉的眼睛是兰色的，她的眼睛不是兰色的吗？”
    露拉有点脸红了。
    “是的，华甘，她的眼睛是兰色的，”华纳夫人肯定地说。
    “龚琪达呢？”华甘先生问。“她在家吗？”
    “她在家，在你面前。”安东尼先生回答。
    “龚琪达，”华甘先生说，“十五年前抱着你受洗礼的是我啊。”  
    “是的，华甘老伯，”龚琪达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教父。”
    “她时常问起你，”华纳夫人说。  
    “我着不见你，龚琪达，”华甘先生说。“你是怎么一个模样儿？龚琪达是怎么一个模样儿？”
    “她是长长的，瘦瘦的，”华纳夫人回答。
    “她的头发是怎样的？”
    “她的头发是金栗色的，很长。”
    龚琪达的两颊绯红了。
    “眼睛呢？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眼晴是介于灰色和碧色之间的，有时候好象是灰色，有时候好象是碧色。”
    “嘴呢？”  
    “嘴是小小的，生着红红的嘴唇。”  
    “龚琪达，”华甘先生喊着，“你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真乐意在你生下只一星期的时候把你抱在手里……而你们，露拉和克拉合，你们也是漂亮的，可是我一个也看不见你们……”
    一个女仆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盘花。
    “花来了，”露拉说。
    “拿了花来了？”华甘先生问。
    “这是当‘圣处女’经过的时候，我们应该抛掷的花，”克拉合回答。
    “是些什么花？”华甘先生又问。
    “是蔷薇、丁香和素馨，”露拉回答。
    “摸一摸吧，华甘老伯，摸一摸吧，”龚琪达把花盘放到他面前说。  
    “龚琪达，”华甘先生伸出了他的洁白而细致的手来，小心轻抚着蔷薇、丁香和素馨说，“龚琪达，你满足了一个爱花而不能再看见花的老诗人的全部用以自慰的愿望……”
    狂欢的钟声在远处继续地鸣荡着；花炮震响着，人们听到一片音乐声；透明的天空已变成晦暗，星儿开始闪烁了。
    安东尼先生忽然站起来喊着：
    “拉法尔！拉法尔！”
    拉法尔走过来，进了门口。他是一个乡下人；他是安东尼先生在翁伯里阿地方的佃户。  
    “拉法尔，”安东尼先生问他，“你们是今晚赛完会以后到翁伯里阿去呢，还是明天早晨去？”
    “今晚我们想去看焰火，”拉法尔回答：“我们明天回去。”
    “听着，”安东尼先生说，“这星期你们得把全部海拉达的地耕好……就是边角上也得耕透。你们还得采完那些剩下的胡桃。”  
    “这个拉法尔，”华甘先生问，“该是你们从前的佃户拉法尔的儿子吧？”
    “对啦，是他的儿子。”安东尼先生回答。
    “拉法尔，”华甘先生对他说，“你不会记得我吧？你不记得华甘了，不是吗？”
    “记不得了，先生，记不得了。”拉法尔搔着头，不知所措地说。
    “当我到翁伯里阿去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告诉我，房子前面还有那些大榆树吗？那些榆树好看吗？那些榆树很绿吗？”
    “是的，还有。”安东尼先生回答。
    “有许多的知了吗？知了唱个不停吗？是真的吗？”
    “我想它们在唱！”拉法尔高声说。“它们一天到晚唱着。孩子们丢石子上去叫它们闭嘴；可是我告诉他们，叫他们放过它们，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
    “这倒是真的，”华甘先生说。“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
    于是他自己心里想：“我们这些诗人呢？我们和知了一样，假如生活的苦难让我们平平安安，我们便唱着，我们便不停地唱着，接着冬天来了，就是所谓老年，我们便会被遗忘、被抛弃而死去。”
    花炮的爆裂声鸣响着；赛会的行列走近了。几个矮子跳着舞走过；笛子奏着“底，底里，底”的声音，鼓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望舒）

                                 9.夜行者
  
    “晚安，约翰。”
    “我以为你今晚不来了。”
    “我晚饭吃得晚了一点。”
    “我们去散一回步，好吗？”
    “当然奉陪。”
    在总会的门口，约翰站住了一会儿，倚着手杖，低下了头。他好象是在深深地默想着。随后，他抬起眼来，说：
    “今天下午你在拉冯达纳，是吗？”
    “是的。”
    “我看见你远远地走过，我拿不准是你，因为你拿着一把雨伞，而我知道你是从来不带的……”
    柔和的银色的月光浴着屋子的正面；披檐、露台都把那尖尖的长长的影子投到白色的墙上。枭鸟在寺院的尖塔上间歇地发出神秘的叫声。约翰和我缓缓地走着。我们走完了一条路；随后我们向右转，穿过了一片广场；随后我们又走完了两条、三条、四条另外的路；最后，我们又到了总会的门口。这是注定的。约翰又在门口站住了，低下了头，倚着手杖。随后他摆脱了默想，抬起了目光，说：
    “在这儿你很讨厌吗？”
    “不，约翰，”我对他说，“在这儿我很愉快。”
    在总会里，晚间开始聚集的人群已经散了；在一个角落里，四个半浸在晦暗中的赌客，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喧闹地玩着纸牌。电灯发出一片凄淡的光。在这种气氛里，有些东西是令人厌倦的。不可理解地单调。
    “我们上去吗？阿索林？”约翰问。
    “上去吧，约翰。”
    我们走上那通向二楼的楼梯。在大厅的门口，约翰又站了一回。我开始猜想，在门和约翰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吸引力。可是约翰从他那深深的默想中摆脱出来了：
   “给我两块钱，阿索林。”
    我拿了两块钱给约翰。我们便进去了。一盏灯的绿色的反光射在一群专心地伏在那里的人的头顶上；一个声音喊着：“我压！”
    “我们压‘马’，”约翰对我说。“那个‘马’我很有把握。”
    一分钟的担心过去了。随后，突然地，他呼了一口大气，钱铛铛地响着。
    “我们赢了，阿索林。你喜欢‘七杯’呢，还是‘二剑’？”
    “随你的便，在我是一样的。”
    “那末我们压在‘二剑’上吧。”
    我对于这“二剑’比“七杯”更喜欢一点……
    约翰压在“二剑”上。庄家开始慢慢地、轻轻地丢出纸牌来了，大家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注视着，灯投下它的绿色的反光。
    “我压！”约翰突然喊起来。“安东纽，我不压‘二剑’压‘七杯’……”
    “七杯”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阿索林？”约翰对我说。“我有一种灵感。这‘七杯’是靠得住的。”
    约翰继续地压这两张牌，我观察着人们的目光、举动、和在赌桌上许多手的热狂的往来移动。这样过了多少时候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
    “阿索林，”我听见约翰这样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六个杜洛斯了。”
    “应该把它全部压上去。”我对他说。
    他有点惊愕。
    “这样吗？……”
    “随你的便，可是我以为我们应当来一个孤注一掷然后才走。”
    ”很好，”约翰决然地说，“我们来一个孤注一掷吧……哪一个你最有把握：是‘杖仆’呢还是‘四钱’？”
    “这在我全是—样的。”我对他说。
    “我想这‘杖仆’靠得住一点，可是，这‘四钱’……”
     约翰压了“杖仆”。庄家开始慢慢地丢出纸牌来。
   “我压！”约翰忽然喊着。“安东尼，这六个杜洛斯移到‘四钱’上去……”
    “杖仆”出来了。
    “哎啊！”约翰惊愕地、失望地喊着。
    “约翰，”我笑着对他说，“值不得那么懊丧……”  
    “我的老阿索林，我要对你讲，我对‘杖仆’很有把握，而且，我差不多断定它会出来；可是这‘四钱’……这‘四钱’……”
    于是他便开始发有关“杖仆”和“四钱”的可能性的长篇大沦……
    “我们去散步吗？”最后他向我这样说。
    “随你的便。”我对他说。
    那柔和的银色的月光浴着大路；屋檐、露台都投下长长的尖尖的影子；在沉睡的城中，一种深深的寂静支配着；枭鸟很响地振着羽翼，一个遥远的声音唱着一只悲怨的朗吟歌：“赛莱诺，一点钟！”
    约翰和我慢慢地走着。
    “约翰，”我对他说，“你每天都睡得很晚吗？”
    “我呀，阿索林，”他对我说，“我不看到晨光不能睡觉。”
    我注视着约翰。还有什么生物比小城的夜行者更希奇更有趣吗？在死去的城的无尽的夜里，那些不可思议的夜行者在干些什么呢？他们把那些冬天的早晨的单调而永恒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呢？
    “约翰，你整夜干些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找些娱乐不见得容易吧。”
   “让我对你讲，”约翰回答。“我在总会里过我的一夜的开始，一直到午夜；接着和三四个朋友到其中的一人的家里去吃宵夜，然后我回家去，在那里做一些事。上个月我做了一个报纸罩子；当人们要遮住总会的图书室的时候，我便决意来做这工作，我是在夜里当会员们都走了的时候做的……”
    我们一条路、两条路、三条路，四条路地走去；我们穿过一个广场。一幢房子的还有灯光的窗子出现了。
    “阿尔弗莱多正在干什么呀？”约翰问道。于是他喊了：“阿尔弗莱多！阿尔弗莱多！”
    一个青年人在露台上出现了。
    “晚安，约翰和他的同伴。”他这样说。
    “可是，这样早干吗？”约翰问他。
    “我明天要动身到加尔德洛耐思去看看葡萄收成怎样，”阿尔弗莱多说：“我要在星期四开始榨葡萄酒……”
    我们和他告了别。
    “你愿意到舍间去吃点东西吗？”约翰说。
    “随你的便，约翰。”我这样对他说。
    到了门口，约翰又踌躇了一会儿，深沉地思索着。接着他对我说：
    “哎啊，阿索林，假如我不起那换压牌的坏主意……”
    我们走进他的家，约翰开了电灯，我们便走进饭厅。约翰从食橱里拿出了几只杯子，一瓶酒，一些腊味，一些乳酪……
    “还有点肥肉，阿索林，”他指着一个碟子对我说，“我们来煮一煮好吗？”
    厨房很近。我们升了火，烧着肉；可是我们找不到盐。约翰走出去，开了进口处的尽头的那扇门。  
    “露拉！露拉！”他喊着。“你把盐放在什么地方了？”
    随后他回转来，在食橱的抽屉里翻着，把盐瓶拿了出来。
    在我们边吃边谈的时候，时间过去了几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一个钟，一个外省家庭的极大的钟，敲了四下；远处鸡啼了。在窗子玻璃上，一片惨淡的光现露出来了……
    “约翰，我走了。”我说。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阿索林，今天下午见吧。”
    门关上了，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我望着那好象是镶在两行房屋之间的东方，我看见它被染成鲜红色、珠色和金色。
    （望舒）

                                    10.斗牛
                                  
    我走进他们家里时，一条狗开始吠了。
    “别叫，加林！”依沙贝尔夫人命令说。
    “你好，依沙贝尔夫人，”我向她招呼。“多马斯先生怎么样？他已经出门了吗？”
    那条狗走到我的身旁，低着头，发着模糊不清的呜呜声。一个声音从书房里叫道：“是你吗？阿索林？进来，进来。”
    我走进了书房。多马斯先生正站在一个椅子上，两手伸向橱顶，橱顶上堆着八九个帽盒。多马斯先生从中取下一个来，接着便一个一个地都取了下来。
    “我要在这上面找一顶帽子，”他解释说。
    “可是这都是草帽呀。”我很注意地望着那些帽盒回答。
    “是的，都是草帽；我在找一顶宽边的帽子，我记得它就在这里。”
    “这些帽子都是你的吗？”我向他发问。
    “是的，都是我的，我一生的历史就在这里。”他说。  
    “那么从前你想必也曾做过纨绔公子吧。”
    “在那些年头，人们的确能够穿得非常讲究，”他说，“可是眼下却没有一个成衣匠会裁那样的衣服了。”
    多马斯先生从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宽边的草帽。“你看见这顶帽子了没有？”他问。“我曾戴它去赴支持卢麦的人们那年在喜剧院开的大会……”
    他想了一会，便向我问道：“你还记得支持卢麦的人们在喜剧院开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我不清楚，多马斯先生，我想大概是在一八九八年吧。”
    “你敢背定吗？不是在巴塞罗纳博览会以前吗？”
    提到博览会，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盒子里取出一顶帽子。
    “这就是我在巴塞罗纳大会中所戴的。”他说。
    “家里有这么多的帽子，你为什么每次还要买新的呢？”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回答。“我是很少到马德里去的。我每到那里去一次，总要买一顶帽子戴着回来。等到下次我去的时侯，式样又变了，于是我又不得不买一顶新的。”
    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帽子。“这一顶，”他把它拿到亮处说，“现在还可以戴。这是我上次为捷阿雷的大会买的……”
    他想了一会：“你还记得捷阿雷的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不十分记得，多马斯先生，但我想总在一九○○或一八九九这两年之间。”
    “不对，不对！一定比那还要早。我那时所穿的上衣大概还在这里。”
    多马斯先生打开一个衣橱，开始在那些上衣、裤子、大衣、背心中翻起来了。依沙贝尔夫人站在门口了。
    “喂，多马斯，”她喊，“快晚了……”
    多马斯先生转过身来，肩膀上搭着一件燕尾服。“来了，马上就来了！”多马斯先生喊。“人人都收拾好了吗？如果今天下午下大雨就糟了。”
    多马斯先生匆忙地戴上一顶白帽子。我们走到甬道里。我们听见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极有节奏的鞋底声，一声轻微的咳嗽。幽尼达活泼而且兴奋地走出来了。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手里拿着些石竹花。  
   “妈！”幽尼达叫了依沙贝尔夫人一声，但又突然停住了，仿佛想不起要说什么话似的。幽尼达的脸好象一个蛋圆的、柔软的橄榄，呈现着一种古铜般的光辉——一种在黝黑的女人的皮肤上少见的，见了就使人惊异的古铜般的光辉。
    幽尼达的两眼又大又黑，从它们里面闪耀出一股神秘之火，熊熊地一闪，接着便忽然熄灭。她的嘴唇是丰满而且红润的。她的两脚是纤小、细长、而且呈弓形，从高而窄的鞋底上现出柔和的曲线；薄薄的丝袜露出那淡红的皮肤。那挂在额角的细软如丝的黑发——再加上这一笔，她的画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肤配得非常调和。就是一个专画西班牙风物的画家都不能说画得不对。
    “妈！”幽尼达又问，把石竹花拿给依沙贝尔夫人看。雷声沉闷而且遥远地响了。
    “是打雷吗？”依沙贝尔夫人问。
    “我想恐怕今天免不了要下大雨吧，”多马斯先生说。
    幽尼达这时似乎已经有点不耐烦，有点神经质了，第三次问：“妈，我怎样戴这石竹花呀！”
    “那位干事说，可以把它们佩在头发上和衣襟上，”依沙贝尔夫人微笑着回答。
    “对了，对了！”幽尼达高兴地大笑了，她的胸前的曲线轻微地起落着。
    “什么干事？”我问。
    “《时装杂志》的干事。订户们有事可以问她，她答复她们提出的一切问题。”
    “我给你看！”幽尼达说。伴随着一个迅速的动作，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有节奏的鞋底声，她跑了进去，接着不大工夫又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跑回来。
    “我们问她赴斗牛会时石竹花应该怎样戴。”依沙贝尔夫人告诉我说。
    “她便答复说，”幽尼达接着说，“石竹花可以佩在头发上；但也可以系在衣襟上。这种石竹花多半是红的，但白的自然也可以用。这两种颜色可以形成一种很好看的对比。”
    “我们接到了答复，”多马斯先生接着说，用他的手杖在地板上敲了几下。
    天色渐黑了；雷又响起来了，巨响惊人。
    “大雨来了。”多马斯先生断定说。
     我们大家都愕然无声；我们从门口向那铅色的天空窥望。一辆四轮马车——一辆笨重的、旧式的、舒服的乡下四轮马车——在门口停住了。
    “拉蒙，”多马斯先生唤那个赶车的仆人，”拉蒙，你看天气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会挨雨淋吗？”
    拉蒙微笑着回答：“有点象吧，老爷！”
    闪电急剧地闪着，雷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大而密的雨点落了下来。在会场那边，人们都惊慌地跑，急忙撑起他们的伞。
    （霞村）

                                       11.沙里奥
  
    这位名人的朋友和崇拜者，读到这篇东西的时候，会茫然若失了。沙里奥病了；沙里奥不见了……我在早晨来到这个平静而明朗的小村子里，太阳照耀着那片广场；青色的、清新的影子从房子的披檐上投下来，复盖着那些大门；教堂和它的平平的石楼阁、老旧的楼阁、涂金的楼阁，在远处耸立着，描画在明朗的、耀眼的长天上。在中央，流泉让它的潺潺的水从四条管子里泻落到雕刻的石池里。我站了一会儿，玩味着这青色的影子，闭着的窗户，深沉的寂静，流波的幽韵，楼阁，飞燕，和悠长的、有节律的古老的钟的报时声。接着便去敲这伟人的门：“当，当。”门是虚掩着；进去不能算是冒昧。过厅是荒凉的；在桌子上我看见了一个烛台和一根点了一半的蜡烛，一个空的杯子——也许是用来吃药的——和一大堆的原封未动的外省的报纸。一片深深的寂静充满着整个屋子；家具全复满了尘埃，一两张椅子已经坏了。寂静在空气中浮动着，而你可以从这各方面的细节中看到一些象是一种深沉的懒散，象是一种深沉的疲乏，象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绝望的感觉。我想：“这真奇怪。”于是我便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已经有点悲哀了，已经被这种荒凉景象所呈现的不可言状的忧郁所占据了。我又想：“这真奇怪。”我站了起来；后面是花园的门，我望见了橙树的鲜绿色和石榴树的暗绿色。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房子里连一点轻微的声息都没有。于是我便使劲拍了几下手，象在乡下一样地高声喊着问：  
    “有人吗？”  
    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来。我认识这一类的房子，这些房子看起来很荒凉，而其中却住着一个乡村的愤世者；这些房子有老旧残破的家具，深闭而满是尘土的客厅，永远不生火的厨房，野草漫生的小花园，这些房子永远没有人，却时闻门声轧轧，而在那里你可以看见那唯一的居住者的无声的黑影飘过。我认识这一类的屋子。一种不幸的预感开始侵入我的心灵。我再用力很响地拍着手。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仆人从花园门走了进来。你曾经注意过那些奇怪的房子里的仆人的特殊的神情吗？他们就象是一些既期望着什么，同时又畏惧着什么的人们；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忧虑、哀伤和神秘的恐惧的迹象；你可以说他们是在每个角落里嗅着藏金，他们是在想着遗产、遗嘱，而且他们在心里感到被某种尚未到来的事情所激怒了。
    我问这个仆人：
   “陆兰若先生呢？”
    他回答我：
   “他在睡觉。”
    已是上午十一点钟了；这句简单的话使我十分惊愕。
    “那末他害病了吗？”  
    他并不直接地回答我的问话。
    “他早上三点钟曾经起来过，”他这样对我说，“接着又去睡了。”
    我惊诧着。沙里奥三点钟起来接着又去睡了？这是出乎意外的、闻所未闻的。而当我的惊诧平静了一些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我这位出名的朋友的三个美丽的女儿：卡尔曼、露拉和柏比达。卡尔曼是纤瘦细小的，生着棕色的头发，青色的眼睛。我问：
    “那么卡尔曼小姐呢？”
    “她出嫁了。”仆人回答我。
    我感到一种轻微的幻灭。于是我便想起了露拉。露拉是高大的，生着金栗色的头发，细小而洁白的牙齿。
    “那么露拉小姐呢？”
    “她也嫁了。”  
    我感到另一种迷茫的失望之情。于是我想知道柏比达是怎样了。柏比这是三个之中最漂亮的一个。柏比达是我最要好的女友。柏比达用舒缓而忧郁的手法，在钢琴上奏着《歌人的祈祷》。柏比达具有女子那种不可抵抗的魅力的两种美丽的天赋；柏比达有美丽的手和美丽的声音。关于声音，一个希腊人——柴农——曾说过，“是美丽的花”；关于手，那时我想不起任何哲人的佳句，可是感觉到被那长长的、细细的、白白的、尖尖的，绢一般的、饰着匀整、弯曲、桃色的指甲的手指所征服，是用不到求助于古代和近代的哲学的。  
    我又问，有点踌躇和恐惧了：  
    “那末柏比达呢？”  
    “她死了。”仆人回答。  
    我怀着一朴无限的、不可描摹的心情听到了这句话。在这所荒凉的房子里浮着的这种气氛的神秘，现在已很清楚地显现在我面前了。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些人如何会这样迅速而突然地死去呢？在我们所热爱和偏爱的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固定的，不变的东西吗？被悲哀所征服，我无意识地望着那点了一半的蜡烛、空杯、原封不动的报纸堆。忽然，我听到有一种沉重的脚步声从楼上发出，我听到一个喊仆人的沙哑的声音，喘气的声音，悲伤的声音。这是沙里奥的声音。过了几分钟，这位伟人在楼顶上出现了。这是他吗？这不是他吗？沙里奥曳着脚步走着，从前，他的胡须是剃得光光的；现在，他却长着一嘴不加修饰的密密的胡须了。从前，他佩带着一根极粗的银表链和一块大表坠子；现在，他已不佩带了。从前，他是照例穿着一件上过浆的耀眼的衬衫——那衬衫很有气派地在他胸前隆起着；现在，他却穿着一件软衬衫了。我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起过，凡是一个不穿白硬衬衫的人是不会有才能和毅力的；当我发表了这个意见的时候，有几个可敬的妇女——我的女友，都有意见。一个妇女不能相信，一个男子没有了这种不能免的附属物，便会没有毅力和才能。然而有几位妇女却信服了；可是已迟了一点了……
    那一向是那样整饰的沙里奥，现在已不穿硬衬衫了。你们要知道他的可悲的没落的详情吗？我在他面前又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这种悲哀来到我的心头，加到我已经感受到的那种悲哀上。沙里奥拄着手杖，慢慢地走下楼梯来。我惊诧地望着他。在小村子里，有些曾经以亲切的态度和质朴的话使你们心醉的、卑微粗野的男子和妇人，他们的死去会和一个英雄或是一个大艺术家的死去一样，使你们产生同样的悲悼。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所认识的那些贝德罗，安东尼，路易思，拉斐尔，阿尔贝多都到哪儿去了呢？或许他们已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已在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可爱的音容的时候，都已死去了；或许，其中一个，——有如这位沙里奥——还在他的家室的没落中，在我的朋友的死亡中，在一切造就他的时代的环境的消失中独自活着。于是你便看到这种悲剧的、苦痛的、孤独的生存，在乡村的住宅中，在生和死之间，垂垂欲灭的经过两年，三年，六年。均势和平衡都已消失了；这种衰落或许是由一种轻微不如意开始的；接着，精神上的不幸，疲倦，患难，都压到心灵上了。于是，慢慢地，正如在恶梦中所经历到的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从想摆脱的断岸上不由自主地滑下去。这样，有一天，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衣饰；又一天，我们忽略了屋子的整洁；另一天，吃饭也没秩序了；又一天，我们爱好的娱乐——打猎，音乐，我们也渐渐地忘了……于是在家室的零乱中，在我们个人的不修边幅中，神经的虚弱将可怕地发展起来，而已经绝望了的我们，便一任那将我们引向消亡的定命之流摆布、侵蚀。亲戚朋友们或许会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他们会到远方去求访一位名医；他们会试一试这种或那种的疗治方法……可是全没有用；年岁过去了，青春的活力消失了；那种使我们沉沦了的气氛已经形成，而一切的救拔我们的努力也是徒劳而无补的了。
    现在你已经懂得沙里奥的悲剧吗？当时他下了楼梯，他在我面前走过，却不认得我。我站在他面前。
    “沙里奥！沙里奥！”我向他这样喊。
    于是，他用他的熄灭了的、无力的眼睛注视着我，深思了一会；接着，他张开了嘴，好象要说什么而说不出似的，最后，他用一种沉着的、冷淡的声音喊出来：
    “啊，是了，阿索林……”
    于是一种深深的可怕的寂静又笼罩着这过厅了。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的谈话是没有必要的。在生活的某些时候——譬如，当经过了长久的岁月，你碰到了你曾经爱过的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候，你以为你将要说许多话，你以为你将要表白出一大堆的纷乱的感情，然而，你却会连最平常的俗套也说不出来。
    我保持着沉默、悲哀、空虚，对着这位伟人。而当我走出了这所房子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平静的广场，愉快而青色的影子，平平的楼阁，关着门的露台；我又听见了流水的潺潺声，那飞快的穿过天空的燕语，和那有节律的、永恒的、对世人的悲哀漫不经心的、报时的老旧的时钟的鸣声……
    （望舒）

                                  12.哀歌
                                
    “阿索林先生，这是一只哀歌吗？”
    “亲爱的读者，这是一只哀歌吗？”
    她的名字叫胡林。你对胡林这两字的初步想法是怎样？你以为这是一个金发的、活泼机警的男孩子的名字吗？不是，你错了。胡林，那就是胡丽雅。而胡丽雅是一个窈窕瘦小的、生着两只蓝色的忧郁的大眼睛的少女……我记得，在阔别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我曾经度过童年的这个单凋的村庄。那是一个很早的早晨，我走在那宽阔的路上，两边都是门儿紧闭、过厅里静静无声的低低的房子。太阳舒缓地沐浴着白色的房子的正面，教堂的有节律而嘹亮的钟声不时地响着，而那在夜间沉寂了下去的铁匠作坊，也开始歌唱了。我将对你说，当村庄的这一切可敬的累世的行业醒过来的时候，那才是无上的好时光啊。假如你爱它们，假如你为它们抱着深深的同情，你在这个清鲜、明朗而有精力的时候可以看见那些车作坊、锅子作坊、锡作坊是怎样地开门。那些好象乾涸了的，好象吓怕了的，好象是躲在一个阴暗的门下的，在一条斜倾而寂静的小路上的几家还存留下来的老旧的作坊，是如何地开始工作。那些铁匠作坊是带着那样一种愉快、有力而协调的当当声放出它们的歌来。我对于那些打铁炼钢的人有一种偏爱，愿我的木匠朋友们原谅我这种一直瞒到现在的秘密。我说这句话，对他们没有丝毫的不敬之意，以后我还得写几行给那些崇高而和气的、制造木器的人们，作为友谊的献纳。现在呢，我要到铁匠作坊里去坐一会。炉子里的火焰优美地跳跃着，风箱大声地抽动着，在作坊的中央，那个淳朴的、可敬的旧铁砧，铁匠作坊的灵魂，正在等待着那行将承受锤打的烧红的铁，于是铁从火里取出来了。于是铁锤用力地接连打下去，快乐地唱着它们的千年不变的歌，而同时那个大铁砧，它好象是怀着一肚子的满意——或许是虚荣心——想着，假如没有它，铁匠作坊里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铁锤时时停下来，老板和我谈着本地的事情，那就是工作的多少，新造的房屋，以及那些从工厂出来的铁器是如何地不经用——这是无疑的。我觉得在城里的大工厂里，在工人的迅速而烦嚣的人群中间，机械地、大宗地制造出来的一切锁、闩、铁条，比不得从前的那些铁器；而现在人们也在村子里锻轧的铁器，都是没有灵魂，没有那些神秘而不可解释的特性的。在村子里，人类的心灵好象创造了一种不能毁灭的、经久不变的东西……
    铁锤唱着歌，用它们那嘹亮而有力的声音唱着；风箱带着一种沙哑声抽动着。现在，老板和我已不谈那收成、工厂和房子的事了。我们谈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朋友们。假如你在离开你的村子不几年或是多年之后回来，这些回忆是免不了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别处已谈到过了。拉蒙，路易思，焕，拉法尔，安东尼，现在都怎样了？贝特罗后来如何了？韩耐洛费尽心思建造了一所绝好的房子，住了八天就死了，这事是真的吗？拉法尔是否把他的多米拉尔的土地遗留给他的侄女胡妮达——医生巴多洛美的女儿？
    当我说出胡妮达这名字的时候，那老板沉思了一会。他一只手拿着铁锤，一只手拿着铁钳，对我说：
    “你难道不知道胡丽雅死了吗？你还记得吗？胡丽雅，阿尔伯多的女儿……①”  
    是的，我记得：听着老板的话，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悲哀。一方面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是一个纤细、皎白、温和、生着一双梦想的、沉思的、悲哀的蓝色眼睛的少女，你对于这两者之间的鲜明的对比不觉得离奇吗？你或许不知道，在那些村庄里，无疑地少女们还是最富于浪漫情调的，这就是说，那里有些在钢琴边奏着悲哀的曲子，寂寞地度着时光，读着小说，背诵着诗词，尤其是带着那无法形容的微笑，带着可爱的、神明的、淳朴的微笑的少女。在村庄的节日，或是，有一天当你们坐在车子里，读倦了你们手中那都讲着一件事的报纸，朦胧地依窗闲眺着那些俯临着车站的露台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过那样的少女吗？
    铁锤继续着它们的快乐而有力的歌；风箱发出“法——法——法……”的声音。我失去了我在铁匠作坊所感到的平静：一种不可克制的悲哀占据了我的心。当我走出来的时候，巴尔达若尔正在门边。
    我对他说：
    “你好，巴尔达若尔。”
    他对我说：
    “啊，阿索林！什么好风把你吹来的？”
    巴尔达若尔是照相师。你敢说在小镇上还有比照相师更有趣的人吗？希望这种妄想永不在你的想象中发生。我也很看重照相师，过几天我还要写点亲切的东西献给他们。现在呢，我要到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家里去坐一会了。我要和这个质朴的人谈话，并且看看他放在大柜子里的那些照片。我对你老实说——当我到了一个陌生的镇上，我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去看照相馆的店面。在那里，我看到那些镇上的我所不认得的人物——这或许会使我觉得他们是很给人以好感的——以及那些我上面所讲过的那样不相同、那样谜一样的少女的脸儿。这些脸儿能说些什么呢？在那些妇人的、少女的头脑里，有些什么念头，什么雄心，什么希望，什么幻灭呢？我们可以从她们嘴的收缩上，手的形态上把这些都猜度出来吗？
    我走到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的店门前。我凝视着这些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一张使我产生一种生动而深切的情感的照片上。你已经猜到了吗？那正是胡林。我专心地注视着，深为感动，忘记了一切。
    巴尔达若尔对我说：
    “你看什么，阿索林？”
    我对他说；
    “我看胡林，阿尔伯多的女儿。”
    “啊，对了！我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的病已经很利害了……”  
    照片上胡林是坐在一张粗制的小长椅上；她的脸儿比我最后看见她的那次还要椭圆，还要纤细；她的身体比从前更加瘦小，她的眼睛似乎比从前更含深思，更大；她的手臂带着一种疲倦而忧郁的绝世的姿态垂着。一把半开着的扇子横在她的纤纤的玉指间……
    房子的过厅里充满一种深深的沉静……一只大蜚虻发着巨大的嗡嗡声来去乱飞着。
    我向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告了别。铁锤用它们的快乐的声音在铁砧上唱着歌，远处的寺钟在召唤信徒们去做上午最后的弥撒。我慢慢他走着，我想：“美的东西应该是永劫不灭的……”
    （望舒）
  ————————
    肖毛校记①：原书此处没有双引号。

                             13.蒙泰尼①的理想

    “你说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绝对地快乐：当我解剖他的脑盖骨的时候。……”
    “你解剖过他的脑盖？”
    “我以法医的资格去做的。亚历杭得罗是我从前的好友之一，那是我一生最沉痛的事情之一。”
    “这人是怎么死的？”
    “象他生存的那样死去：没有沉哀，也没有悲伤，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悲悼。”
    “那正是我所佩服的、生活在三、四世纪以前的另一个人的理想，那就是哲学家蒙泰尼。那位哲学家愿意死在一家客栈里。他说过：‘我们要在熟人中间生活而欢笑；我们要到陌生人中间去悲伤而死去。’”
    亚历杭德罗就是那种到处唤起别人的毫无拘束的快乐的人之一。
    在一切的快乐中，最无拘束的、最愉快的是孩子们的、乡下人的、野蛮人的——即那些比我们更接近“自然”的人们的快乐。亚历杭德罗是怎样一个人？
    “他身材高大，肥胖，生着粗祖的脖子和小小的头。”  
    “他有钱吗？”
    “他还算富裕。可是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花费在娱乐和旅行上。当他死的时候，已所剩无几了，死神来得正是时候。”
    “他没有儿女吗？”
    “他是个独身汉，他说他认为没有把他的姓氏在世上传下去的必要。”
    “这一点也正和我刚才说过的那位哲学家相象。那位蒙泰尼也不希望他的家族传衍下去。他写道：‘当我去世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地以世界上将发生的一切来自慰。’请问，亚历杭德罗旅行吗？”
    他经常到马德里去，他竟在那里非常出名了。有一天他走进一家咖啡店，叫人去说客人的账全由他来付。客人都问：‘谁付的？谁付的？’而当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他跳上一张桌子，用不连贯的话开始发表演说。”
    “他一定是醉了。”
    “不，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他所爱的是吃得好，吃得多。这就是他的死因。”
    “他是中风死的吗？”
    “是的，先生。一天晚上我们在老总会里玩……你不知道老总会吗？”
    “不知道，先生。”
    “它多年以前就没有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那里吃夜饭，亚历杭德罗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盼着他来。亚历杭德罗不会不来。不久，我们就看见他在门口出现了。于是欢宴开始了……我记得，在吃完饭拿来咖啡的时候，我取了一杯，加上糖浆递给亚历杭德罗。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才去喝它。可是当他把杯子从唇边拿开的时候，他扮了一个难看的鬼脸，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仿佛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杯咖啡有毒药的味儿。”
    “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不知道，这或许是一种预感。糖浆里一点别的东西也没有；我们大家都喝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一时了。我走了。因为我喜欢早起。‘明天见’，我对亚历杭德罗说。‘你还要到这儿来吗？’他问我。‘对啦，吃过饭来。’我回答。有三四个朋友和我一同离开，可是亚历杭德罗却和两三个最会吃的朋友留在哪儿。”
    “以后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谈天，喝酒。后来的事情我都知道，因为看门人时常对我讲起。亚历杭德罗每逢这样大吃大喝的时候，临了总要跳一次他自己发明的舞。
    “是他自己发明的吗？”
    “很可能是的。那是一连串的跳跃和旋转。那天晚上他也跳了。别的人唱着歌拍着手，而他却在合唱中用他的肥大的身体跳跃着。可是跳了一会儿，他突然离开了别人，到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在那里，他把胳膊肘搁在桌面上，把头托在手掌上，闭拢了眼睛。”
    “这难道不引起别人惊异吗？”
    “不，绝对不，别的人都有点醉了，况且亚历杭德罗在大吃一顿之后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当亚历杭德罗睡觉的时候，他们怎样呢？”
    “他们走了，亚历杭德罗一闭眼就打起鼾来。‘亚历杭德罗睡着了。’他们说着便走了。看门人便叫妻子去拿了棉被和枕头来，两个人就服侍亚历杭德罗上床去睡。其实，亚历杭德罗打了一阵鼾，便死了。看门人时常对我说，当他妻子和他帮助亚历杭德罗上床的时候，他说：‘见鬼，亚历杭德罗先生今晚怎么这么重！……’亚历杭德罗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看门人走进厅里去，看见他正和他昨晚离开时一样，‘亚历杭德罗先生，亚历杭德罗先生！’他向他喊着。可是亚历杭德罗一动也不动；于是他去拉他的手，拉他的脚。他大吃一惊，发现他的手和脚已是那样地僵硬了……当天我就解剖了他。我剖开了他的脑壳，我以为我是永远不能找到脑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坚硬的头骨，在里面只有很小的一块脑子。”
    “这样说来，要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是不应该有脑子的了？”  
    “这是可能的……”
    （望舒）
  
    ——————————
     原书注释① 蒙泰尼（Montalgne），十六世纪法国散文家和哲学家。

                                   14.黄昏
    
    约翰先生，马利亚夫人，贝璧达都在壁炉前坐着；火焰跳跃着，摇曳着，舐着炉上的黑色石板。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门。  
    “这是谁呢？”马利亚夫人说。
    “不知道，”约翰先生说。“一定是白德鲁和罗拉吧……”  
    “你相信他们敢在这种天气跑出来吗？”马利亚夫人反诘道。
    外面下了一整天的大雪，围绕着这古城的辽阔的田野已经变成了白色，橄榄树都好象是白色的翎毛，压在雪底下的葡萄蔓都成了无数的小堆。人们或许在路上会看见一个旅行者的车迹，从这一方面来，向另一方面去。
    “是他们，”马利亚听见了甬道里的说话声。
    这时，突然，在大厅的门口，他们听见一个女子的清脆的声音说：
    “晚上好！”
    接着又有一个男子的响亮的声音说：
    “晚上好！”
    你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里的欢乐、力量，和深切的情意吗？在乡村里，这个短短的句子是有一种别处所没有的含意的。我们曾在我们的田地里，在我们的葡萄园里度过了一整天。我们曾谈到灌溉，谈到修葡萄。谈到播种，我们也许在俱乐部里无聊地度过了两小时。如果这是榨橄榄的时节，我们便是从油坊那里来的，我们曾看到油是怎样一滴滴池从榨床里流出来，于是，到了晚上，在饭后，我们便坐在火前。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了“晚上好”这短短的招呼声，我们手里正拿着火钳拨火，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转过我们的头去。
    “啊！”约翰先生喊。“我以为你们今天不来了。”
    “那么我们独自在家里做什么呢？”罗拉夫人说。  
    “我才不怕冷呢。”白德鲁先生快活地说，同时取下他的帽子，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接着，他换了一副严肃的口气说：
    “听着，”路易斯今天来说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约翰先生反诘道。  
    “我今天早晨在爱拉这见过他……”
    “你今天早晨到爱拉达去过啦？”约翰先生插嘴道。
    “是的，我去看橄榄怎么样了。我想我星期二就可以开始收了……回来的时候我碰到了路易斯。我们谈到他要和你进行的交换，拿他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换你加德龙的那块田。他问我这件事是否可能。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是今天晚上见到约翰的时候，跟他说说’”
    约翰先生手里拿着火钳，沉默地躬身在火前慢慢地拨动着那些木块：他把一块敞开的木炭夹过来，他又把一个巨大的橄榄树干翻转来，为的使它燃烧得好一点。
    在一个短短的沉默之后，他慢慢地说：
    “你说，拿他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换我加德龙的田？”
    “这是他跟我说的。”白德鲁先生说。  
    约翰先生又开始拨火。正在低语着的马利亚夫人、罗拉夫人和贝璧达，这时也沉默起来了。在外面，风一阵阵地吼着：人们时时听到一扇窗子在远处响着，——这种疯狂的、不安静的、神秘的窗子常常在有风的夜里，在一个仓房里；在一个洗衣场里，在一个卧室里。或在一个人们从不进去的房间里响着，常使我们在童年产生一种空虚的恐怖。火焰跳动着。摇曳着。人们听到大钟的悠长的、沉重的声音。
    “我以后再跟你谈吧……”末了，约翰先生这样大声说了一声，接着，他又停住不说了。
    “是加德龙的田吗？”马利亚夫人问，她急于要知道约翰先生说什么，不能再忍耐了。
    “路易斯就是要那块田，”白德鲁先生说：“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离他的别的土地太远了。对你们来说这交换倒有些方便，因为你们附近有索龙拿的地……”  
    “是的，”约翰先生说，“不过我相信加德龙的田比芳丹纳的新葡萄地大得多。”
    “这我不否认，”白德鲁回答道：“可是你要知道那块新葡萄地有很好的根系，今年就可以有不坏的收成呢。”
    又是一次很长的沉默。四壁挂着两三幅歪斜而乌黑的旧画，两只金丝雀一动不动地立在它们的笼子里，不时地——其中一只睁开它的红边的圆眼——移动移动，在那些柳棍上啄几下。在远处，城中的老时钟发出了悠长而沉重的鸣声。火焰在巨大的树干上发出蓝而透明的颜色。白德鲁先生卷好了一根纸烟，轻轻地拍着手，又把他的口气从严肃变为快活。  
    “啊，贝璧达！”他喊道。“你呢，你以为怎么样？你比较喜欢哪个？加德龙的田还是爱拉达的新葡萄地？”
    贝璧达是一位苗条的、洁白的、淡发的少女。她有一张好看的、柔和的长圆脸，她的两眼，大而且灰，有一层淡蓝的眼圈。贝璧达的白而长的手是在她的膝上交叉着，贝璧达笑着抬起了她的眼眉，分开她的两手说：  
    “我不知道，白德鲁先生，想必都是好的吧。  ”
    “没的事，没的事！”白德鲁先生带着一种滑稽的郑重其事的神气抗辩说：“你不告诉我们怎样做，我们就一步都不能进行……”
    接着，眼睛望着他的纸烟的烟怎样上升，怎样消散，他突然用一种更随便、更亲热的口气喊道：
    “说老实话，你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在阿巴狄亚看见的是谁吧？”
    贝璧达微微地打了一个冷战，也许她的两颊这时露出了一抹鲜亮的红晕吧——这种红晕在她的额角上的那些卷曲的、纤细的、美好的，淡褐色的发辫下衬出了一种鲜艳的情调。白德鲁先生暂时沉默了一会；也许他是故意要看看贝璧达的这种轻微而无声的苦痛吧。接着他便说：
   “我看见了罗莎利多和安东纽在一块走，人们说他们已经和好了，今天看来，他们真是和好之至了。”
    贝璧达的健康而调和的颈部的曲线至此才恢复了它的波动，这位恶意的狡猾的白德鲁先生所说的原来不是她所担心的。
   “是的，是的，”贝璧达用我们在逃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危险后说话时所用的那种急速和快活的口气喊道。“是的，是的，真的呢！自从安东纽抛弃了她，罗莎利多就病了。这原是她要重修旧好的……”
    “我今天下午两点钟在老教堂作‘九日经’时也见到他们。”罗拉夫人说。
    又是一次很久的沉默。在外面，从路上，不时地传过一位过路者的急速的、响亮的脚步声。我们在晚上，在孤寂中，在沉默中听到的这些脚步声有一种奇怪的声响。街上是阴晦而且冷清；远处，人们也许可以听到一位更夫的平板的、缓慢的语声；也许——如果这些古城有铁路——人们也许可以听到一辆机车的窒闷的、看不见时汽笛声。于是，这一切声音——脚步声、人语声、汽笛声，窗子的拍击声，木块在壁火中的爆炸声，金丝雀的有节奏的啄声——于是，这一切声音便造成了一种高度的和谐，一种深邃的、神秘的合唱，就仿佛是宇宙万物的永恒的、不可知的语言一样。
    白德鲁先生用火钳拨着火，马利亚夫人，罗拉夫人和贝璧达闲谈着。夜已经深了吗？那老的时钟又开始敲了。回去睡觉的时候到了。当所有的人都走到门口分手时，在漆黑的夜色里映出了那铺满全街的模糊而浮泛的雪层；被风吹得摇摆的路灯在各处闪烁着。
    白德鲁先生和罗拉夫人的身影随着响亮的脚步声走去了，在远处消失……
   （霞村）

                           15.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一
                              
    一阵遥远的铃声带着一种颤动而悠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接着，另一阵更近一些的铃声用一种嘹亮的、喧闹的爆发声来回答它。圆而大的电灯不时地闪烁着，有时候它们好象是要熄灭了，可是不久又发出它们那惨白的光来，引擎的巨大的喘息在大窗下震响着，人们听到那辽远的汽笛声，货物车带着一种冲撞声和吱吱的喧声经过，一个报贩子唱着一种悲哀的调子，时长时短的火车的汽笛声响了。在远处，在—片暗黑的天空上，描画着那不动的扬旗的红色光点。而那些大而圆的电灯，也时时在它们的凄冷的光中静默地闪烁着……
    火车将要开了。一个穿孝的妇人上了我那个车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六个孩子也跟在她后面上来。他们都很小，生着栗色的、棕色的短而细的头发，红红的面颊。火车就要开了。在我的右边，很严肃地坐着一位四岁的小先生；在我的左边，是一位三岁的小太太；在我的膝上呢，还坐着另一位两岁的小先生。火车就要开了。火车装满了人。我们大家都说着话，我们大家都笑着。忽然，一个尖锐的汽笛声破空而起，车头放着汽，火车动起来了……那使大城辉煌耀目的无数金色的泥洼被抛在后面了，一股暖气从开着的窗子吹了进来。田野是黑色的，寂静的，群星带着一种神秘的闪烁在无际的长天上闪闪发光。
    我是一个肥胖、快乐、做父亲的小资产阶级了。那个坐在我膝上的孩子，用他的多肉的小手拍着我的脸。在我右边和左边的孩子们大笑着向我提出问题。我把一些离奇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笑着；我自己感到满足而快活。空气是清鲜而温柔，群星闪闪发光，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了。我住在村庄里，有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有各种不同的厅室和一条宽大的走廊，有一个花木荫蔽的花园，园子里有花棚和白色的柱子；家里藏着一些蒙着灰尘的书籍，而且带着两个，四个，六个生着细密的头发和什么都讨、什么都撕的小手的很小的孩子旅行。生活是安逸而甜蜜的。我象孩子们一样大声地喊着；我们一同喊叫着。忽然，在喧闹声中响起了一个唱着古老的儿歌的声音，于是我们大家在一种喧噪而不和谐的合唱中唱起来了：
    小寡妇，小寡妇，
    小寡妇，想嫁人，
    想嫁山羊伯爵，
    山羊伯爵打她。
    车声伴着我们的歌声。车子左右地摆动着，我们简直是坐在一条船上了。我们的声音有时高扬起来。车站过去得很快。我用手抚摩着那放在我膝上的小先生的柔软的发缕。面对着在这个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英雄的小小的人，一种茫然的柔情侵入了我的心灵。从我的大衣口袋，露出一个极大的酒瓶。生活是安逸的，群星在无际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正在最喧闹的时候，火车停了。一个声音发狂地喊着：“到达耶莱斯，停车一分钟！”于是一种深切而沉痛的惊愕开始向我袭来。我该下去了。我已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也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下车呢？我为什么不继续坐车呢？我的意图是什么？我在这孤寂的车站上将干些什么呢？
     火车已重新开走了，带着一种沉闷的轮声向黑暗的田野远去了。我寂然不动地站了一会，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远处的最后一节行李车的行将消失的明亮的红灯。于是，好象有一种讽刺的、阴险的声音在我内心里说：“小资产阶级者，你不是说生活是安逸的吗？好，你现在看吧。”站台是冷清的，一个职工刚刚用一种粗鲁的动作熄了灯。
    于是在这个时候，我暗自决定继续我的远行，一直到爱斯基维阿司。我的决心下得很快：一个人告诉我从此地到爱斯基维阿司只需一小时。“有什么车可坐去吗？”我问。“没有，现在这个时候没有车。”“可是，”我追问，“我可以留在耶莱斯吗？”不，我不能留在耶莱斯。在耶莱斯过夜的蠢念头怎么会跑到我的头脑里来？现在是九点钟了，大家都睡了。而且要找一个客栈简直是不可能的，即使人们是醒着……群星闪闪发光，在远处，在天边，浮现着一片暗淡而散漫的光。月亮就要出来了。我请人指点我到爱斯基维阿司去的路。于是我慢慢地向那个方向走去。我已不是一个拥有一座有花棚的花园的，而且和两个，四个，六个金发或棕发的孩子一同旅行的小资产阶级了。现在我是一个接受事物的不能改变的神秘的安排的，小小的安命的哲学家了。道路很狭窄，还有深深的车迹，它弯弯曲曲地横在那划着平行的田沟的平坦的田野上。各处不时出现橄榄树的黑影子。万籁俱寂。满月在一片土地的起伏处露出它的黄色的大脸来。我走着，我走着。一只杜鹃在远处叫着“不如归去”，另一只杜鹃在近一些的地方叫着“不如归去”。这些可怕而讽刺的鸟儿或许是在嘲笑我的渺小的哲学。我走着，我走着。田野走完了接着是葡萄地，葡萄地走完了是橄榄树。杜鹃吹着它们的忧郁的笛子，月亮升到清彻的天空中，我走着，我走着，穿过葡萄地，穿过田地和橄榄林。
    忽然，在夜静中，我听到犬吠了。在我前面有几级石阶，石阶上安置着一个柱子。这是一个古老的绞架。再远—些，出现一个大的建筑物。我到了爱斯基维阿司了。道路上很荒凉，狭窄的路的两侧是两排墙，向远处延伸着，宽大的屋檐把门户遮得黑乎乎的。一群孩子在远处的歌声传到我耳边。客栈在哪里呢？如何去找它呢？几个夜行的好乡民——这时已经十点钟了——做了指导一个哲学家的好事。我敲着门：“砰，砰。”于是，简短地解释了几句后，我便在一间白色的过厅里，坐在一个窄窄的松木凳子上，简单地——这就是塞万提斯当时谈话所用的简单——和客栈老板谈着话了。在一个闪光发亮的柜台上，在一架食具厨上，排列着许多坛子和瓶子，上面写着“盎加尔纳雄”，“公苏爱罗”，“贝特拉”，“加尔曼”，“安米利亚”，“罗沙黑阿”……这客栈同时也是一个酒店，而且，在爱斯基维阿司，和一个酒店老板不谈酒还谈什么呢？现在我已不是一个有两个，四个，六个金发或棕发的小孩的小资产阶级了，也不是一个在命运面前听天由命的小小的哲学家了，现在我是一个酒商了。在爱斯基维阿司，而且是和一个酒店老板在一起，假如不谈酒，你要我谈什么呢？客栈老板对我说，伊拉德先生有的是好酒，可是他或许不肯出售。安德雷思员外拥有的酒更好，可是他可能要卖得很贵。那倒是真的，我不应当亲自去和他做交易，那位“有点小气的”安得雷思员外会看出我急于购买——那是一定的——而抬高他的价钱。最好是谈点别的事情，若无其事似的。……近处的钟低沉地敲了十一下。我拿了一盏灯，客栈老板把我一直领到房间里：那房间是在二楼，我们经过一个堆满了茜草的走廊才到了那里。我把灯放在桌子上：房间的墙是石灰粉刷的，门很宽大，有着方形的和矩形的嵌木，一张松木的桌子放在床边。我开了窗，月光温柔地照亮邻家的屋顶和遥远的田野，远处，近处，狗在悲鸣着，狂吠着；一只枭鸟时断时续地叫着……
  
                                   二
  
    钟声把我惊醒了。那是三口钟的声音，两口发出响亮的“铛，铛”的声音，那第三口，好象是深思着，担心着，伴唱着一支悠长的、温柔的、忧郁的曲子。塞万提斯每天在他的睡眠中，象我现在一样，是听到这种悦耳的钟声的。天还没有亮，晨光还没有从门罅里和窗缝里透进来。我重新睡下去。接着，那同样的响亮与柔和交织着的钟声把我惊醒了，朝阳的光现在把光纹和光点画在门板上。鸽子在屋顶上鸣着，小步地走着，瓦雀发狂地噪着；乌鹡在远处叫着，……田野是绿色的，在远处，当我开了窗子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座白色的耀眼的房子，在平原的极处。附近，在左方有一所老旧的住宅，曼加特有的总是关着大门的住宅之一，显露着它那木料已经有裂缝，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三个旧露台。
    我出了房间走到走廊上，然后我走下那狭窄的扶梯，在院子里停留了一会儿。这个客栈是一所破落的砖屋，它座落在罗沙黑奥街上，在阿弗玛丽亚街的角上，这两条街完全是西班牙风的。在这所房子里或许曾经住过一个可怕的西班牙小贵族，露台也是关闭着，而正梁也是歪斜而黝黑。一个鸽笼高立在那角上的屋顶上，上面写着这客栈的名字“楼仓”。在这所房子里或许住过一个可怕的西班牙小贵族。爱斯基维阿司是一个有贵族和尚武的传统的地方。你只要去翻看那菲力波二世下令编纂的、未刊行的《风土记》就可以知道。爱斯基维阿司——在一千五百七十年，塞万提斯结婚前八年，教务会回答国王说——爱斯基维阿司有二百五十个居民，其中有三十七个世袭的小贵族。这些小贵族的名字是皮伐莱思，沙拉若莱思——塞万提斯的丈人的名字；阿伐洛思，美霞思，奥尔道涅思，巴洛索思，巴拉确思，塞万提斯的岳母的名字；加里阿若思——《出名的厨婢》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阿尔冈道涅思，古艾伐拉思，伏时美第阿诺思，季哈达思，和勇敢的阿龙梭先生。他们还说：“在文学方面，爱斯基维阿司没有可注意的人物；可是在军界中，却有许多的军佐、旗手，和有价值的人物。”那里，你可以列数他们的名字：“死于阿尔加拉•德•培那拉斯的摩尔人所杀的”贝特罗•阿拿尔特军佐，巴里安多思军佐，海尔囊•美夏军佐，约翰•德•索拉若尔军佐，贝特罗•特•曼多若旗手；这是你所知道的，他是“占领高拉达时第一个插上旗帜的人，因而夏尔•甘赏了他一百五个杜加”。居民在他们的记载上这样结束：“同时，从前有许多为国王服役的军人，现在还有几个人是在弗兰德和约翰在一起。”
    爱斯基维阿司是冒险家和军人的古老的耕种地，它的土地是贫瘠而乾枯的。在它的二千五百另五亩的可耕的土地中，没有—亩是有水灌溉的。人们在那里可怜地生活在破屋中，或是离开了现在我漫步的这些街路，离开了我现在所看到的单调的枯涩的田野，去寻求一种自由的、飘泊的、冒险的生活……天空是晴朗的，——呈着蔚兰的颜色；一种模糊的昏沉，一种沉滞的重压从各种东西中间透露出来。我走到一个宽阔的广场上，县署和它的有陶立特式的柱头的门廊出现在广场的一角，大门深闭着，静静的。
    一切都静默着，一切都安息着。不时地，一条狗带着乡间的狗所特有的那种慵懒走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又远远地在一条小巷里不见了。一群瓦雀飞落在地上，觅着食，跳跃着，又忽然飞起来，啁啾着，在澄清的碧空中快乐地拍着它们的翼翅而远去。在远处，雄鸡的啼声振荡着，象是—种金属的、断裂的声音，突然冲破了透明的空气。
    我漫游于小路和广场，我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在初春的暧风中沉沉欲睡。人家的门是开着了，露出那卵石砌成的院子和一个弯曲的葡萄架来。
    从费路走到桑•赛巴思丁路，从桑•赛巴思丁路走到加巴勒罗思路；在这些西班牙的乡村的街道的名字中，存在着一些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你、使你发生兴趣的东西。我在达加路停留了一会儿。在一个老旧的房屋中，除了那些没有家具的、寂静的、有一个小小的门的荒废的大走廊以外，还有什么更有魅力，更引人注意的呢？在—座老旧的城中，除了一条短短的街道——如达加路——以外，还有什么更引入入胜的呢？那条路上一个人也不住，它是由那些围着院子的墙连接而成的，或许有总是关着的大门廊，铺花砖的天井，而且背后有一片田野，在那里或许还有一座有耕地的小山丘。
    我默默看了一会儿，我沿着狭窄的小路走去。一千五百七十六年的居民说，“这地方的房子都有铺花砖的天井，有几所是高大的，它们是用泥和石灰造成的。”大的牌楼耸立着，为岁月所弯曲而毁坏了。我读着那很小的路牌，路牌上用细小的青色的字写着路名。其中之一使我猝然一惊。注意吧，我刚刚看到的是：“加蒂丽纳夫人路……”于是我走到街角上，我在另一个牌子上看见：“塞万提斯广场”。这真是不可思议而异乎寻常的，我无疑地是在那位小说家的房子的前面了。于是我在门廊前停了步，我试想检查一下这所不可思议的奇怪的房子。可是一位老妇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一个沉默不语的乡村老妇人——突然从那房子里出现了，向我走来。或许——我想——我，一个异乡人，一个陌生人①我走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是一种失礼，我取下我的帽子，躬身施礼说：“对不起，我在看这所房子。”于是，那位穿黑色的衣服的妇人便邀请我进去。这时候——由于你所知道的那种心理状态，——原来以为走进一个陌生人家去是不应该的，现在那妇人请我进去，倒觉得是很合理了，很自然的了。一切，从太古起，都是安排着让一位沉默的妇人邀请一位同样沉默的哲学家走进她的房子去的。我便不声不响地进去。接着两个有救养而不拘谨的青年人出来了，我向他们敬礼，又开始用同样的淳朴和同样的论点同他们谈话。房子前面是一个有高墙的院子，你可以看见一个葡萄架和一口井，院是用小卵石铺砌的。房子是在后面，它有两扇大门，通着房子正面的过厅。明亮的太阳照进来，一只福岛鸟歌唱着。我细看着那钉在壁上的、画着圣经故事的两张被尘土染黑的大画。接着我们便从那靠左手的有雕花扶手的楼梯走上二楼。我们便在一间很象下面的过厅的客厅里了，两个宽阔的露台的门是大开着，在地上，那阳光所形成的光的长方形中，整齐地排列着盆花。我从这上面想见了女子的温柔而勤快的手。一切都是整洁的，一切都是用那种乡村的房屋的天真而纯洁的——但是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承认——整齐情调安排着。我们穿过几扇大大小小的门，这简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规则而悦目的客厅，房间，走廊，卧室的迷宫。那边，在一个有红色的家具的长方形客厅中，一位一千八百三十年的先生在一张沙发上面的画框里望着你。这边，是一个小小的狭窄的厅，有一条小走廊通到一个铁栏杆，塞万提斯从前就是倚在那里眺望那辽阔、孤独、静默、单调、幽暗的田野的。这边是一间有一扇小矮门和一个玻璃门檐的卧室；那里，从前睡过塞万提斯和他的妻子。我凝望着那曾经亲睹那位讽刺家的幸福的岁月逝去的、石灰粉刷的白墙……
    接着我重又回到下面的过厅，坐在阳光之下，在植物的叶荫里。福岛鸟啼着，天是青色的。我已经说过了，从太古起，一切都是安排着让一个哲学家在这住过一个伟大的来婚妻的房子的过厅里，享受着这深深的满足的时刻。可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这或许也是准备了几百万年的——将猝然来到我的生命中。这所房子里的人的招待手段真好，在邻室里发出了几句语声，而我，我忽然看见一个俏丽而温文的少女出现了，向我这边走过来了，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震动：这是这个家庭的女儿。而一时间我觉得在这窈窕淑女的身上看出了——谁能约束自己的幻想呢？——费尔襄多•抄拉若莱思的女儿，米古爱尔特•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本人。你了解我的情感吗？可是有些急迫而不寻常的感觉使我不能进入遐想。我面前的这位少女一只手拿着一盘糕饼，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放着一只斟满了金黄的爱斯基维阿思美酒的杯子。这时，一个小小的不好应付的事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在乡村的住宅里是每天都有发生的：我的外省生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使我轻而易举地把我自己从这难关中解救了出来。假如我取了——我对自己这样说——外省的人们所制的这种大糕饼，当我吃着糕饼又接着喝酒的时候，我会叫这位少女，就是这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在我这个不重要的陌生人面前等待着。这不是有点过分吗？当她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不是已经看见了她的羞态吗？我尽可能地从这种家制糕饼中少拿了一些，我又很快地喝着酒。那少女一动不动地站着，羞容满面，柔目低垂。接着，在和这可爱的一家人的短短的谈话中，我便从加达丽纳•沙拉若尔•巴拉丘思——一千五百八十四年塞万提斯结婚的那年的闺中少女——想到罗西达•圣多思•阿古阿多——一千九百零四年的闺中少女。我的想象把两者合而为—了。而当告别的时候到了，我还在门口，在青色的天空下，在群花间，最后一次望着那俏丽的少女——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下午我要到乡村附近的翁比达莱斯泉去，在那里，塞万提斯所爱的人曾经拥有她的葡萄园。我说过我要和教士先生——他是那位主持塞万提斯的婚礼的贝莱思教士的当然的继承者——以及昂德莱思员外一同去散步。沙拉若尔，家在那些地方的葡萄园已没有了；海拉道尔阿尔比罗和爱斯板诺葡萄园的葡萄都已被拔掉了，泉水从一个洼地里涌出来；一道细流从一根装在石板上的铁管中喷出来，冲到两个深沼里去。被犁所耕过的宽阔的山腰起起伏伏地向左右伸展。天边是被山峦的青色的画笔所封住。黄昏来了。教士先生说：“这里是爱斯基维阿司情人漫步的地方。”员外用一种讥讽的夸大语气接着说：“在这里，当麦子长得高高的时侯，我曾经看见过许多事情，许多奇怪的事情。”
    夜来临了，在西方，天是被柔和的珠色所照亮着。那浩瀚的、单调的、灰色的、幽暗的平原是静静的。在山岗后面，露出村庄的暗黑的屋顶来。群星象昨夜一样地，象每夜那样永恒地闪耀着。于是我想起了在黄昏时分，在这忧郁的平原间，那位讽刺家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简单的话，平凡的话，比他的书中一切的话更伟大的话。
    （望舒）
  
   ——————————
   肖毛校记①：此处应有逗号。

                            16.一位小贵族
                          
    这是在一五一八，一五一九，一五二○，一五二一，或一五二二年。他住在托列多。《小癞子》①的无名的作者曾把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那座房子又高又大，有一个光线很暗的门洞，地上铺着小卵石，街门前有一个大的石影碑；在房子内部，在我们左面，当我们穿过一个后面有一个小门的过厅之后，我们看见一个冷清的清洁的院子，铺着大的方砖，砖缝里生着野草。房子里没有地毯，没有椅子，没有座位，没有橱柜，没有枝形的烛架，没有画，没有桌子，没有帷幕。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一个炒锅或蒸锅或煎锅或盘子或杯子或罐子或刀或叉。但这位小贵族②却过得非常快活。无论如何，生活不过是我们赋于它的一种观念罢了。在大厅里，当我们进去的时侯，我们右面有一个便榻，上面盖着一块毯子，这就是床。在院子里，在一个角落上，我们看见一个装着水的水缸，这就是他的粮食。
    房子里充满一种深深的寂静。外面的街道又窄又弯曲。隔壁的纺轮的有节奏的、几乎分辨不出的嗡嗡声稳约可闻——你在委拉斯开兹③的画里已经看到这些可爱的纺轮。你时时听到一首歌的尾声，也许是一首象那些赛戈维亚④的香客们在《多话的布施者》⑤里所唱的古山歌；或者，在下午，连续的、清脆的钟声也许把空气震动起来，——在托列多由方济各会徒，或者多明我会徒，或者麦西德会徒，或者奥古斯丁会徒，或者加布欣会徒⑥所敲的钟；如果敲钟是在早晨，我们的小贵族便从他的榻上起来。这大概是六点，六点半，七点。在破床的一端是小贵族的袄裤，它们曾经充当了他的枕头。他把它们穿上，拿起上衣，加以抖刷。接着又拿起他的剑。在未把剑扣上剑带之前，他先要把剑拿在手里握一会，凝视着它，象凝视他所钟爱的人似的。这柄剑就是整个的西班牙，这柄剑是这民族的灵魂，它代表廉正、庄严、豪气、不顾一切、默忍、高傲、对于小气的痛恨。你想想，假使没有这柄剑，他怎么能安静、快乐、自足地住在一个没椅子，没有桌子，没有锅碗的房子里呢？他凝视着这柄剑，凝视了又凝视，他把手抚爱地摸着剑背，把剑向空中挥舞，接着便向那伺侯他的孩子——他在旁边睁着大眼望着这些举动——说：
    “唉，我的孩子，如果你真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好了！能够把它从我手里买去的金子还没有铸出来呢。”
    接着，他便把剑挂在他的左腰，从长凳上把他的披肩——他昨天晚上曾把它小心地放在上面——拿起来，用力地抖了抖，高傲地披上它。
    “拉札洛！”他嘱咐那孩子，“小心看家，我要望弥撒去了。”
    于是他便走到街上，慢慢地走着，高高地昂着他的头，可是他的样子并没有一点傲慢，披肩的一端搭在他的肩上，他的左手握着剑柄，很优美地摆动着。这种接触使他感到一种深厚的、亲切的心满意足。沉闷的关门声在街上发出回声，他的邻人们，纺纱女工们，都暂时离开她们的纺轮，走到阳台上来。
    “看，他是多么考究啊！”一个说。
    “你依然可以从他身上找出绅士的痕迹，”第二个附和说。
    “他是个贵族，对。”第三个加上说。
    所有这些文雅的、无忧无虑的托列多人——他们的活泼的精神布朗多姆⑦已经在他的《美妇人的生活》里歌颂过了——都很不敬地，也许很轻微地，嘲笑这位慢慢地、庄严地、一步一步地向远处走去的高傲的、严肃的、善良的小贵族。你不认为这种漫不经心的、无忧无虑的嘲笑有点象征的意味吗？这些纺纱女工们，整天在她们的纺轮前工作着，拿她们的邻人小贵族，一个真正的、耽于梦想的、毅勇的、然而是个没有饭吃的人，开着玩笑，她们不使你重新想到那从来就有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想到一个人的实际工作——没有它就没有人生——和一个人的理想——没有它人生就没有什么意思——之间的差距吗？
    但是方济务会的，奥古斯丁会的，麦西德会的，三一会的钟正在召唤着弥撒。我们的小贵族走进一个小小的寂静的白色的托列多教堂。在后面，从帷幕的开缝处，你可以看见修女们的黑白相间的身影幢幢地往来。弥撒既完；有什么能比在城郭附近散一散步更使人高兴的呢？这是一个晴朗的、微暖的、灿烂的秋日，树木开始变色，叶子纷纷脱落，在风中翻飞着，飘荡着，旋转着，发出簌簌的声音。在灿烂的兰色的天空下，全城的圆屋顶，塔，金色的墙，黑色的墙，高高的望楼和柱子都历历在目地耸立着，在我们对面的远处，在塔古斯河⑧经过的深谷的谈岸，是一片宽阔的果树的鸟瞰图，乾燥，严肃，紧张——纯兰，淡赭，深绿——完全是埃尔•格列柯⑨的颜色。在这样的平静的早晨，那些老贵族，罗德利戈，路普，贡札娄，也许走出城来，在那青翠的园子里散步；他们由轿子抬出来，然后在地上走一会，在他们替伊沙贝尔和费尔南多⑩所建立的辉煌的战功的重压下，曲偻着，蹒跚着；再不然就是那些漂亮的青年人，穿着宽而有折领的衣服，梦想着到意大利或佛兰德去远征，引用如图鲁斯和奥维德⑾的词句来写情书；要不然就是那些年轻可爱的姑娘，藏在庄重的外衣里，在她们的全身的黑色中露出一只白手，柔软，缎子般地发光，长长尖尖的手指，也许还装饰着一只由龙耐、美丁纳、笛耶兹、托列多的好首饰匠们制造出来的细工的金指环；再不然就是那些七十岁的或八十岁的老太太，穿着她们的大便鞋、戴着宽帽子，也许嘴上还有点胡子的影子，整天穿戴着花边和珠宝从这家走到那家，知道一切草木的药性，甚至还能替你找到一个缢死者的牙齿或是一段绞架上的绳子……我们的小贵族穿过所有这些爱者和被爱者的中间。你已经看到了，不是吗，在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人鱼的泉》里，那种向一位贵妇的潇洒地鞠躬的样子？这种高贵的、恭敬而高傲的姿势，严肃，没有令人不快的过分，没有法国式的虚伪的痕迹，是那么小心，典雅，象空气一样地轻，这种特殊的姿势只属于西班牙。这种姿势，这种轻度的鞠躬是古代的，传统的，纯粹西班牙式的敬礼。我们的小贵族向几位在树林里散步的带着面纱的贵妇做出这种姿势。于是他和她们交谈，小心地说话，大笑，微笑，诉说他的经历。也许这些贵妇，在这样谈着的时侯，暗示出——你知道是怎样暗示——想吃点点心，或喝点冷饮；于是我们的朋友局促不安了一会，便托词有一桩不能拖延的事要办，同她们告别了。她们躲在大衣里暗笑，他慢慢地用漂亮的姿势走开，手抚在剑柄上。早晨过去了，十二下庄严而悠长的钟声从教堂里发出来，他必须回家了。这时候，在全城每一个饭厅里，桌子都铺上了白亚麻台布或织锦台布，我们的小贵族回到了他的府上。在这个当儿，一幕痛苦的戏要开演了。有时，当你发愁而心慌意乱的时候，你可曾在你家里的一个房间里，沉默，出神，忘掉你四周的一切，踱来踱去吗？你并不恼怒，并不愤慨，你没有什么责难，什么抱怨，你所感到的焦急是一种内心的、个人的东西，一种你所难于甘心忍受的命运……因此，我们的小贵族在他的房里和甬道里踱来踱去。当他正在这样出神的时侯，有人敲门了：是拉札洛。假如他的眉头刚才曾经紧锁过，那么他的脸色现在却是恬静。
    “拉札洛，你为什么不来吃饭呢？”他微笑一下，问：“我等你，可是你不来，所以我便独自吃了。”
    拉札洛还没有吃饭，但是他带来一点他在城里讨来的碎面包和一只小牛脚：他承认了这点。
   “拉札洛，”这位小贵族说，“我不愿意你去乞讨；人们也许以为你是为我乞讨……”
    但是拉札洛却坐下开始吃起来。这位小贵族继续踱来踱去望着他。
   “你吃得很香，拉札洛，”他评论说。“那是只小牛脚吗？”
   “正是小牛脚，老爷。”拉札洛回答。
   “我承认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这位善良的小贵族说。
    拉札洛明知道他主人正在挨饿，便送给他一块。这位小贵族踌躇了一会，但是末了——饶恕他这种降低身份吧——末了，他终于吃了。在那踌躇不决的一瞬间，掠过这位正真的人的心灵的是什么呢？
    午后他又走到托列多的街上，他和几个朋友——虽然他总说他没有朋友，这也使我们注意到这人的一个特点——闲谈一会，或者从堤上望望那软红的河水的流动。于是女修道院的钟又响了。我们的朋友究竟是去参加一个祈祷会呢，还是要去参加一个祝福式呢，还是要去参加一个讲道会呢？当他回来的时侯，他对拉札洛说：  
    “拉札洛，今天晚上再去买吃的未免太晚了；明天尽有时间来补充我们的伙食。”
    于是他脱下披肩，用力地抖了抖，小心地把它折起来，把它放在长凳上，脱下衣服，上了床。
    这是在一五一八，一五一九，一五二○，一五二一，或一五二二。就在这个世纪里，一个女人，一位灵魂分析家——特列莎•德•赫苏斯⑿——在她的《基础》一书中写了这样的话：“有些高尚的人，虽然饿得要死，也很强烈地不愿意有陌生人可怜他们。”
    这是西班牙的伟大，直朴，不屈不挠，能够在一种坦然的外表下长久隐忍，这是似乎要逐渐消失的我们的国民性。  
    （霞村）
  
    ——————————  
    原书注释
  
    ①《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十六世纪西班牙一个佚名作者写的小说，写一个为瞎子乞丐领路的穷孩子的遭遇，为西班牙最早的恶汉小说。
    ② 小贵族（hidalgo），西班牙古时的一种普通贵族，穷者颇多，这篇随笔就是概括描写他们的生活的。
    ③ （Velasquez），十七世纪西班牙大画家。
    ④ Segovia，西班牙地名。
    ⑤ 西班牙古代名著。
    ⑥ Franciscan，Dominican，Mercedarian，Augustiniem， Capucin皆天主教属下的教派。
    ⑦ Brautome，是十六世纪法国的军人和旅行家，写过一些游记和回忆录。  
    ⑧Tagus横贯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大河。
    ⑨ELgreco，十六世纪西班牙大画家，以表现西班牙色彩著名。
    ⑩Isabel Y Fernando，十五世纪西班牙女王和国王。
    ⑾Catullus和Ovid都是古罗马作家，前者长于写香艳的诗，后者是《爱经》的作者。
    ⑿ 特烈莎•德•赫苏斯（Teresa de Jesus）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一位著名天主教修女，著过一些有关宗教修养的书。

                          17.瓶香

    在“塞尔维人”和他的妻子在托列多地方所开的客栈里，从前有个漂亮的使女，名叫康丝丹若。她并不是旅店主人的女儿，但是他们却象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待她，有一天人们发现了这少女的父母是贵族。康丝丹若离开了客栈，她和一位有钱的绅士结了婚，到布尔戈斯去住了。
    在托列多地方，没有一个旅馆比“塞尔维人”的客栈更使旅客感到舒适。“塞尔维人”和他的妻子开的这个客栈在那时就象目前的“大饭店”一样。如果在别的旅馆早马夫和车夫都必须到河边上去饮他们的牲口。那么，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在院子里的水池里饮牲口。侍者是众多而且勤快，管打扫的茶房，管水的茶房，掌厨的使女，整天在院子里来来往往。客栈的生意是接连不断的、繁忙的。绅士们，教士们，军人们，大学生们，都到这里来投宿。在这里，人们可以看见军人的色彩鲜明的服装和教士的绸长袍交织在一起，武士帽上的白的、绿的、黄的羽毛擦过一位女官的黑发。一位严肃的官吏从一个轿子里下来，拄着一根手杖进来。过了不久，一位军官出去，马刺的钢铁在砖地上作响。一位教士默默地诵着他的日课。与此同时，从一个房间里，在楼上，发出讲述恋爱故事的兵士们的笑声，或是大学生们下棋的棋子声。无论在白天或在夜间，没有一小时是安静的，也没有一刻大门是关着的。无论在黎明或在黄昏，马匹的响亮而有节奏的蹄声永远在院子里的石块上响着，无论在中午或在半夜，人们永远可以听到一位小贵族为了仆人偷懒和蠢笨而殴打仆人——蒂尔索和洛佩①笔下的那些狡猾的仆人——时的叫骂声。丰富而多样的生活不停地在“塞尔维人”的客栈出现着。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最爱看到的事情：光怪陆离和出人意表的事情。  
    勤快的康丝丹若是人人赞赏的。人们常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这个女孩子从来不向人卖弄风情，她的美貌和正直是无与伦比的。客人们对她的赞赏和钟爱使别的使女对她妒嫉。在这心怀敌意的集团里，为首的是阿尔盖罗，一个几乎有四十岁的老姑娘。阿尔盖罗是“床铺总管”，她常常和客人们嬉笑，争吵，则嚷，并且还把客栈里的别的使女拉扯进去。
    二十五年过去了。塞万提斯在他的《显贵的厨婢》里向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康丝丹若离开那客栈的时候只有十五岁，现在她已经有四十岁了。她嫁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是在那波利，在当地的总督家里做事；另一个是在马德里，谋求着到美洲去。
    康丝丹若已经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有些胖了。她身材高大，头发呈栗色，鼻子略带钩状，岁月在她脸上铺上了一层柔而薄的绒毛。没有一个主妇比她更勤快、更干净。一清早，佣人还没有起来她就起来。她不让一个角落有灰尘，不让一块布不干净。当她不绣衬衣时，她就在络车上绕毛线；不是在厨房里揩拭着什么铜器，就一定是在做着什么点心。她是烹调的大师，她会做美味的熏味和炒菜；她有巧妙的法子腌制火腿和咸肉，她做香肠也是天下无敌的。不停的和热烈的操劳促使她整天跑来跑去，没有一刻安静。她的眼睛监视着那些来缝内衣的女工们；她的耳朵听着那些买破布和旧木器的旧货商的讲价；她唤住一个在街上吆喝的补碗匠，叫他修补一个瓮或一只碗；她叮嘱一个制褥人用弯曲的棍子拍打褥子里的羊毛。  
    一个小城里的生活是有它的准确而单调的节奏的。每天，在同一时间，要发生同一的事。如果你的童年和青春是在喧嚣骚动中度过的，你就不容易习惯一个古城里的旧宅里的那种单调的、灰色的生活。在那里，你要怎样就怎样，你是不会错的。自我欺骗有时也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光怪陆离和生动的日子的回忆常常要跑到你的脑子里来。早晨，在那古城里，大教堂的钟发出它们的庄严的声音。大教堂的钟声里搀合着各修道院的石磬殷的、银铃般的小钟的声音。一个串街走巷的小贩在冷清的街上吆喝着。接着，一位修道士求着布施：“凭上帝的名字，请给露西亚圣女布施灯油钱吧，她使你们眼前光明！”又过了一会，一个卖杂货的在门口喊道：“买缎带吗？买佛兰德花边吗？买荷兰粗布吗？买堪布雷粗布吗？买葡萄牙丝线吗？”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月；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冬天，邻近的群山变成白色；夏天，太阳的光辉照满了各街道，各方场。蔷薇在春天开出芬芳的花；黄叶在秋季慢慢地落下来……不时地，康丝丹若想起那些过去的岁月，想起她童年在“塞维尔人”的客栈里度过的岁月。几年以前，有一封信从托列多寄来，告诉她那店主人已经死了；又过了些时候，他的妻子也死了。
    在康丝丹若的两个儿子中，那在马德里谋求着到美洲去的一个，这时已达到了他的要求。康丝丹若的丈夫动身到宫里去了。又过了一个月，康丝丹若也上了路，为的是去和她的儿子分别。在去马德里之前，康丝丹若特意路经托列多，看看那客栈。“塞维尔人”的客栈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声望，托列多的别的客栈抢了它的生意。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在中间，是那院子，铺着白色的小石块，屋顶是被一些没有柱基的柱子支着，此外，在上面，是那有木栏杆的楼廊。康丝丹若走进院子，她的第一个印象就很离奇：一切都比她想象的小。全客栈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也没有一个人记得她。没有一个她当年工作时的使女或茶房还留在客栈里。
    “阿尔盖罗怎么样了？”康丝丹若问。
    
    在从前的佣人中，阿尔盖罗是新主人们唯一能见到的。当康丝丹若在客栈里时，阿尔盖罗已经有四十五岁了；现在她是整七十了。她每天都要来乞讨，她现在是又瞎又聋。李罗萨诺，那伊莱斯加司地方的车夫，这时已经死了；罗曼吉诺斯硕士，那和气而爱说话的，每月要到托列多来，在客栈里住下的爱斯加隆拿地方的教士，也已经死了。
    康丝丹若正同旅馆主人和他的妻子谈着话，忽然一个曲偻的老妇人，拄着一根棍子，穿着黑色的衣服，慢慢地从门口走了进来。这个矮小的老妇人摸索着前进，敲打着她的棍子，左手时时地向外张着。
    “这边来，大娘。”旅馆主人用手领着她说。
    “你记得康丝丹若吗？那二十五年以前在我们这客栈里做事的？”
    这矮小的老妇人听不见。旅馆的人又大喊着说了一遍。  
    “呃，呃？你说康丝丹若吗？”  
    “正是，正是，康丝丹若。她来了……”  
    这位老妇人还是听不懂，自白地费了许多口舌之后，她依旧象她来时一样，慢慢地拄着棍子走了。  
    两个月之后，康丝丹若又回到了布尔戈斯，每天的每一小时都是没有变化的。每天，在同一时刻，发生着同一事情。钟响着，串街的小贩叫卖着，一个食杂商人把他的货向各家送去。如果我们在童年曾有过快乐的日子——它们的出人意表和光怪陆离使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最好不要去想重过那些日子。从这种过去，我们所能保存的只有回忆——瓶香。
    （霞村）  
  
    ————————
    原书注释① Tirso de MoJina和Lope do Vega都是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戏剧作家。

  
                                18.阿娜
  
                             （一五五八）
  
    祝一家平安，祝一家平安。上帝保佑你，积德的小姐。完美的脸，永远象未婚妻的脸，请布施一点吧。
    这些话和其他的话都是洛佩•德•路艾达的一部喜剧——《爱费米阿》中，一个向一家人家求乞的名叫阿娜的口中说出来的。在任何书籍中，在任何文学中，我们从没有发现比这句“永远是未婚妻的脸”更多情、更恭维，更深切可爱的话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求乞的妇人祝愿布施她的女子一生中都有一张受人迷恋的脸，她的情人永不厌倦地凝视着它，时时从那可爱的脸上找到一种新的完美，找到一种未被发现的新的热爱的理由。我们再说一遍，要找出一个更愉快更深切的祝辞是不可能的。使用这个祝辞的人是一个刁钻而圆滑的妇人，她透彻地懂得人类的心理，从此以后，我们便狂热地惊赏着她了。
    这件事吸引着我们去设想这个幸运的阿娜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她一生所做的事。假如我们设想。在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句出色的话后，阿娜便会试图为那位少女算命，从而断定阿娜是属于流浪民族，这并不能算过于大胆，那完全是可能的。她懂得无数的神秘勾当，无数的秘方和无数多少有点神秘和有效的法术。第一，阿娜可能会念能够产生某种效果的咒语，她可能知道“正直的审判官”的咒语；圣格富戈尔的咒语——我们已记不起这是做什么用的了；灵肉分离的咒语。念了这些咒语之一以后，她会得到一点布施。无疑地，阿娜也还会说：赞美上帝，愿他的圣名为一切生灵祝福，愿他引领你去服务他的圣役，又将你从重罪、伪证、背叛的势力和恶语中救拨出来。”假如阿娜住在多莱特（人们说，她的同伙赛莱斯丁是住在那儿），她会在河岸上，在硝皮厂附近，有一所坍塌了一半的小小的可怜的房子。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间小楼或是一间小房，在那里阿娜①藏着无数的药草，无数的制品和灵妙的药。那里不会缺少缢死的人的牙齿（为了要格外灵验，是在暴风雨之夜拔下来的），也不会缺少缢死的人的断绳。从鹰巢里取来的石头，小孩的尿，狼的眼睛，雄山羊的胡子，这些一件也不会缺少。阿娜会有一大批的奇怪的草和根，成百个高高低低的盛满了水和膏药的玻璃瓶都会搁在一块板上，而在屋角，好象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似的，放着一个关得紧紧的小匣子，有许多细针和一缕细红丝线。我们且不要说这个可爱的阿娜所能做的一切吧。她能消除脸上的不好的痣（美丽的情女们啊，所有的痣都是不好的）；她能除掉可爱的嘴唇上的难看的毛，她能用很轻的银钳子拔去眉毛（这是从前有的事情，现在已没有了）；她能消除美丽的手上的胼胝。我们的这位女朋友最高的艺术中还有无数的处方；可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叙述这些和琐细地评价这些已经引我们离开本题很远了。让我们记取我们上面说起的针和线。我们只消说，阿娜懂得一种赛莱斯丁所不知道的神奇的秘密。这意思是说，阿娜在法术上是比她的同伙赛莱斯丁高明得多。请读者惊叹吧！我们这位女朋友知道一种具有开锁能力的不可思议的草，神奇的草，独一的、无匹的草。你不要吃惊；这种草名叫“比珂”，美尔可尔•加诺的师傅，法兰西思哥、维多利亚神甫在他的《神学随想》（一五八六年版，第四百五十三页）中所讲的就是这种草。没有一种锁（无论它是多么难开）能够抵抗这种珍奇的草。我们曾经说过，阿娜很知道这种草，她收藏着一些。
    当我们出门，人们需要开我们的门。②开我们的柜子和我们的写字台的时候，便去请教我们这位女朋友。
    （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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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毛校记
  
    ①“娜”：原文作“姨”。
    ② 此前似应使用逗号。

•    故事
科尔姆•托宾 / 文，木鸡腿 / 译

1978年6月的一天，那时我二十三岁，住在巴塞罗那，一个朋友告诉我，那周有架飞往爱尔兰的包机机票非常便宜。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决定要回爱尔兰去——打包行李，永远地离开巴塞罗那。三天后，我回到了爱尔兰的家。
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个夏天我待在了巴塞罗那，和那时交往的男孩白天躺在附近的沙滩上、夜晚则回到他的公寓，事情会怎样？如果我一直待到冬天，待到第二年，事情又会怎样？那样的话，大概我永远不会回爱尔兰了。
离开巴塞罗那后，我给那个男孩写过信，他也回了信，我们互寄过明信片。之后我更换了地址，便和他失去了联系。他成了过去式。我所拥有的，是那些和他在一起时的清晰回忆，那些他说过的话，他讲话时微笑的模样——什么事都能让他乐呵，那些我们曾经住过的房间，以及共同度过的夜晚。这些回忆被我稍经修饰，写进了小说里。（当然现在我写的也是稍经修饰过的。）
2008年，我在巴塞罗那一间酒吧的墙上看见一个画展的海报，这个画展集合了诸多艺术家。他的名字被列在最下面。那一瞬间，仿佛他那老了三十岁的甜蜜影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那个画展已经结束，但我写下了画廊的名字，可回到爱尔兰后，我却不小心遗失了那张纸条。但至少我知道，他还活着，他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如果有机会再次回到西班牙，我琢磨着，我会试着寻找他，或者留一本我的小说在他参展的画廊。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电子邮箱，于是给他写了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回复。几番邮件往来后，我们约定好，等我下次去巴塞罗那时，就见上一面。后来我真的去到巴塞罗那，我们约好见面的日子和地点——一间曾经时髦、如今游客气息太重的酒吧。
他老了，也更瘦，还戴上了老花镜，但他的头发还挺浓密，甚至比我想象的更浓密。他比从前严肃，开始喜欢阅读，愿意和我讨论小说和诗歌。他读过几本译成西语的我的小说。第二天，我们去到一家公共画廊，那里正在展出几幅他的作品。画如其人，单纯且严肃。
不久前，我们又碰了一次面，我央求他再讲一遍那个让我挂念了许多年的故事。那是1974年，他被招入伍，于是他和母亲前去咨询了一位精神病学家，那位专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一些和肢体语言以及病理学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能让他们母子免于分离。我记得他母亲，那是个骨架高大的幽默女人，甚至比我的朋友还要高大和强壮。他们排练了一遍要在军医面前上演的戏码。首先，他们会像正常人那样回答军医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当母亲起身准备离去时，儿子会像疯了似的奔向她，他会歇斯底里地叫喊，当母亲拥抱并安慰他时，他会胡言乱语、拼命晃脑袋。母子的演技非常棒，他们立刻被逐出了军医的办公室，这意味着，我的朋友无需参军了。
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并向人们讲述它。我能肯定这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因为当他们回到家时，我就在那里，或许是第二天在那里。反正我在那里。
当我问起这事时，我的朋友显得很迷惑。他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是哮喘，他说。军医因为他患有哮喘而取消了他的参军资格。并且他的母亲没有他高，她也从未住在巴塞罗那，所以我不可能见过她。
我向他保证，发生过的这一切均是事实。我发誓。
他小口啜着饮料。这些大概是你小说里的情节吧，他说。那熟悉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但却显得更模糊，也更睿智。或许他觉得，我太过频繁地把他作为素材用在小说里；抑或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了；又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故事在日复一日被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改变太多，丧失了原本真实的模样。如果1978年一别后我们没再见面，大概我会更确定一些。

托宾：为小说寻找一个音调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追着托宾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     摄影_姚松鑫

科尔姆·托宾

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至今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后者荣获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2006）。《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

绞杀戏剧性

读《母与子》中的《一首歌》，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在五六页的篇幅以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你的心弦被一支笔尖带紧，叙事突然绷断，涌起的情绪在纸面上不着痕迹。去捕捉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却空余萦绕耳际的关于音乐的修辞。

这是一个音乐家母子相认的故事。一别十九年，他们同处一个酒吧，甚至都没有挪动脚步。是爱还是恨，致使亲人长期相隔？他们还能认出彼此吗？叙事者几乎摈弃了所有背景，所有的内心观察，和所有的道具，把笔墨全付诸一个声音的展开、拉长，最终是消失时的眩晕。

“她唱着她的爱带走了北，她的爱带走了南，她的爱带走了东，她的爱带走了西，他发觉大家都看着她。她又低下了头，最后一句几乎是用说白，她的爱带走了上帝。”

托宾把戏剧性绞杀在叙事之内。

小心的笔触像一支16mm摄像机头搁在乡村酒馆的狭小空间，生怕惊动在场的其他人。读者只能从偶一举起的提词牌里，获至剧情的提示。《一首歌》里母子分离十九年，“（母亲）早先曾写信给他，父亲却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或是从过期的报纸上，捕捉到母亲受访时的只言片语，“她经常回爱尔兰，去高尔威看她母亲和阿姨，但没提到还有一个儿子。”

这些遗落在叙事之外的故事，换成另一个作家，很容易写成洋洋万言。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在上海市作协的大厅里，追着他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读托宾的时候，常常是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果，但不知道因何之故，还会继续读下去。”

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音乐与沉默

就像他笔下反复出现的爱尔兰记号一样，托宾长着一副典型的“大骨架的脸”。这位三获布克奖提名的作家，被英国媒体称为“侵入英语文学的爱尔兰生力军”。

托宾接近于生在爱尔兰乡间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把爱尔兰民谣视作血液对酒精的需要。他笔下的爱尔兰人寡言、嗜酒、朴拙的外表下包裹着僵硬的善意，又为某种过度的正直所折磨。他曾如此为爱尔兰人塑像：“柔软的眼神下一副刚毅的下颚，喜欢沉默胜于谈论个人感受；宁可眼望地平线，也不愿看一眼他的私产。”

托宾五音不全，却能写出诸如《著名的蓝雨衣》的短篇，让人惊诧。在这个取自莱昂纳德·柯恩(Leonard Cohen)的同名曲的故事里，他用一首歌梳理了一对姐妹的命运。他像一个真正的乐手那样去反复勾勒这首歌的不同音效，以剔净出现在姐妹之间的男女私情的杂音。

就掌握这门绝学的手艺而言，托宾只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师中的又一名门徒。他本人也不讳言，在短篇小说集《母与子》的最后，他安放了一个篇幅略长的《长冬》，这是对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的效法。乔伊斯的《死者》通过一场聚会上不时闪现的音乐主题，扫过从独立运动演说到凯尔特民俗、从民族主义到情感背叛的芜杂景观，如略萨所说，“行文的音乐性让包含着混乱和反常景象的东西都消失了”。

托宾的《长冬》则用一个望向天边，警惕抢尸的秃鹫出没的意象，来支配了叙事的节奏。在这个故事里，母亲在风雪里走失之后，她的家人连续两个月每天如故地经过她躺的地方，但她身上压着冰，阳光又照不到，于是她的尸身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冰雪融化。绝望和希望像两个相互追赶的副部主题，把凄厉的生存主调拉开得无比坚韧。

相比乔伊斯以音韵黏连纷繁意象间的距离，托宾对语言的节制更近于贝克特，沉默创造了意象间的大量留白。今年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写作课程上，他还特地指导学生精读了贝克特的《终局》，“体会每一行极其简净的行文之下的力量。”

爱尔兰人

和爱尔兰其他作家一样，托宾的写作面对着自己无法回避的语言传统。在托宾看来，贝克特的语言洁癖，最终发展到了不惜与母语隔离，而选择栖身法语的写作。王尔德用英语写作时，有一种滑稽的戏仿音调和不加掩饰的恶意，使英语听众感到奇异的陌生。而与王尔德几乎同时的萧伯纳，作为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带着从爱尔兰这个严厉的天主教教权国家出走的悲悯和自弃。

到了托宾这一代，天主教教权在爱尔兰已经衰落，出版审查也在他十四岁时（1967年）得以废止。大量外国文学的涌入，也包括乔伊斯、贝克特的作品解禁回到爱尔兰，让他在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爱尔兰人”。

从早期为他在英语文坛奠定声誉的《黑水灯塔船》，到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短篇集《母与子》，托宾的写作题材从不悖离“放逐”的主线，但越来越贴近自身。短篇《关键所在》的主人公南希延续了他上一部长篇《布鲁克林》里的人物，只是故事从他生活的纽约，拉回了自己从小工作的爱尔兰东南部小镇。

故事讲述寡妇在继承一份濒临破产的小杂货店祖业后，把它翻建成镇子上第一个卖薯条汉堡的快餐店。她要独自面对大型连锁超市的入侵、冷漠的银行信贷系统，乃至各层政府的审批刁难，整个是“东方时空”式的社会现实题材。但托宾把故事的表层埋葬于从雪沟里泛起的泥泞、母子间的沉默，和用孤寂撑起来的石头房子。

这种被厄普代克评论为“托宾式的默片风格”，在全书的尾声运用到了极致。

“房子里空空荡荡，父亲沉默不语，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坟墓可去，没有遗体可以触摸，没有棺材可抬，周围的人没一句安慰的话，只有冰封的大地和可怕的不会融化的日子。”

似曾相识的感觉足以唤起读者对乔伊斯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的缅怀，而雪花最终“将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南都周刊  专访  托宾

我的写作，意象至上，无事发生

南都周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尔兰作家中就相继出现了像乔伊斯、贝克特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锋，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托宾：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爱尔兰的出版审查刚刚废止。大量的书籍涌入爱尔兰，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其实，比起乔伊斯，我更早读到的是海明威。我也很早接触到了卡夫卡和D.H.劳伦斯。他们是英国作家或美国作家对我并不重要，我并不把阅读局限于爱尔兰作家。当时，我也许还有些排斥叶芝的诗歌。

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剧院里看到贝克特，那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惊奇的体验。要知道，那时候在爱尔兰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他的书籍的初版只有很小很小的印量，先是他的戏剧，然后是他的小说。直到七十年代，他对人们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他的作品如此纯净，充满了纯粹的戏剧性，和语言的力量。

南都周刊：那为什么你的作品反而采取了相对传统的形式？

托宾：我认为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反动。换句话说，十九世纪末的小说语言已露出疲态，充斥着对物的过度描写，和感伤主义的色彩。像乔伊斯、贝克特、伍尔夫这些作家，他们所进行的尝试，不如看成对当时的文学语言的一次清理。

但是，这样的尝试只能进行一次。你不可能再写出一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你不可能去重复它。贝克特作品中展现的视觉哲学，你同样难以重复。它们不是一条向后来者敞开的道路。

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带来了语言之下的节奏和韵律，语言比意象所表达的更多，而单一的意象可能取代冗长的描述。在乔伊斯和贝克特之后，小说的语言即便在那些被认为更传统的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笔下，也变得更为迅速、碎片化和简洁。

南都周刊：所以，在你的写作中，对于语言的节奏比对事物的形象要更为敏感？

托宾：我让意象位于叙述的中心。比如说一个玻璃杯（顺手指着眼前的杯子），你围绕它发明的语言，使之成为诗意的核心。而语言本身的力量关乎发生和不发生，也许无事发生，也许只是发生的预感。那里总是一个空无的核心。以我的小说《一首歌》打比方，那首歌是母亲教的，似乎是相互和解的引线，也牵动着过去的争执。但事实上，母子两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他们之间没有纽带，只充塞着大量的沉默。

南都周刊：在《大师》中，你的叙事风格很独特。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托宾：我模仿了亨利·詹姆斯的行文风格，可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所有事物都仅仅以个人化的视角呈现。而在传统小说中，叙事者占据着全景的视角，他能告诉你故事的一切方面。我在《大师》中所做的，是把各种声音，汇于同一个视角，形成一个十分致密的系统。

南都周刊：在《大师》之前，都柏林文学奖也曾授予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这也是一部以文学大师的生活为题材的虚构作品。

托宾：是的。我在开始写作《大师》以前，先读了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那是一部让人战栗的作品，尤其是开篇的六十页，弥漫着冰冷和黑暗的气氛。此外，我还读了一本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作品《Libra》，是以刺杀肯尼迪为题材的，也很棒。作者检阅了大量关于刺客生平和案卷的资料，就像我在写作《大师》时一样。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先读一会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或者书信，我熟知他的所有作品。我所做的是从他小说的一个片段或书信的一行，乃至一个注脚，来想象一个故事。

南都周刊：相比传统小说，你几乎把故事背景、戏剧性情节都撇清在叙事以外？

托宾：是的。在故事中，你很难分辨它发生于哪个年代。我并不把社会背景考虑在内，我所关心的是人物本身。所以，你不会费笔墨去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等，你要把它们都清理干净。

《关键所在》是一个例外。它发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在爱尔兰我所居住的小镇上，风俗渐变，人们变得有钱起来，银行贷款、连锁超市之类，代表着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相继进入。我碰巧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但在那些年里，它不再给乡间的订户送货，随之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在都柏林遇见他们，他们居然在都柏林的大卖场购物！这一切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想这也很像八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更偏重于爱尔兰乡村的题材，为什么不写都柏林？

托宾：首先，我不是一个都柏林人。我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几乎所有的故事背景都来自我出生的小镇。对于小镇上的每条街道、每棵树，我都非常熟悉。都柏林对我来说，就没有那样的情感力量。我移居城市，就像乔伊斯移居巴黎。但他从来没有写过巴黎。也许追随人生的风景，总是在一生的头二十年吧。

南都周刊：但你在二十岁时就离开了爱尔兰，去巴塞罗那居住，为什么呢？

托宾：我去巴塞罗那生活，是因为正巧获得了一个教授语言的教职。我对生活在两种语言中一直很感兴趣，那里既说西班牙语，又说加泰罗尼亚语。而且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读了不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

相比之下，爱尔兰非常隔绝。西班牙的风俗和我们那儿大为不同。他们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我们爱尔兰人几乎像前苏联人那样嗜酒。坐在巴塞罗那街边的咖啡馆，你可以随便打量路上的行人。而在爱尔兰，如果你定定地朝一个陌生人看着，他会问，“为什么盯着我？”好在，我发现在上海不是这样。
http://www.nbweekly.com/culture/books/201109/27405.aspx

                                 19.侍女
                              
                               （一五九○）
      
    侍女构成我们生涯中的最可贵幻影。谁不记得玛丽亚•伊莎贝尔或是雷密蒂乌丝，那个在我们小时候和我们一块玩的生着碧眼的、灵活而轻盈的俏丽的少女呢？当她的剪影在我们的心头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了一个花园，一座乡间的树林，以及那些蒙着灰尘的小树，以及挂在被冬天的烈风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灯吗？我们不是看见了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床，我们的洗脸处，我们那藏着一本转画的练习簿和从卷了角的、撕破了的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画的小课桌吗？我们不是还听见那把生着金色卷发的头向后仰着、从红润的嘴唇间发出来的快乐的狂笑声吗？而且，我们不是在多少年之后，还依然感觉到那只把我们幼小的手握住的手，和那柔细的皮肤吗？
    不要提这些了。悲哀——一种轻微的悲哀——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往后，在生活中，我们有了更多的阅历，别的面貌，别的轻盈而愉快的少女便来和那构成我们童年中最初的幻影的人儿合并在一起。或许，有一天我们过倦了都会的生活，来到了一个外省的古老的小城市里。那是夜间，我们睡在乡间的深深的平静之中，第二天早上我们打开了阳台的门，我们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我们在外省的安息中开始感到一种温柔而深切的心灵的欢乐。太阳在街上炫照着，天空呈着耀目的青色。而在对面的露台上（当时一个小贩子在叫喊着，或是一个年老的卖灯人在路上响亮地摇着他的铃），我们看见了一个俏丽的少女，手臂半露着，颊儿是蔷薇色的，她在唱着歌，或许是在揩着玻璃。立刻，我们便感到，在清晨，阳光，古城的沉静，天空的青色和这少女的本能的快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而这幸福的一刻的记忆，是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心灵上泯灭的。  
    往后，岁岁年年地，我们在乡村的奇遇中，在客栈里，在外省的住宅中，在田野间所遇见的许许多多的少女，在我们的生涯中注入了一些快乐而满足的转瞬即逝的时刻。而这种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事情，这种意外的、我们不去追寻的事情的情景，却正在我们心灵中留着一种温柔的回忆，比其他更有准备，更长久，更难得，更希望的时间的回忆来得更加动人。
    一位不朽的西班牙人，来古爱尔•塞万提斯，对于这些少女抱有一种极大的同情。他曾经旅行过很久，他曾经到过许多的寄寓和客栈，而他是知道那瞬间的快乐的价值的。怎能不想起他的最有趣的女子的面貌之一是一个在客栈里的侍女呢？我们拿《出名的厨婢》来说吧。就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在故事中不出现的，作者附带提到的、但是已使我们发生极大的兴味的侍女。这个侍女名叫玛丽尼拉，她住在代哈达驿店里，两个到多莱特去的骡夫谈论着那“出名的厨婢”，而且为了要说出她的美的大概来，其中之一便说，她是那么地俏丽，比较起来，玛丽尼拉，代哈达驿店的那个，是可憎的了。我们所知道的仅仅如此而已。这个玛丽尼拉是怎样的？在那曼加的悲哀的平原深处的孤独的客栈里，她究竟做些什么？她时常唱歌吗？她唱着那些简短的、快乐的或是悲哀的、而现在由一个博学者向我们唱时却不会使我们感动了的小曲吗？她可是飞快地走上楼梯去的吗？她可会突然地神秘地大笑吗？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没落了。俏丽的侍女的传统已在西班牙的古老的国土上消失了。当大诗人加尔西拉梭到法国去的时候，他写了一张短简给他的朋友鲍思刚，他对他说，在那里只能找到“酸的葡萄和丑的侍女”。加尔西拉梭也是一个俏丽的侍女的狂热者，而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看那些侍女。一切都跟着时代变迁了，从前西班牙的女子比法国女子出色，现在——愿人们不要从这里看出没有爱国心——法国女子却更出色一些了……
    （望舒）

                               20.内阁总理

                               （一八六○）

    洛伦索•阿拉佐拉先生是内阁总理。在西班牙，做到内阁总理不是很难的事。当洛伦索先生早晨九点钟起床，走出寝室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治理国家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洛伦索先生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他缓步地走着，他的脸剃得非常干净，只有几缕短、直、而且白的卷发从他的额角上沿着两耳垂下来。洛伦索先生缓慢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身子微微地躬着，莱米希奥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这是他的私人秘书，他的心腹人。
    “您好，洛伦索先生。”莱米希奥说。
    洛伦索先生在桌前立定，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本能地在一本书上摸了摸，然后说：
    “有什么事，莱米希奥？今天我们有什么事？”
    莱米希奥的神气变得严肃而且庄重，就仿佛有一件惊人而讨厌的消息要报告似的。的确，他带来了这种消息，他必须把它报告给洛伦索先生。
    “洛伦索先生，”莱米希奥说，“有一件严重的事发生了，昨天夜里，在古尔都地方……”
    但是，莱米希奥还没有说完古尔都地方发生的那些非常的事件，洛伦索先生便拉了拉铃，铃没有响，于是他便愤然而轻声地叫道：
    “唉，来人啊！怎么不把这东西弄好呢？”
    洛伦索先生原来想叫人把他的早餐送来，现在铃既不灵，莱米希奥只好出去去通知。不多时，他便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女仆，端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和一些饼干。洛伦索先生开始早餐，莱米希奥开始叙述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
    “我刚才对您说过，洛伦索先生，昨天晚上古尔都地方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据最近的报道说……”
    莱米希奥说到这里，洛伦索先生忽然发出了一个小小的呼喊：“唉！”原来他在牛奶咖啡里浸过的那两块饼干，正要送到嘴里的时候，忽然碎了，沉重地落了下来，弄脏了桌上的一本书，溅到洛伦索先生的礼服上了。  
    “唉！”洛伦索先生又悲恨地说了一遍。“我真不知道”，他又加上说，“他们现在的饼干是怎么做的！”  
    于是，在莱米希奥的协助下，他开始揩净那本弄脏的书上的和礼服上的污迹。这一类的轻微的不愉快的事情是既没有什么意义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们却使我们不高兴，使我们有很久的工夫不由自主地要想到它们。礼服上的污迹没有能完全消除，莱米希奥必须到寝室里去找—点水。为什么这些污迹要落在洛伦索先生的礼服上呢？这不是真正讨厌吗？当莱米希奥把这污迹揩完之后，他便又开始，就仿佛这是很自然的事似的，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刚才说过，洛伦索先生，昨天晚上在古尔都地方……”
    但是那个送咖啡杯子的女仆这时又跑进来取食具了。
    “你看，你看，伊沙贝尔，”洛伦索先生指着他的礼服上的污迹向她说。“你看我刚才弄的这些污迹，我要脱下这件礼服来，你把它拿到洗衣店去，我今天晚上就要穿。”  
    洛伦索先生走进他的寝室，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又穿着另一件礼服出来，手里拿着那件弄脏了的礼服。一个挂钟敲了十下，一只小雄鸡从钟上钻来出叫：咕咕，咕咕，咕咕……
    “已经十点钟了！”这位名叫洛伦索先生的小老头说。
    十点钟，这是洛伦索先生和一位重要人物有一个最重要的会见的时候。莱米希奥和他走到街上，马车正候在门口，要载他们到国务院去。洛伦索先生上了车，坐了下来，莱米希奥也跟着上了车，坐了下来，又准备述说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
    “昨天夜里古尔都地方所发生的事，”他说：“就是……”  
    可是莱米希奥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见鬼！”洛伦索先生叫道。
    原来洛伦索先生摸了摸他的衣袋，忽然发觉他所服用的止咳丸的盒子遗留在另外那件礼服里了。洛伦索先生离不开这些药丸，于是莱米希奥便下了车，跑上楼梯，替他去取药丸……
    （霞村）

                                  21.卡洛斯•鲁比欧
  
                                    （一八六五）
  
    假如我们走进我们的朋友卡洛斯•鲁比欧的家里，我们就不免微微地吃惊。我们先得跑过几条僻静的小路，然后我们①才走进一个门洞，在那里，就象当时所有的门洞一样，有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可以使行路者在某种场合借助它们，使他们避开某种不愉快的事。门洞里的空气是不大好的，但是我们很快地跑上一个阴暗而且狭窄的楼梯，走到一个小门前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根龌龊的铃绳。假如我们注意，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右边墙上有一个搁灯的地方——人们已经很久不在那里搁灯了——而且，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烟熏的黑圈。卡洛斯亲自出来替我们开门。卡洛斯穿着一件零乱的、破烂的短衣，他的裤子很不象样子，胡乱地系在腰间，仿佛随时都有滑下来的趋势。袜子是破烂而且溅满了泥，他的鞋好久没有涂过鞋油了，鞋上尘土很多，而且有破洞，在我们的朋友的颈部，系着一条从前曾经是白色的丝手帕，把一件皱巴巴的乌黑的衬衫遮盖了一半。  
    我们向我们的朋友行礼。一见我们，卡洛斯便把他的手臂搭在我们的肩膀上，他的胡须又长又乱，从他的目光中闪射出一种机智的、直觉的、善意的、坦白的光芒。这种机智和善意的光芒包围着我们的朋友，使人忘记了他的不修边幅。在这些坦率、热情的人们身上——就象奇迹似地，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四周的一切事物，人类的一切不幸立刻消失，使我们仿佛进到了一种高尚的境界，进到了一种精神的境界——究竟有什么奥秘呢？这些卑微而非凡的人怎么竟能使寻常的无聊的事物变为高贵，使他所住的最平常的地方立刻变为堂皇呢？卡洛斯就是这一类的人。你简直可以说，外表的现实在他是完全不存在的，他是诗人，他是演说家，一种深厚的精神力量使他仿佛超越了生活。在古代，他一定要属于那些使群众激动的神秘主义者。群众虐待他们，折磨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扯成碎块，但是，在我们这时代，卡洛斯只是住在这间陋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张七歪八斜的、发着响声的床，两三把散了架的木椅，一张堆满了旧书和旧报的桌子，另外就是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顶龌龊的宽边帽子。为什么卡洛斯要过这样生活呢？但这一切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穿一条破裤子和戴一顶脏帽子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有一付善良的笑容，当他遇见一个朋友时，他就把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做出这种合适的迅速的本能的动作。当人家问他有什么请求的时候，那位请求者还没有开口，连他自己还不知道怎样办之前，他就说：“行，行！”他在一小时中跑三十次楼梯，接着又跑二十次，接着又跑四十次，同十个或十二个人谈话，仅仅为替一个来找他的萍水相逢的人帮忙。末了，到了他应该去接受一点报酬或别人一定要他接受一笔款时，他总是不去接受这笔赠礼，毫不在意地让生活去走它自己的路去。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卡洛斯，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被历史忘却的，而将来总有一天要占最重要的地位的人物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和这些“纯粹的灵魂”们相比，那些整天用他们的叫喊和文章充斥着议院和报纸的人们还有什么价值呢？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国家》报在它的第三张的最偏僻的一角上刊着这个消息：“著名作家卡洛斯•鲁比欧氏，已于今午逝世。这是西班牙文坛及国家的重大损失。”下面便是印刷厂的广告。
    （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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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毛校记：①“我们”：原书作“我”。

  22.一个马德里人
    
                                 （一八九○）
                                
    “你呢，富尔干丘先生，你不感到厌倦无聊吗？”
    “哎呀！多古怪的念头呀！”
    富尔干丘先生是一位六十左右的人。脸刮得光光的，佩着一条简单的金链，穿着红色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会厌倦无聊呢？”
    “这很简单！因为我整天自己找消遣。”
    正在用洁白的手帕拭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把眼镜放下，搁稳，望着那向他提问的人，微笑着喊道：
    “这是实在的！”
    在座的人都以富尔干丘先生刚才所说的话为然。一个说：“当然喽！”另一个说：“他说得不错！”第三个说：“一个人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停一停！”听到了最后的那句话，富尔干丘先生便喊出来。“一个人不是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的，而是能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问答的人们都在加莱达思路的一家小书店里。在那里你只能看到几本不大有人要的新书。架子上都放满了旧书——那些没有人想到，没有人提起过的旧书。然而有时当我们在乡间的房子里（在一口橱里的纸束和家族纪念物中间）找到了这种书的时候，是会得到一些快乐的。那是些红色和绿色的彩色封面的书，有些是小本子，在海牙或阿姆斯特丹排印的翻译作品，书名是红色的，字是粗大的，有些十六开的大本子，是伊巴拉或培尼多•加诺大版精印的。当你翻着这些书的时候，书页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散发着一种霉湿气。
    脸刮得光光的，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戴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正坐在一个书架旁边。他的头时常搁在《阿纳加西思旅行记》上。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教士，一位年老的新闻记者——几家外省报纸的编辑同人——在衣袋里老是装满了纸片，是一部论特权的作者。还有一个青年人，他老是跟着那位新闻记者，从来不大说话，但在共和派报纸上发表激烈的文章。另外就是书商和书店里的雇员。在幽暗的房间的深处，你可以看见堆积着的书籍和放满了书的书架。
    “好，可是我们且看看吧，富尔干丘先生。假如你能住在一个比马德里更有趣一点的城里，譬如巴黎——你在巴黎住过吗？”
    “不要对我讲巴黎！哈哈！我在马德里住得很好。而我也不希望别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知道自己所应该做的事。不要对我讲巴黎吧！”
    那个正在翻书的小小的青年人停了一会儿，望着富尔干丘先生。  
    “在现世的不幸的人们中间，”富尔干丘先生继续下去说，“有一半是因为不安命而不幸的。我们应该沿着我们面前的道路走去而不要去想第二条道路……尤其是当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我是个马德里人，我一生住在马德里。我在这里有我的朋友和我的亲戚，我养成了我的癖性，我的习惯。我在这件事上花几个钟头，在别的事上花几个钟头。我在这里找到我所欢喜的，我安份地生活……我为什么还希望别的呢？我还缺少什么呢？”
    一个买主走进书店来。  
    “你们有弗尔明•加巴勒洛的《农村人口》吗？”他问。
    “一本好书。”富尔干丘先生站起来说。
    书商和他的店员去找那本书了。  
    “再见吧，诸位，”富尔干丘先生说。
    “再见吧，富尔干丘先生，明天见。”大家回答他。  
    那是冬天晴朗温暖的天气，空气澄彻的马德里的天气。正是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富尔干丘先生穿着他的黑色的外套，徐徐地走下加莱达思路，从阿尔加拉路向加恩德拉那路走去。在阳光下散步完毕以后，他便回家去了。他的房子座落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然而那条路却很安静。那是不通任何大街的小街之一，但走几步就可以到城市中心。
    雷尔干丘先生所住的房间是宽敞、清洁而幽静的。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老旧的家具，狭长的高背椅，细工镂花的桌子，有曲柱的壁桌，大腹的衣橱。一个老年女仆管理着家务。一只猫占据在椅子上，用它金色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在书架上，在勃勒东•德•洛思•海莱洛思的喜剧旁边，你可以找到一大批法律书籍。
    富尔干丘先生在一点钟吃午饭。饭后，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打一会儿盹。下午，他披上他的外套到一家咖啡店去，在那里，他和许多朋友谈话。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富尔干丘先生为了公事到过伦敦，一个仆人跟着他去，在渡海峡的时候，他们险遭沉船之危。后来在伦敦他们主仆两人又碰到了无数的意外事故。有些日子，富尔干丘先生去找他们的从前的仆人，他们一同追忆着在伦敦的历险。可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便闭户不出，在书斋里撰写他那部《革命议会史》。傍晚，一个侄子和一位议员，他的远亲——他经常同他们讨论阿尔加达•加里阿诺，奥洛若和加诺伐思的辩才——前来找他，一位从瘦马驾着的大四轮马车下来的老太太也来了。他们便在饭厅的灯下开始谈话，那只猫还是不动，眯着眼睛，或是跳下椅子来到那位议员的腿边去受抚摩，一口挂钟缓慢地报着时，每打一下总要停很久，而且声音是低沉的，好象它勉强报时是很不适意的。厨房里飘出一股煎油和炙肉的气味。
    富尔干丘先生吃饭的第一道莱是莴苣生菜，饭菜是很淡泊的。假如天不下雨，不下雪，吃过饭富尔干丘先生便裹在他的外套里，到那位有大四轮马车的老太太家里去。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便回来睡觉。在那湮没着整个屋子的沉静中，响着滴答的钟摆声，接着是那洪大的、慢的，很慢的报时声，曳着颤动的尾声，慢慢地消歇。
    （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