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辔头》的一个评论长文
200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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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火焰一样简单
——论卡佛的简单主义并与陶渊明的的缄默诗学作比较
张亦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一个被称之为简单主义的新的小说潮流,他们那另起炉灶自成一格的写作,很快就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普遍的好评。我记得中国当代的许多年青的新锐作家都非常喜欢简单主义作家的小说,他们曾直言不讳地对简单主义的领军人物雷蒙德·卡佛表达过自己的偏爱和推崇。比如,格非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这篇文章里谈论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谈论了博尔赫斯,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重点谈到了卡佛,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继海明威和福克纳之后,在叙事文学的领域内,美国也许还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和雷蒙德·卡佛相提并论。”(1)无独有偶,苏童在一篇叫《我的短篇小说“病”》的文章里曾用“令人叫绝”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卡佛的作品,他说:“我记得当我在《外国文艺》杂志上读完雷蒙德·卡佛的《马辔头》和其它几个短篇时,深叹短篇的艺术境界居然可以如此精妙而朴素,如此深邃而瑰丽。”(2)
那么,卡佛的简单主义到底有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创作特色?他的小说在文学观念、艺术修辞以及叙述手法等方面到底有什么新的追求?他那种精妙、朴素而又深邃的艺术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思考,我个人认为,卡佛的简单主义,与契诃夫所说的“简洁是才能的姐妹”并不是一回事,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不是一回事,简单主义的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作家们所追求的简洁也好,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好,说到底,都只是一种叙述技巧和修辞方式。海明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其实就是把这样的技巧和方式推向了极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叙述范型。我们看海明威的小说,比如《杀人者》,比如《白象似的群山》,总觉得他不是用常见的打字机或铅笔在写作,而是用锋利的奥卡姆剃刀在写作。冰山理论事实上是一种切削和控制理论,海明威故意切去了一些什么削去了一些什么省去了一些什么略去了一些什么(中国当代作家马原认为海明威省略掉的是日常经验),他的叙述因而总给人一种切削的人为的痕迹,就好像在玩一种藏宝游戏。人们常常把这样的写作方式叫“减法写作”。海明威巧妙地费尽心机地把八分之七的冰山埋藏在语言以下,只让你看到八分之一的冰峰,他的电报式文体有时候干脆只留下人物的对话,他的小说艺术常常就趋向舞台艺术。海明威的表达于是就变成了一种表演。虽然演技高超,可表演毕竟是表演。
相比之下,卡佛的简单主义,显然不只是一种技巧和修辞,而首先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学抱负和写作观念,是在文学与生活之间探索并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关系和真挚态度。卡佛的抱负和观念说起来很简单又很本质:小说不应该去表演生活而应该去理解生活和表达生活。与以往总是把生活复杂化或戏剧化的文学传统反其道而行之,在卡佛的心目中,生活往往总是简单而平常的,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简单准确地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他更靠近契诃夫而不是海明威,因为海明威的叙述虽然简巧,却仍然摆脱不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主要是关于怎么写的,卡佛的简单主义则既关乎怎么写,又事关写什么)。虽然任何表达事实上都远非那么简单,可卡佛却坚守着一种简单质实的写作立场,他绝不让自己的叙述凌驾于生活之上,决不对生活进行任何硬性的切削和人为的割裂,他的简单绝不是简化的同义词,当然也不仅仅是修辞的效果和技巧的产物。卡佛无疑是一个与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而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或局外人,他要通过写作让自己回到生活并更深地置身其中,他的写作因而是设身处地的写作,是简单中肯的写作。
在国内的作家当中,格非也许是唯一一个对卡佛的创作展开过具体分析的人。但可惜他的分析主要涉及语言和技巧的层面,基本上停留在文本表面,并没有真正触及简单主义的实质,没有指出卡佛在文学上的内在追求和抱负,没有论及卡佛对创作对生活的那种全新的认识和理念。在一篇就叫《雷蒙德·卡佛》的文章里,格非还探讨了卡佛与契诃夫、海明威、欧·享利等人的渊源关系,他说:“海明威与卡佛的缘分最深。打一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如果把《白象似的群山》挂到卡佛的名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中我还是偏爱海明威多一点,理由是海明威的短篇更多天然、自由之境,而卡佛则相对风格化一些。”(3))我当然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事情可能刚好相反,《白象似的群山》一看就是海明威的作品,相对风格化的应该是海明威而不是卡佛。
本文将从卡佛的创作理念和抱负出发,从他的诗学追求出发,具体分析和阐述卡佛的小说创作,把握他的叙述之道和语言特征,以期真正理解卡佛的创作特色、领略他的叙事艺术的精髓,探讨和揭示他的作品的内涵、意义和独创性所在。并从中阐明,卡佛的简单主义,与海明威以及其它现代派文学前辈们的创作事实上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关系,而与中国六朝诗人陶渊明的缄默诗学却有惊人的暗合和默契。
一、卡佛的文学抱负或梦想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可谓流派众多新潮迭起,它们虽然手法迥异技巧纷呈,可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那就是普遍地撤离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反对文学是对生活的模仿,强调想象和虚构的作用,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文学都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文学,都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文学。无论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还是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无论是美国的黑色幽默,还是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都更偏重于形式的创新和技巧的探险,更倾向于形而上的存在,或热衷于玄想和梦幻,触手可及的眼前的现实反而只剩下了回声和影子,字里行间几乎闻不到生活的气息,飘逸或艰涩的叙述里有诗意有哲理却独独没有体温和心跳,我们能够欣赏到各种艺术真实,可生活真实却似乎被作家们普遍忽视、遗忘或否定了。我们在众多现代派小说中读到的是各种生活的荒诞性和可能性,可作家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却一直受到了冷落,生活似乎真的只在别处。
比简单主义稍早的法国新小说派,其实就是一种文学的逆流,他们反对文学中的主观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内容上的主观性还是现代派的形式上的主观性),企图让文学重新回到客观性的怀抱。可惜他们的追求有些矫枉过正,他们的叙述最后通向了冷冰冰的物质的客观,他们的笔触更愿意去描述桌子上的一个杯子或一把空椅子,而不愿去描写人和他的内心感受,他们的写作拒绝意义也拒绝情感。他们所追求的客观性事实上是一种做作的客观性,做作的客观性其实只是一种新的主观性;他们讨厌过时的形式和技巧,可最后,新小说为文坛所贡献的只是另一种枯燥的形式和客观化的叙事技巧。也就是说,在罗伯特·格里耶这样的新小说作家的作品中,人和他们的现实生活依然是缺席的或被悬置起来的东西。
直到简单主义的悄然出现,这种局面才得到真正的改观和突破,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才真正走向了柳暗花明。
在卡佛这样的简单主义作家的眼里,置身其中的生活本身就是无限丰富不断再生的文学脉矿,足够一个作家用一生去体验去感受去挖掘,而回避或冷落生活的艺术至少是舍近求远的艺术,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艺术;在他看来,生活是有血有肉的,有体温也有心跳,几乎蕴含着人性的全部秘密和生命的所有脉动;在他的笔下,生活不再是被虚构架空的形式,不再是没有温度的物质堆砌,不再是幻想,也不再只是可能性;在卡佛的小说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不再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重新变成了鱼和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卡佛的小说为什么总是着眼于那种飘泊无定的中下阶层的生活(《马辔头》),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奔波在小城市之间(《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他们酗酒(《我打电话的地方》),他们不断地看电视直到屏幕上一片雪花(《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他们总是陷落在失落和惆怅、迷惘和伤感之中不可自拔,因为这一切都是卡佛亲历亲为的,是他置身其间的生活样式和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观察体验的产物,不仅仅来源于远距离的耳闻目睹,更不仅仅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美国一些评论家曾经批评卡佛总是只写“生活的表层”,说他描述的天地不比“他的脑袋瓜大,关心的只是身边琐事”。这样的批评在我看来未尝不可以理解成肯定,因为脑袋瓜一点也不比世界小,身边的琐事才是离生命最切近的东西,那些貌似宏大或深刻的叙事,反而常常是空洞可疑的。卡佛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打量、体谅、理解和信赖,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像生活一样真实生动摇撼人心。在一篇就叫《简单之至》的小说里,卡佛成功地把卡夫卡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的那两匹著名的想象的非人间的马叙述成了现实的活生生的喷着鼻息的马,把荒诞的真实还原成了生活一样的真实,这篇小说完全可以看成是卡佛对简单主义的自我注解或定义。
卡佛的弟子杰·麦克英尔奈在纪念文章《良师雷蒙德·卡佛》中曾经这样说:“卡佛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个观点是,文学可以从严格观察真实生活中得以形成,文学随时随地存在着,甚至在餐桌上的一瓶海因兹牌番茄酱里也存在着,何况电视也在那儿发出嗡嗡的声音。”(4)很显然,卡佛对自己置身其间的那份区别于一般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的关注和看重,卡佛看待自己生活的这种眼光和态度,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自己的躯体一样的这种信赖,卡佛的小说与自己的生活之间的那种水乳交融声气相通,他的小说几乎就好像是他本人的精神自传,这一切,与中国诗人陶渊明的情况都可谓如出一辙。与六朝时代的许多隐居者不尽相同,陶渊明的隐居不是一种政治姿态,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真实不移笃定自如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苦、平淡,但却自由、诗意,这样的生活,不仅体现了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然之心,而且也符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和“无为而为”、“全生保真”的道家观念,是超越现实接近自然投身艺术的最好方式,一句话,是陶渊明的性情、人格和志向的必然归宿。陶渊明深信,沉浸在这样一份生活里,就是沉浸在悠然和诗意里,就是沉浸在苦难和忍耐里,就是沉浸在生命的全部志趣和内涵里。对很多置身在朝庭和市井的同时代文人来说,田园啊河流啊山野啊农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写作需要特为去体验特为去观察的东西,是他们的生活之外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生活和写作往往是分裂的,是两回事。而陶渊明的生命却沉浸其中,他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对陶渊明来说,他的生活和他的写作是合二而一的,不可分解的。唯其如此,陶渊明的许多诗篇,几乎就是直接对自己的生活情景的真实刻画和淡定描写(比如“结庐在人间”,比如“种豆南山下”),也带有很强的自传性。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要了解陶渊明诗歌或卡佛小说是怎么回事,只要看看他们的生活就差不离了;反之亦然,只要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差不多也就明白了他们的文字的秘密和写作的抱负。
无论是卡佛的小说叙述还是陶渊明的诗歌写作,其实就是用一种信赖的本然的目光去打量生活关注生活抚触生活,他们的生活里有生命的所有气息和质感,他们的文学追求就是让这样的生活进入文字之后依然是流淌摇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像火焰一样简单,又像火焰一样丰盈!
因此,卡佛拥有这样的文学梦想几乎就是一种必然:回到生活并表达生活。
二、卡佛的叙述和语言
回到生活并不是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在巴尔扎克或欧·享利的小说中,生活其实是一种被人为地结构化和故事化的东西,他们与其说在表达生活,还不如说是在用文字控制和操纵生活,在他们的小说中,生活变成了戏剧或传奇,那样的生活其实只是伪生活。卡佛的简单主义写作则致力于把生活从结构的围墙和故事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他的小说中,生活不是传奇不是标本,在他的叙述中,生活恢复了那种无形而又弥散的原生形态。我们读卡佛的小说时,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和情节,看不到那种刻意的起承转合和结构,也看不到明显是预设的高潮或结局,我们看到的是像生活一样的生活,像西红柿一样的西红柿,是尽可能取消加工痕迹的生活,是简单自然的生活,它无始无终,原汁原味。
回到生活并不是沉溺于生活,并不是臣服于生活的平庸和琐碎,卡佛眼里的生活与中国新写实主义作家眼里的生活显然也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先锋和形式的反动,都要重新返回现实和生活,但他们观察生活看取生活的视角和目光却全然不同,因此他们所看到的生活也就大相径庭。池莉这样的作家在生活中看到的主要是感官和欲望层面的东西,是迎合大众心理和趣味的东西,在她们的作品中,生活要么是不可收拾的琐碎的一地鸡毛,要么只是一场不痛不痒的生活秀,里边有烟火气息和欲望浮动,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疼痛,有心脏却没有心灵,有呼吸却没有心跳,这样的作品,能够麻醉读者的肉体和感官,却不能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慰藉,我们能看到浮泛的斤斤计较的生活真实,却看不到那种与心灵生存息息相关的艺术真实(新写实小说或回到身体的下半身写作都只面对生活的侧面或局部)。与此相反,在卡佛的小说中,生活虽然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简单琐碎的,但他却简洁地写出了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对生命的缠绕和刮擦,准确地写出了简单琐碎的生活给心灵造成的疼痛和迷惘,失望和悲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活的迷雾,而且也是生存的质感和生命的迷津。只要细心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卡佛不仅表达了生活,而且他的叙述和笔触总能穿越生活的表象,把握生活的内核;通过简单准确的生活叙事,卡佛总能抓住那根生活的敏感神经,正是这根神经,艺术地暗暗地连接着生活与生命、肉体与心灵。阅读卡佛的小说,我们总能在不知不觉间被感动,我们在那些迷惘和悲观中,感爱到的与其说是某种消极的元素,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气质。而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恰恰是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所没有能提供给我们的。
如果说回到生活还只是一种艺术立场,那么,表达生活则是一种文学的挑战。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画鬼容易画人难,表达我们置身其中的眼皮底下的生活绝对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放弃传统的故事和人为的结构,不依赖现代派的形式和技巧,不耍任何花招(契诃夫告诫年轻作者时说的是:不要玩弄蹩脚的花招。这句话到了卡佛那里就变成了:不要玩弄花招),只是简单准确地表达生活,表达生活和生命的内在关系,表达心灵在生活中的真实律动,这既是卡佛的简单主义的文学追求,同时也是他为自己设立的艺术难度。因为,真实的生活既像火焰一样简单,同时又像火焰一样难以触及。
面对无形的复杂的弥散的生活,卡佛是如何表达的呢?怎样的叙述和语言才能描写生活的现象并且触及火焰的中心呢?
1、没有故事的写作
我们读简单主义的作品,读卡佛的《马辔头》这样的小说,明显可以感觉到一种散淡和开放的品质,故事性很弱,戏剧性被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在他的小说中,现实并没有被结构所间离或割裂,生活并没有被故事所约束和封闭,读他的小说,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新颖的别开生面的感受:在小说开始之前,生活早就开始了;在小说结束之后,生活却依然在继续。
从小说诞生之日起,故事就成了模仿生活表达现实的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面对无形而又弥漫的生活,故事就成了最方便最常用的构形手段和串连工具。可是,生活往往并不是完整的因果故事,生活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结构,在故事的固有模式和完整结构与生活的无形与弥散之间,在故事的封闭与生活的开放之间,其实存在一个写作的悖论。放弃传统的故事,拒绝外在的结构,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人为的色彩和做作的痕迹,使叙述处在开放的而非关闭的自然状态。然而,没有了编造的故事,放弃了外在的结构,也就失去了构形生活的手段,无形的雾一样的生活也就很难凝聚为艺术的雨露。卡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一方面是用生活的细节和印象代替人为的故事和情节,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叙述,为小说创造了一种凝聚生活勾联生活的新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叙述的语气和语调。
与外在的理性的结构不同,特定的感性的语调可以内在地规约生活把握生活,让生活拥有某种内在旋律和调式,于是,生活就可以像音乐一样被表达,又可以像音乐一样保持那种无形和微妙的原生态(结构也好理性安排也好,都容易扭曲生活原生态,而语调和语气却像一张无形之网,既可以捕获原样生活,又不会损伤生活原样)。所以,我们在阅读卡佛的小说时,体会叙述的语调是最为关键的,这是一种不温不火的语调,但绝非不痛不痒的语调,这种语调充满着对生活的感悟和体味,散发着迷惘、伤感、无奈甚至悲观的品质和气息,这种气息其实就是置身于生活中的真正的生命气息,也就是人所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气息,同时,这种语调里还蕴含着同情和怜悯,蕴含着不可或缺的人性体惜和温情。我记得纳博科夫曾说过:“人的一生唯一能够获得的不就是忧伤吗?”在卡佛的小说里,就弥漫着这种忧伤的氛围和语调,这是一种关乎人生的根子上的忧伤,所以,这样的忧伤事实上何尝又不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包容和体谅、理解和达观!
作为这种语调的语言特征之一,卡佛在叙述时经常喜欢使用似问似答自问自答的疑问句式,他的很多小说的标题就是用这样的句式构成的,这样的标题形式差不多是卡佛的文学专利,比如,《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什么》,还有《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等。在《马辔头》这篇小说的开头,就有这样一个句子:“有谁能责怪他们呢?”
形成卡佛叙述语调的另一种句式就是带“也许”的语句,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语式,是一种不愿轻易对生活枉下结论的语式,这种语式隐含着叙述者对生活的尊重,隐含着心灵对事物对生活的潜在的感悟和理解愿望,它更像是一道温情有加地细心地观看和凝望生活的目光,透露出叙述者和作者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暗暗的猜想。在卡佛的小说中,这样的语句随处可见,《马辔头》的结尾处,当霍利茨一家离去之后,“我”在收拾他们住过的房间时,又一次看到了那副马辔头,他这样写:“在抽屉里面一边的犄角那儿,我看见了他那天搬进来的那副马辔头。他们在匆促地收拾行李时,这件东西一定是给忽略过去了。但是也许并不是这样。也许是故意留下的。”(5)
当然,卡佛小说的独特语调不单单与语言和修辞有关,卡佛的叙述之所以能拥有这样一种恰到好处的语调,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格非的论述是切中肯絮的:“不论是叙述者,还是隐藏在文本后面的叙述代言人,其身份和口吻均属于在社会上明显感到不适应的一类人,属于中下层生活中苦苦挣扎、没有希望、但也不并怎么绝望的一个族群。这种口吻与海明威那样的‘文化精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它显然比海明威更具有某种优势,也更亲切、感人。不过,这种语调却不是卡佛装出来的,那是他的一生的辛苦和痛苦积攒起来的。如果一位养尊处优或自命不凡的作家要去模仿卡佛的风格,我想一定会走火入魔的。事实上,卡佛本人就是一个酒徒,为生计四处奔波,写作就意味着生命的消耗,然后析出一些带着自己体温的文字精灵。”(6)也就是说,卡佛的语调取决于他的生活历练和生命感受,取决于他的个性和气质,而不能看成是练词练句的产物。这一点,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同样十分相像,陶渊明诗歌的那种迥异于同代诗人的简易淳朴天然纯真,与他的生活样式是完全一致的,与他的个性气质是一脉相承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乡隐居,把生命投入自然,过着那种简朴的农夫式的生活,陶渊明的生活和人格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以至于要理解他的诗及其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就必需理解他体现在诗中的生活,“风格即人”,陶渊明的诗歌风格与他的生活风格是内在相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品味他的诗歌中的那种平淡澹然从容真如,因为在他的诗句中,诗人和他的生存成了他自己作品的主体,他讲述自己的田园生活,并品评着这种生活的本真韵味和意义。正是因为生活与作品的内在关联,作品在精神气质上的自传性,使得卡佛和陶潜这种设身处地的写作变得不可模仿,那些故意装腔作势出某种卡佛式语调的人,那些故意把诗歌写得简谈稚拙的人,都注定是失败而可笑的。
谈到卡佛的小说特征和语调,谈到他的非故事性文本,有一点不妨在此指出来,那就是用语调而不是故事来把握生活支撑叙述,在短篇或中篇中是简约有效的,但如果用它来统领一个长篇小说,可能就会显得气息不够能量不足,会显得过于简单和平淡,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卡佛终其一生没有创作过长篇。
2、现在进行时的写作
小说《马辔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那辆挂着明尼苏达州牌照的旧旅行车,驶进了窗子前面停车场上的一个空当儿。”
为了更好地表达生活,为了增强那种不可或缺的现场感和逼真效果,卡佛的小说一般都采用现在进行时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叙述,这样的叙述使得生活、写作和阅读保持着一种同步性和当下性,这样的叙述无疑更容易让读者身临其境,阅读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就在眼前而且正在发生和持续着。艾略特曾说“所有的一切都永远是此时”,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的当场的生活是最恒常最直接最鲜活的生活。
卡佛的小说从来不写历史题材,也很少写人物的回忆,因为历史中的生活总是遥远的难以亲见的,而回忆中的生活无疑会掺杂作者的主观判断和人为取舍,这样的生活容易被歪曲和间离,容易和读者产生隔阂,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传奇,生活的亲近感、平易性和客观性就会受到影响。这显然与卡佛的写作宗旨不符。
卡佛的小说大都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叙述者或叙述代言人总是“我”。这样的叙述是设身处地的,是与生活平起平坐的。卡佛从不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也从不使用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视角来观照和表达生活,他笔下的生活总是切亲身心的,水乳相融的,休戚相关的,于是小说人物的悲欢就成了我们的悲欢,小说人物的命运也就是我们的命运。
此外,现在进行时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所达致的真实和客观,明显区别于新小说那种时态模糊没有温度的物质的客观真实,如果说新小说的客观化叙述更像是一台摄像机的机械的扫描,那么卡佛小说的客观性叙述则完全是充满人性的肉眼的注视和观望,这样的视线不是在扫描生活而是在关注生活和抚摸生活,它不仅是人性的,而且也是温情和感人的,是贴着人的心肺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时态是一个模糊、隐约甚至悬置的问题,至少不被刻意表现或强调。可是,细心阅读陶渊明的很多诗篇,像《饮酒二十首》、《归园田居五首》这样的诗歌,即使不能完全说是现在时态,但至少也是写现在的、眼下的、目前的生活和情景,这与卡佛的小说叙述同样很像,这当然不是巧合。
3、不言之言的写作
表达与被表达之间总是存在无法克服的分裂和难以弥合的距离,这是一个永恒的艺术悖论,是让所有写作者产生焦虑和不安的难题。而当被表达的是人人熟稔并且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时,这个悖论和难题就变得尤其突出(越熟悉的事物越难准确地表达)。因此,卡佛的写作事实上是充满挑战性的写作,是背负着艺术难度的写作。卡佛化解这个悖论和难题的方法我们不妨称其为不言之言,这种叙述方式看上去简单平淡,实际上却复杂深奥。
我们知道,人类一直深陷在语言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园,言说就是交流、显现和证明,人类依赖语言的魔力,信赖缪斯的舌头,人类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离不开语言;另一方面,人类对语言又充满焦虑和困惑,深感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在文字与意象之间,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总是存在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深感“书不尽言,言不及意”,深感“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以至于只能感叹“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困惑于语言的歧义和言说的艰难,一直在进行语词和意义的角力或搏斗,并常常陷落于沮丧与失望。人们在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同时,总感到这种表达是不尽如人意的。
与诗人常常可以运用诸如暗示、隐喻、空白、静默、反讽甚至能指游戏来化解语言表达的难题和悖论不同,小说家不可能完全向诗人学习或看齐,因为小说毕竟是写实的及物的艺术,它无法缄默,不能无言,它也不能过于依赖象征或空白等艺术手段,它必须言说而且要言之有物。所以,小说家必须寻找另外的属于小说的解决办法和途径。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小说家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不会对这样的难题和悖论视而不见,他们总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坚执的实践去探索和寻找解决之道。我觉得卡佛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卡佛不仅是一个非常珍惜语言重视语言的小说家(卡佛的弟子在谈到卡佛的写作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卡佛眼里,语言就像是火焰一样的烫手的东西”),他也是一个自觉地在语言的困境中寻找突破和出路的作家,而他那简单主义的写作实践也的确卓有成效地为小说的表达找到了一条独特而又新质的蹊径,从而有效地化解了语言叙述的悖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卡佛的小说不仅是属于叙事学的,而且也是属于诗学的。
那么,卡佛的小说诗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语言和叙述与前人们到底有何不同呢?
从总体上看,小说的创作可以分为两大类,这也是两种化解语言表达悖论的倾向或方式。一类是“加法写作”,另一类是“减法写作”。普鲁斯特、乔伊斯等意识流写作和克劳德·西蒙的新小说写作显然属于前一类,普鲁斯特那细腻繁复的心理写作延缓了时间的流动,他的写作总能对逝去的生活中的一个瞬间进行漫长的当然也是逼真的叙述,从而想方设法打捞和追忆逝去了的生命时光,在他的叙述中,艺术时间远远大于生活时间;乔伊斯的意识流动则致力于空间的拓朴,他的写作差不多是词语的无限增殖,在这样的拓朴与增殖中,现在变成了永恒;克劳德·西蒙的叙述则对物质进行高倍显微镜式的放大,在他笔下,一滴屋檐滴水就像是一颗生长、成熟然后坠落的鸭梨。)这种“加法写作”,延缓了过去或现在的时间,拓展了三维空间,生活的节奏被无限放慢,他们的叙述使简单的生活复杂化,他们的叙述是一种增殖的叙述,在他们的笔下,生活不再是日常的熟悉的生活,生活已然被放大或微分,他们追求到的真实已经离生活原样很远,或者说他们得到的差不多是一种膨胀了的艺术真实。而海明威等作家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的写作不是膨胀和增殖,而是减省和删节,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和对话型小说,使生活之树只剩下了根须和枝干,就像一个人减肥减得过分,变得形销骨立。卡佛的简单主义写作既不是“加法写作”,也不是“减法写作”,他既不想让生活膨胀,也不想让生活简化,不想用加法和减法使生活变形,他的写作事实上是一种“等值写作”,他想用一种看似简单的叙述,一种不耍花招的叙述,保持生活的原样,他想写出生活本来的面貌,本来的节奏,本来的尺寸,本来的质量。他的写作理想就是对生活进行原式原样原汁原味的表达,也即简单准确的表达。
可在实际操作中,越是简单的表达就越复杂,越是准确的表达就越艰难,为了让自己的叙述与生活等值,为了让自己的言说通向真实,卡佛就必须超越和克服前面所述的语言悖论,他的写作事实上只能是呕心沥血的写作。既然现成的叙述技巧和方法(无论是意识流还是冰山理论)都会使生活发生增减和变形,卡佛只能扬弃已有的加减技巧,另某他途,另起炉灶,他需要找到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这种技巧我们不妨称其为“不言之言”。
正是为了让小说的形态等值于生活的形态,卡佛才用语调去替代故事(不言故事和结构),正是为了让写作的时空和节奏等值于生活的时空和节奏,卡佛才选择现在进行时态(不言回忆和印象)。
在具体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卡佛的文字只是简单地涉及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他的叙述总是回避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诸如联想、记忆、意识流动、主观议论等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常用的写作构件和元素,他写的生活总是能够见到能够听到能够感受到的生活(在《马辔头》中,偶尔也有几句回顾性的文字,但卡佛的简短的倒叙与过去时态的传统的回忆叙事很不一样,在他笔下,这样的倒叙是紧挨着现在的,虽然涉及过去,可这样的过去就仿佛是站在现在的台阶上就能让视线够到的那种过去)。在写人物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卡佛的叙述也明显区别于其他作家,他虽然追求客观和准确,但他的叙述绝不像新小说那样见物不见人,他写的主要是人,他的客观并不是新小说那种摄像机式的客观,他写的是人眼所见,这种所见区别于刻意的了望和观察,这种所见更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所见,既自然而然,又物我交融,这样的目光因而是人性的而不是机械的。卡佛的叙述也不像高倍望远镜或电子显微镜,他只写人的视线能够正常抵达和自然触及的东西,只写人的听觉所能听到的声音,对见不到听不到的事与物卡佛始终保持沉默和不言,而且这样的视觉和听觉总是第一人称的,他从不用第三人称的转述,所以,卡佛的叙述看上去真的就像亲眼所见那样简单和客观。
与所见所闻相比,与言行举止相比,准确客观地表达人物的所思所感显然要困难得多,正是运用不言之言的叙述,卡佛才历史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卡佛超越已有的叙述手法,放弃加法和减法,运用不言之言解决心理和感爱的表达难题,是他在小说叙事中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我发现,这一特征,与陶渊明的诗学追求真可谓古今相通中外相契。
面对陆机提出的诗歌语言难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陶渊明之前和陶渊明时代的中国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这一难题作出的反应。它们极为挥霍地滥用辞藻,拼命试图平衡语言的无力。那个时代的“赋”极尽奢侈夸张之能事,而诗在六朝时期则以绮丽矫饰著称(这种语言策略有点类于“加法写作”)。不过,语言表达的难题不可能通过辞藻的堆砌来获得真正解决,因为,堆砌的语言仍然是有限的,意义却是无限和微妙的,结果常常会恰得其反,语词越堆砌,语义越不清。陶渊明的诗歌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的诗一出现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异,因为他不同于那个时代的诗歌写作的,恰恰是它用词的极其俭约,以及风格上的朴实无华,而且他的写作内容和对象往往也是眼前之景和身边之事。陶渊明的诗不能被时代认可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过了几百年之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才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和赞誉。现在看来,陶渊明的诗歌风格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而且也体现了他对语言性质和表达悖论的深刻洞察,而他的无言诗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洞察之上的。对于庄子这样的道家来说,“意”是只能靠直觉把握和默默知晓的东西,它不可能诉诸言语(“辩不若默,道不可闻”),但对于诗人陶渊明,却必须把自己在冥默中把握到的东西表达出来,陶渊明的表达方式就是“忘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忘言”不仅表示诗人的无力言说,而且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诗人既然不能真接用语言表达“真意”,那么负面的表达也许就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用富于暗示性的沉默实际上可以更好地表达。这首著名的《饮酒》第五,正是这样隐含着并触及了自然的真意:它先肯定这里有真意,尔后却让它得不到说明。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陶渊明选择平淡质朴风格的哲学前提:如果意义的体验在语言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得不到表达,而不是去对它作无力的表达。因为任何说明都会歪曲糟践诗人的直觉领悟,所以忘言和缄默乃是保证其拥有真知的唯一方式。简而言之,陶渊明的“缄默诗学”就是用间接暗示代替直接表达,就是拒绝在诗中对意义作有限的限定(语言既表达意义同时又限定意义),使意义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在富于暗示的无言中保持着完整,这样的暗示可以使意义的阐释变得无限,也就是说,自然的真意并没有因为诗人自认无力表达而走样或减弱,相反却由于暗示所带来的无限的阐释可能而变得丰富微妙完整准确。这一点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力量所在,也是他那简单诗学和质朴风格的魅力所在。只要把陶渊明的诗歌和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就会发现:其他人极尽雕琢冗赘之能事却没有说出些什么,陶渊明却用自己的质朴、简单和缄默给人以无限的意会。当然,陶渊明的这种缄默诗学并不只是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必须落实在语言修辞的细微之处,落实在呕心沥血所得来的如火纯青不露痕迹轻盈自如的叙述之中。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如果换成“采菊东篱下,抬头见南山”,意思似乎差不太多,可艺术效果却天上地下,“抬头”是一个现实的直接言说的举动,这个举动毫无诗意可言,没有任何独特的艺术感觉,而“悠然”则通向精神的自由通向诗意本身,“悠然”不是一个现实的可模仿的动作,任何可模仿可书写的动作事实上都不够悠然,当陶渊明运用了“悠然”这个恰到好处妙到分毫的字眼之后,我们在他的诗句中就可以感受到和体会到,那人和山是熟稔如故的,亲如兄弟的,南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无需特意去看,更不需要抬头去看,却已经看见了,而且在心里了。陶渊明好像没有直接言说什么,指称什么,他的诗句纯属暗示性的,几乎是缄默的,可实际上,诗意啊,人与自然的相融啊,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在里边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缄默诗学(就像卡佛没有写过长篇一样,陶渊明一生写的绝无仅有的几篇文章都极短,像《五柳先生传》,像《桃花源记》。尤其是《五柳先生传》这个自传文,堪称文章中的极品,可谓陶渊明的人力所为的天簌。别人的厚如板砖的大部头自传,未必能生动真实地画出自己的人生,而陶渊明只用了区区一百多字,就写出了自己的人格、爱好、家境、艺术抱负和境界,写出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切,写出了自己的一生。陶渊明的修辞策略其实很简单,以少胜多,缄默如金。短短一百多字的文章,“不”字倒出现了九次,当别人都唯恐疏漏地强调我是什么贵族之后我是什么名门子弟的时候,但别人都一个劲地说我是怎样我是如何的时候,陶渊明却说了九个“不”:“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也不详其姓字”,“不求甚解”,“不慕荣利”,“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钱钟书先生曾指出,“不”字是这一篇的“文眼”,也是这篇文章的精神所在,于此同时,我觉得“不”字还构成了陶渊明缄默诗学的标记)。
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喜欢弹奏家里的那架无弦琴(对他而言,音乐不在乐谱里也不在琴弦上而是在心里),这一神秘的姿态也许再好不过地象征和暗示了他的缄默诗学。陶渊明的这一姿态,让我想起卡佛在去世前不久,曾在阳台上长时间地注视着小花盆里的玫瑰,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长久地凝视着玫瑰,没说一句话。这样的凝视和姿势难道不是不言之言的最好隐喻?
针对语言的悖论和言说的困境,针对事物的意义和人物的感受,卡佛的不言之言与陶渊明的缄默诗学可谓相似乃尔似同孪生,都属于沉默是金的艺术,属于因为简单所以扼要的艺术。与陶渊明一样,卡佛显然也是一个背负着悖论和难度进行独特创作的作家,是一个用火焰一样的叙述去穿越和突破困境的作家,他的写作乍一看平淡简单波澜不惊,实际上呕心沥血如火纯青。
我们来看看卡佛的小说代表作之一《马辔头》,看看它的开头,“我”初次见到命运多舛的霍利茨夫妇,那时候他们刚刚经受过命运的打击,离开明尼苏达州那个伤心之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正处在一个生活的新关口,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与性情迟钝相对乐观的霍利茨相比,妻子贝蒂的心情肯定更加敏感更加难受,她的内心感受肯定复杂混乱难以言表,可卡佛根本没有直接去写她的内心状况,而是通过“我”的眼睛,只写了贝蒂的言行举止,只写了她的几个神情和动作:“男人通报了他的姓。‘我姓霍利茨。’他告诉我那女人是他的妻子。但是她不乐意望望我。相反的,她尽顾看着她的手指甲。”“女人把两只胳膊合抱起来,握着短外衣的袖子,两眼注意到了我的座椅和洗涤槽,仿佛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像它们这样的。也许,她的确没有见过。”“我告诉了他。他回过身去,瞧瞧女人怎么说。但是他就跟望着一堵墙差不多。女人不愿意用眼睛回望他一眼。”“开始把手指捻得劈啪作响。”(7)卡佛叙述的时候没有一句心理描写(不言),就只写了这么几个传神的动作和恰当的举止(之言),可贝蒂的神经质,她的自尊和虚荣,她的尴尬和不安,也许还有无奈和痛苦,却被恰如其分地暗示并表达出来了。
而到了这篇小说的结尾,霍利茨无缘无故地从屋顶往游泳池跳的情景,这是整篇小说的重头戏,因为它导致了霍利茨一家生活和命运的新的转折,导致了他们的黯然离去。一般的作家在这个地方肯定会写得“浓墨重彩”,肯定会铺垫渲染、挖掘分析,写出霍利茨的个性,写出命运与个性的关系等等。可卡佛似乎什么也没有写,卡佛只写了霍利茨忽然爬上屋顶,然后就从屋顶往下面的游泳池跳。我们不知道霍利茨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喝得有些多了,在一刹那间产生了自我表现的冲动,也许是因为旁人的怂恿,也许是霍利茨身上有一种心血来潮的基因在作祟,也许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既率真又愚顽(就像他迷上赛马),也许他那天心情特别高兴或特别不高兴,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想用此举反抗或否定一些什么,比如生活的不顺,长期以来内心的痛苦和压抑,等等等等,可卡佛真的什么也没写,他只写了霍利茨鬼使神差一样爬上了屋顶,并在旁边人的喊叫和怂恿声中跳了下来。当然,这偶然而又必然的一跳已然暗示了一切,表达了一切。我们看到,即使对霍利茨的爬上和跳下的举动,卡佛也写得再简单不过又准确不过,没有任何渲染和夸张的地方:“霍利茨喝完了酒,把玻璃杯放在游泳池边的地面上,走过去到了简便浴室旁。他拖过一张桌子,爬上去。然后——他似乎压根儿毫不费力——他撑起身,爬上了浴室的屋顶。”“说时迟那时快,霍利茨朝前冲去了。”“我看见他撞到池子边的地面上,也听见他叫了那么一声。”“霍利茨的额头上摔破了一道大口子,两眼呆滞无神。”(8)等人们把霍利茨扶起来,搀扶他坐到一张躺椅上去时,卡佛也没有写一句霍利茨的心理活动和反应,他的叙述依然那么简单,那么无声胜有声,几乎没有出现一个激动的情绪化的词汇:“有人递给他一条毛巾,但是霍利茨握着毛巾,就仿佛不知道该用它做什么似的。另外一个人又递了一杯饮料给他。霍利茨也不知道该拿饮料怎么办。人们不停地对他说话。霍利茨把毛巾举到脸上。接着,他又取下,望着毛巾上的血迹。不过他只是望望,似乎什么也弄不明白。”(9))在霍利茨爬上屋顶准备往下跳的当儿,我们发现,其他人都在怂恿他激将他,只有妻子贝蒂发出了阻止的声音:“霍利茨,想想看你在干什么。”贝蒂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因为霍利茨的荒诞举动让她想起了过去生活中的其他一些似曾相识的场面,她之所以没有大声阻止,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她还不能肯定霍利茨真的会往下跳。而当霍利茨撞倒在地上的一瞬间,最先响起的就是贝蒂的喊叫:“霍利茨!”这也许是卡佛在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唯一的喊叫,这是正真的喊叫,声音很大,而且一定撕心裂肺。这声喊叫卡佛是必须写的,写出了这声喊叫,实际上就写出了贝蒂这个女人仍然爱着霍利茨这个男人的事实,我们不知道贝蒂为什么依然爱着这个倒霉的霍利茨,幼稚的瞎胡闹的霍利茨,脑筋缺根弦似的霍利茨,不过,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总还是会有些哪怕是说不出来的理由的,比如霍利茨的幼稚同时也是率真,比如霍利茨的愚顽同时也是执着,比如霍利茨的逆来顺受谁又能说不是达观不是随遇而安呢?我们不知道贝蒂究竟为什么还爱着霍利茨,我们不知道她的内心感受究竟如何,卡佛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读了卡佛的叙述,我们只知道贝蒂的确还爱着霍利茨,我们当然还知道,只要有爱,生活就还有希望。
小说的最后,霍利茨一家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开着那辆旧卡车走了。“我”眼看着他们离去,即使到这个时候,卡佛也没有让同情、怜悯和伤感之类的东西从“我”的心里或喉咙中涌出,没有让这些东西变成有限的词语,卡佛也没有在这个地方恰逢其时地对生活和命运发出任何议论或思考,他只是恰到好处地准确无误地描写了那副被霍利茨一家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马辔头:
“我拿起它来,走到窗口,在光亮下看看。它并不特别考究,只是一副用旧了的深色皮辔头。我对马辔头并不太懂行。不过我知道这种装置有一部分要套在马嘴里。那一部分叫做嚼子,是用铁做的。缰绳套在马头上,一直拖到马脖子上面骑马人用手握着的地方。骑马人把缰绳或左或右的一拉,马儿就跟着转过去。这很简单。嚼口很沉,手摸上去冰凉。如果你不得不把这样一个玩意儿戴在牙缝间,你在一阵匆忙中就会明白了。当你觉得它收紧时,你就会知道是停下的时候啦。你就会知道自己正在朝某一地方走。”(10)
我们既可以把马辔头理解成生活的象征和命运的符号,也可以把马辔头理解成人性中难以摆脱的悲剧元素,马辔头似乎还隐喻着别的许多东西。当然,马辔头也可能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副生活中常见的马辔头,只是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各出现了一次的简单道具。卡佛什么也没有说,可卡佛似乎又说出了一切。
卡佛的不言之言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准确。由于这是一种子弹击中心脏一样的准确,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卡佛的叙述既像火焰一样简单,又像火焰一样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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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2)苏童,寻找灯绳,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3)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4)外国文艺,1989年第五期,第79页。
(5)外国文艺,1988年第四期,卡佛的小说“马辔头”。
(6)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7)外国文艺,1988年第四期,卡佛的小说“马辔头”。
(8)外国文艺,1988年第四期,卡佛的小说“马辔头”。
(9)外国文艺,1988年第四期,卡佛的小说“马辔头”。
(10) 外国文艺,1988年第四期,卡佛的小说“马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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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费力读完了一篇叫《像火焰一样简单——论卡佛的简单主义并与陶渊明的的缄默诗学作比较》(张亦辉)的论文,结果一无所获。真是一篇自说自话的糊涂文章,自误误人!作者为了达到拔高卡佛的目的,就对乔伊斯、普鲁斯特、海明威等大师的小说和法国新小说肆意贬损,并且给他们加上种种罪名,其实他是并不知道卡佛小说好处的。比如下面一些言论就很荒唐:1、他既不想让生活膨胀,也不想让生活简化,不想用加法和减法使生活变形,他的写作事实上是一种“等值写作”。他想用一种看似简单的叙述,一种不耍花招的叙述,保持生活的原样。他想写出生活本来的面貌,本来的节奏,本来的尺寸,本来的质量。他的写作理想就是对生活进行原式原样原汁原味的表达,也即简单准确的表达。2、与所见所闻相比,与言行举止相比,准确客观地表达人物的所思所感显然要困难得多,正是运用不言之言的叙述,卡佛才历史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genading | 发表于2009-03-07 19:49:46 [回复]
卡佛有一篇<柴火>也很好,主人公(一个酒鬼)在放逐和绝望中,经过一段逃离和思考,他有所省悟,把柴都劈了,干完了这活,他才有勇气回到自己的生活,劈柴对他意义重大,像一个人用掷硬币来决定自己将要作出的抉择.所以他誓要把柴劈完,使他有些成就感,重拾勇气和信心(有点自欺欺人...呵呵),毕竟他的生活还要继续,还要回到城里去.放逐之地的海边的那些山峰,会发出声音的河流很有意思.语言简约,主人公的心理若隐若现,令人回味无穷
3rdcolour回复Arenas说:
不错。卡佛后期作品有了逐渐光明的结局,仿佛黑暗群山后透出的淡淡曙光,也许是他在给努力戒酒的自己一些鼓励吧。只可惜他离开得太早。
感谢Arenas的留言。
2007-05-26 22:36:00
Arenas | 发表于2007-05-25 22:43:25 [回复]
卡佛只写了霍利茨忽然爬上屋顶,然后就从屋顶往下面的游泳池跳。我们不知道霍利茨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喝得有些多了,在一刹那间产生了自我表现的冲动,也许是因为旁人的怂恿,也许是霍利茨身上有一种心血来潮的基因在作祟,也许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既率真又愚顽(就像他迷上赛马),也许他那天心情特别高兴或特别不高兴,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想用此举反抗或否定一些什么,比如生活的不顺,长期以来内心的痛苦和压抑,等等等等,可卡佛真的什么也没写,他只写了霍利茨鬼使神差一样爬上了屋顶,并在旁边人的喊叫和怂恿声中跳了下来。当然,这偶然而又必然的一跳已然暗示了一切,表达了一切,
我也猜想过他跳的原因,是不是这些呢?
3rdcolour回复Arenas说:
生活里一个偶然事件所潜藏的悲剧的必然性,有很多作品在写,却只有卡佛能描述的如此平静简洁.
2007-06-12 19:34:49
Arenas | 发表于2007-05-25 14:58:24 [回复]
际上就写出了贝蒂这个女人仍然爱着霍利茨这个男人的事实,我们不知道贝蒂为什么依然爱着这个倒霉的霍利茨,幼稚的瞎胡闹的霍利茨,脑筋缺根弦似的霍利茨,不过,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总还是会有些哪怕是说不出来的理由的,比如霍利茨的幼稚同时也是率真,比如霍利茨的愚顽同时也是执着,比如霍利茨的逆来顺受谁又能说不是达观不是随遇而安呢?我们不知道贝蒂究竟为什么还爱着霍利茨,我们不知道她的内心感受究竟如何,卡佛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读了卡佛的叙述,我们只知道贝蒂的确还爱着霍利茨,我们当然还知道,只要有爱,生活就还有希望。
我认为贝蒂对霍里茨的爱充满矛盾,她说她的生活完了(就是注定了,原文好像是这意思),很明显她对现在的生活充满怨恨不满,甚至她有后悔当初嫁给霍里茨的意思,她对他还有爱的,可是生活压迫感让她怀疑爱,她应该是充满矛盾,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而已....呵呵.
卡佛的作品就是这样很有意思,他展开真实的生活图景,让你感受生活.感受系深刻的,上面的看法也就是感受
3rdcolour回复Arenas说:
这样的家庭,这样带着孩子四处搬家,不知道自己在朝哪里去的夫妇们,随处可见。虽然带着希望,等待着他们的却往往是不幸和崩塌,走运的情况并不常见。
所以,贝蒂说“幻想,就是你清醒过来后摆脱掉的东西。”
在我看来,爱情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推动的力量,人们只是在生活的颠沛流离中随波逐流罢了。
2007-05-28 10:50:34
Arenas | 发表于2007-05-25 14:56:11 [回复]
http://blog.sina.com.cn/zjwangjianping我的博客,都是前期的文章,请批评。
3rdcolour回复wjp说:
拜读ing...
2007-03-19 15:44:14
wjp | 发表于2007-03-19 15:19:46 [回复]
我也很喜欢卡佛,遗憾的是他被译为中文的作品只有一部《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据说还有一个中英文照的选集,但没看到过。近期想写一个卡佛的短文,但手上没有太多的资料,谢谢在你的网上看到了《马辔头》(以前未看过)。有一次和韩少功先生聊天,他说:译者不一定要有很高的英文水平,但文学功底一定要高才行。很赞同他的说法。这个《马辔头》译得也还可以,但这篇评论实在不怎么样。卡佛是美国底层社会出来的酒鬼,他笔下塑造的差不多都是为了摆脱困境而苦苦挣扎的形象,卡佛与陶渊明显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怎么能放在一起作比较呢?若要谈对卡佛的认识,作为书写者,站在写家的立场,套用卡尔维诺的评价模式,我可以这样表达:我爱福克纳的莽里莽撞,因为他朴拙而大气;我爱海明威的中规中矩,因为他恪守自己的信条;我爱卡佛的谨小慎微,因为他小心翼翼。
3rdcolour回复wjp说:
很喜欢卡佛的这种谨慎和收缩,里面有种自然内敛的酷,象是煽情和滥情的反面,而这种写作风格的下面,隐隐流出的伤感和悲悯直达人心。海明威也简洁,但那种硬朗总让我感觉到技巧奇崛,不象卡佛这种沧桑之后由内向外的朴素。推荐听下美国的indierock,一些乐队,比如闪马,也有类似的内核,还有一些美国电影,比如highart,这些作品传达的,是我所谓的“美国精神”。
期待着wjp关于卡佛的文字,或者你也写小说,很想一读。
2007-03-18 15:34:20
wjp | 发表于2007-03-17 20:29:24 [回复]
耐着性子看了半天,结果是:牵强附会、毫无新意。拿卡佛与海明威比较、与托尔斯泰比较、与契诃夫比较,我还以为要说到点子上了,结果很令人失望。这样一本正经的写,让人想起了昆德拉那句名言。卡佛最关键的东西根本就没谈到
3rdcolour回复wjp说:
有点同意你的观点,我猜这篇评论多半是比较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之类。转这篇主要是因为《马辔头》是我最喜欢的卡佛小说之一,而国内对卡佛单篇小说的评论又很难一见。
wjp可有比较认同的文章也请推荐一下。
2007-03-14 20:53:32
wjp | 发表于2007-03-07 19:27:52 [回复]
"到生活并不是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在巴尔扎克或欧·享利的小说中,生活其实是一种被人为地结构化和故事化的东西."我想这是指那种传统的运用典型事件的写作方式吧。记得很多年前看过王安忆关于写作的一些观点,她认为小说的写作不需要典型事件。她很长一段时期的创作也与早期很不同,基本是写的一些平实的生活,但她显然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节制的喋喋不休让人疲乏,而且也缺乏一种震撼的力量。卡佛的简单写作我觉得依然是不可复制的,这与他的一切都有关系。 “读他的小说,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新颖的别开生面的感受:在小说开始之前,生活早就开始了;在小说结束之后,生活却依然在继续。”这是因为他的小说总是截取了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不仅是形式,也体现在通过形式散发出的精神上。 “我记得纳博科夫曾说过:“人的一生唯一能够获得的不就是忧伤吗?”在卡佛的小说里,就弥漫着这种忧伤的氛围和语调,这是一种关乎人生的根子上的忧伤,所以,这样的忧伤事实上何尝又不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包容和体谅、理解和达观!”我喜欢这段话,虽然其实人生还是有很多片刻的欢愉,但忧伤才是对生活最无距离地拥抱,是一种真正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