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 作者：韩少功 [复制链接]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也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处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 穿山镜！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 ”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一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着，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
    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作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血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套，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

公地（以及母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一切都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撵得我像滑泥鳅，泥鳅最喜米汤水，钻进人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籽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租痞是允许的，正当的，得到某种不成文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 下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它地方去做工夫。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作“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引渠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 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日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九袋
　
    在我的印象里，乞丐只可能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形象。把乞丐与豪华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我到了马桥以后才知道我错了，世界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本义的岳父就是个吃香喝辣的乞丐，比好多地主的日子都还过得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算不得资本家。当初的土改工作组勉强把他定为“乞丐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阶级成分的工作组觉得这个名称不伦不类，但确实不能从政策条文中找到合适的帽子，不知如何结论，只得马虎带过。
    这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苞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就要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向外地人夸耀所在。人们提两皮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个热闹，或者听人家发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面上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世清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花子的头。叫花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代、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袋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在叫：九袋爷到，九袋爷到。八哥叫到哪家门口，绝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袋爷，必须给足一筒，有时甚至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腊鸡爪——他最爱吃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盐商不懂此地的规矩，只打发他一个铜板。他气得把铜板叮当一声甩在地上。
    盐商没碰到过这种场面，差点跌了眼镜。
   “岂有此理！”九袋爷怒目。
   “你你你还嫌少？”
   “我九袋爷也走过九洲四十八县，没见过你这种无皮无血的主！”
   “怪了，是你讨饭还是我讨饭？你要就要，不要就赶快走，莫耽误了我的生意。”
   “你以为是我要讨饭么？是我要讨饭么？”九袋爷睁大眼 ，觉得应该好好教育这个醒崽一番才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流年不利，国难当前，北旱南涝，朝野同忧。我戴世清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为立身之本，先国而后家先家而后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亲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双赤脚走四方，天性健君子 自强不息，不抢不偷、不骗不诈，自尊自重，自救自助，岂容你这势利小人来狗眼看人低 ！有了几个臭钱就为富不仁的家伙我见多了……”
    盐商没听说过这么多道理，被他横飞的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举手告饶：“好好好，说不过你，我还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呵。”
   “走？今天非同你理论个明白不可！你给我说清楚，是我要讨饭么？我今天是找你来讨饭么?”
    盐商苦着一张脸，多掏出了几枚铜板，往他怀里塞，有一种败局已定的绝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讨饭，你也没找我讨饭。 ”
    九袋爷不接钱，气呼呼地一屁股在门槛上坐下来。“臭钱，臭钱，今天我只要讨个公道!你要是说在理上，我的钱都给你！”
    他掏出一大把铜钱，比盐商的铜板多得多。闪闪发亮，引得很多小把戏围上前来看。
    后来，要不是他突然产生了要上茅房的需要，盐商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离开门槛。他返回时，盐铺已经紧紧关门了。他操着棍子使劲打门，打不开，里面有男声女声骂起来，嘴臭得很。
    几天之后，盐铺正式开张，做了几桌酒肉宴请镇上的要人和街坊。鞭炮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黑压压的发出莫名的酸臭味，围着盐铺喊喊叫叫。给了他们馒头，他们说是馊的，一个个甩回来。给了他们一桶饭，他们又说饭里面有沙子，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没法下脚，来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四个叫花子敲一面破鼓，窜到席间要唱花鼓贺喜，但身上全抹着猪粪狗粪，吓得客人一个个捂着鼻子四散而逃。他们便趁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客人跑了一半，盐商这才知道九袋爷的厉害，才知道自己嬲了大祸。他托街坊去向九袋爷求情。九袋爷在河码头边一棵大树下睡觉，根本不理睬。盐商无奈，只好预备了两个腊猪头两坛老酒，亲自去谢罪，还通过街坊买通了一个七袋，也就是级别仅次于九袋爷的丐头，从旁撮合。戴世清这才微微睁开眼皮，狠狠地说天气好热。
    盐商赶紧上前给他打扇。
    戴世清一个哈欠喷出来，挥挥手，说我晓得了。
    他意思很含糊。但盐商讨得这句话已经很不易，回家，竟然发现叫花子已经散去，只留下四个自称是五袋的小丐头，围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不过分。
    盐商笑着说吃吧吃吧，亲自为他们斟酒。
    流丐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戴世清做到这点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事。据说原来的九袋是个江西跛子，勇武过人，一根铁拐棍在丐帮里无人能敌。但此人 心黑，收取的袋金太重，划定丐田的时候，好田尽归他侄儿，也就是说油水足的地段从不公平分派。当时位居七袋的戴世清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黑夜，率领两个弟子将其乱砖砸死。他当了九袋以后，办事比前朝公道，重划丐田，肥瘦搭配，定期轮换，让每个人都不吃亏，都有机会到大户家“刷碗”。他还规定帮内人凡有病痛不能下田的时候，可以吃公田，到他那里支取一定袋金，这更使帮内无人不感激。
    九袋爷不仅有丐德，还有丐才。河边有一个五莲禅寺，有一颗从普陀山请来的舍利子，香火很旺，即个和尚眼看越长越肥了。但从来没有人从那里讨回过一碗米，怕得罪菩萨，也不敢去那里强取。戴九袋爷不信邪，偏要刷刷这只“碗”。他独身前往，求见住持法师，说是疑心寺里所藏舍利子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和尚没有提防，小心翼翼的从玻璃瓶里取出舍利，放到他手中。他二话不说，一口就将那颗舍利吞下了肚去，气得对方浑身发抖，揪住他的衣襟就打。
   “一到你们这儿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秃卵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而来拜访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片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置。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花子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坎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 ，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每月的初一十五才亲躬，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那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每人一个袋子或者一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的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 一家的门，见了人先磕头 。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道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位乞丐富农，使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的时候把它当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花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去一家家“数碗”，也就是借讨饭为名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花子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牢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到；背时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同两袋米。然后红斑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绕得脚上不见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得盘尼西林，于他一点也不起作用。他跪在牢门前将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你们杀了我！快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到了街上好跑是不是？”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
    看守冷笑：“你不要到我面前来耍诡计。”
   “不是耍诡计，你们要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去去去，下午搬窑砖。”看守不想再啰嗦。
   “不行不行，我搬不得砖。”
   “不搬也得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要整直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人员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世清还缩在被子里。有人去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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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285注：舍利故事，出《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三•无赖一•士子吞舍利》。原文云：唐洛中，顷年有僧，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僧遂出瓶授与，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当然，此文中故事要生动些。“疑心寺里所藏舍利子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 那就不得不让看了。

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浮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也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癌变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着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的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坛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气 流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孕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返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递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
    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同。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斯”。屈原《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渲，流激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 “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又坏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错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马疤子（以及1948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个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大人物，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分。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了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录下他的话，满园子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一九八二年这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国 共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它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炼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 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妆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化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拨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锅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摊子等等 ——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1948”，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1948”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同有以下一些：
   （1 ）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2 ）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 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 3）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个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这种办法倒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功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 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 4 ）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5 ）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 ，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 下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淌水过。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枝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一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 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么去找共产党。王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 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么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么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 。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 ———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 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 系，与B 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 系企图在H 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 系。不管怎么样，B 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 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人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 系或H 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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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蘸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蘸，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 口中念念有辞。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捷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经常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作“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秘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叫作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蘸，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 打醮。
    他说打蘸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从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各路杆了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均表示立了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也就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亡木笼子里示众三天，穿铁丝的肉洞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炼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翻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它杆子另眼相着。
    从那以后，马痞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它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作“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从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打起发

    《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1 ）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2 ）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
    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 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涌了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裙子，热得满头大汗 ，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祥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 ：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祥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撩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过，认出了是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 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工夫，也说不了话，但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骇了大家，尤其是骇了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织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的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 ，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表示抓得好。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 系和H 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 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方；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可以利用马疤子牵制H 系，那么好吧，H 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下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嘎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师长！三爷！他二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蹦蹦蹦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嘴湾才投降的呀！你要作主呀！”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有一个婆娘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劈面一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呵。你还人来！还人来呵——”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的衣襟已经撕破，手上已经被对方抓出了两道血痕。
    马慢慢才听明白。在他去上面开会的这一阵，县里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计划更大的暴动，不料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暴动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政府通知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 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 ，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 ，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